跨越增长模式陷阱

中国经济为何持续多年放缓？是否会继续放缓甚至硬着陆？增长模式如何转变？国际贸易战会否打响？全球治理何去何从？一众国内外顶级学者试图给出答案。

记者／赵福帅

史蒂芬·罗奇的嗓子哑了，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因为在北京的这几天里花了太多的时间说话。这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一向唱多中国。此次来北京，他是专程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及论坛承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跨越2020学术讨论会。

不过他现在似乎也有些不确定了。“我真的替中国觉得担忧，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情景要考虑，可能今天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困惑，而不是减少了困惑。”

罗奇少有的大篇幅讲到，在美国、欧洲、部分新兴市场爆发危机后，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尽管他本人依旧是乐观派。

经历去年以来全球经济继续低迷和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从达沃斯小镇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再到海南博鳌，境内外政商学大咖车水马龙，密集穿梭。

中国经济为何持续多年放缓？会否继续放缓甚至硬着陆？增长模式如何转变？国际贸易战会否打响？一场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否在天边招手？全球治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被反复提及，陡升的困惑笼罩着每个人。难怪罗奇的嗓子哑了。

增速为何持续下滑

尽管目前对中国增长放缓有不同解释，有少部分声音预测中国增长将很快回升，但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德怀特·珀金斯与多数人观点一致，他认为，中国增长放缓是由于追赶型高增长时期的结束，每个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高收入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即使中国狠抓改革，其增长也可能继续放缓。如果采取不当措施，则会大幅下跌。如果全球贸易战爆发，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停滞，即增长率不足以支持中国继续迈向高收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是“老中国通”。他把GDP从供给侧拆分为劳动、资本、TFP（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与韩国、中国台湾类似的增长阶段对照发现，中国2008年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相当于1977年的中国台湾、1984年的韩国。相比之下，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速下跌更大，资本存量增速提高有违常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急剧下滑。

杜大伟惊讶于中国近年的资本存量增速出人意料地呈加快趋势，也就是说，虽然收益递减，但中国仍通过提高投资增速，以弥补投资收益下滑。通俗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产生1元GDP需要投入1元信贷，近期则需要3元信贷。

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则从2000-2007年的3.6%急剧下滑到2008-2015年的0.8%。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生产率增速正几乎不可避免地放缓，原因在于中国的服务业比重上升，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都慢于制造业。此外，畸形膨胀的地产经济使得第二产业中建筑业比重上升过快，大量农民工从制造业转岗，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远慢于制造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长期关注全球化与分配等议题，可说是黑天鹅事件的预言者。

他似乎并不赞同将中国与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简单类比。“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必须非常小心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处在中国同样的地位。中国是一个孤例。”

斯蒂格利茨回顾，35年前如果有人说中国可以每年增长10%，当时人都会笑起来，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即便日本。但是中国后来做到了。

在其看来，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在于其庞大的规模、与先进国家依旧巨大的人均差距、内部不同区域行业群体的层次性，这些都成为中国巨大的增长空间。

“我认为，中国增长放缓，供给和需求的因素都存在，但最根本的是总需求不足。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斯蒂格利茨的观察似乎与中国官方不同。在其看来，供给侧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平稳，但是教育水平仍在改善，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效率部门到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仍在进行。“但是这种转换若没有需求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增加需求是最关键的主导因素。”

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把去产能看得太重了，不是未来增长的最核心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也呼应表示：“我们都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努力，不是一两年做成的，适当增加总需求其实是需要的。当然我不是说要用投资拉动，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增加消费。”

增长模式陷阱

中国内地近年的经济增速为何比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下跌更大？会否继续大幅下跌？多位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增长模式转换受阻。

杜大伟回忆，2000-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3.6%的增速相当不同寻常，背后有众多因素。中国为获准加入世贸组织，大幅提高了对外开放和改革的力度。在美国等国际需求驱动下，中国出口激增，出口的大多是工业品，主要来自私人部门，相比国企，私人部门有更高的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种增长模式戛然而止。

为应对全球性危机，中国推出大规模针对基础设施的刺激计划，虽然提振了总需求，用内需弥补外需，但属于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它对出口行业的私人部门帮助不大，受益的主要是钢铁、煤炭、水泥、发电等重工业国有部门。这种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且高度依赖大规模信贷刺激。

此外，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变也会对很多经济体带来增长的挑战，对中国挑战尤其严峻。因为中国出口导向工业由私人部门主导，而现代服务业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这些部门仍在很大程度上不开放。“在限制外国投资方面，中国的力度总体上远大于其他新兴市场，比如，其他金砖国家。”杜大伟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守英的观点引起了珀金斯等的兴趣。在其看来，无论世界工厂还是基础设施刺激背后，土地都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

2008年前，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一面以极低的工业地价发展世界工厂，一面以极高的住宅地价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地又通过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等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政府、房地产企业还是居民，都主要依赖银行信贷，银行资金的背后主要依赖土地抵押融资。宏观调控的工具，一是放货币，一是放土地，经济又增长了几年。”

珀金斯表示理解过去中国住宅和基建的高增长，“毫无疑问，20-30年前，中国在经历长期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后，迫切需要大规模弥补在住宅和基础设施的不足。但现在中国已经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住宅的总量也已经足够。”

他提醒首先要注意一些特定的大规模投资的收益正越来越少。中国的投资有一半用于生产消费品和出口品的固定资产所需投资，但另一半则流向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

珀金斯指出，过去十多年，尽管中国领导人一直想促使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但却很难实现。

因为中国居民收入只占GDP的60%，居民储蓄率又高达38.5%，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只有5%，德国只有10%。对于98%-99%的较低收入者，储蓄是为了养老和医疗。对于1%-2%的高收入者，其消费倾向很低。

“这类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的，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仍将维持高位，中国还将维持投资驱动型增长。”在珀金斯看来这恐怕是中国必须面对的。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若干年下来，目前这套放土地、放信贷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刘守英充满忧虑。

他研究发现，2013年开始，尽管还在放土地，但是增速已经上不去。地方以廉价土地招商引资效果也大打折扣。同时，土地供应结构更为扭曲，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近年保持稳定，但基础设施用地占比继续上升，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更直接问题是伴随土地出让（征迁）成本上升，2015年地方政府出让净收益下降到20%，土地财政的愿望正在落空。

“畸形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导致阶级重现和固化，对治理能力提出强大挑战。一部分人奋斗一辈子也达不到同龄人的起点，已经不相信奋斗了，就会找寻不公平不平等的根源。这些被忽视的群体和声音会否最终引发类似国际上的变化，他们的答案可能是错的，但是感知是对的。”某专家表示。

在会后的餐桌上，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陶然等多位专家展开热烈探讨和争论。他不赞同中国主权资产远大于主权负债的乐观说法，“一旦房地产价格缩水，各种坏账暴露，资产负债表是否还有这么光鲜？恐怕债务还是那些，但资产却大幅缩水，还卖不出去。”陶然告诉《凤凰周刊》。

杜大伟直言，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让众多风险有累积的可能，比如，金融危机和汇率危机。

信贷缺口是金融危机的关键先行指标，中国的信贷缺口约为GDP的30个百分点，这个指标正在拉响警报。虽然中国官方，如权威人士也指出有必要降低杠杆率，但是信贷增长仍保持着远高于名义GDP增长的速度。

杜大伟认为，中国的特殊性使得国家干预可以避免传统的金融危机，但也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最近中国宣布成立一个3500亿元的新基金，用于帮助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这笔钱来自经营良好的国企，这相当于对更成功的企业征税，以补贴那些生产率低下的企业。这可能最终导致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

广义货币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是货币危机的较可靠的先行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一国金融由银行主导，且资本账户开放，则上述比率达到5就是报警信号。“中国这一指标目前接近7，不免让人担忧，如果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则可能已经面临货币危机的风险。所以去年中国收紧资本管制确实是明智之举。”

他也赞同中国官方说法，从基本面看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基础，中国贸易顺差规模庞大，不存在竞争力问题。但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大量资本试图离开并非没有理由。“储备减少和资本外流压力让人有理由担忧：不管主管部门怎么说，货币大幅贬值风险可能不可避免。”

长期对华乐观的罗奇分析起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变得忧虑起来。因为有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1%，这将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猛烈的冲击。亚洲相邻的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5个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俄国、加拿大等资源型经济体；德国、日本、美国3个大型经济体，都把中国作为重要出口市场。

“李克强总理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不要担心硬着陆！当你听到高层领导以这么自信的口吻强调的时候，我想你就可以放心了。”罗奇似乎又重新乐观起来。

某专家告诉《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增速现在已经基本触底了。不要关注滞胀，这是伪命题，滞胀意味着增长停滞，中国不是。不过其后来又表达困惑：前些年我们对中国经济非常确定，谁也没想到后来减速了。现在看未来，感到不确定了，而且是结构性、全球性不确定。目前看，实现小康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高收入，是势在必得，问题不大。但再远就看不清了。

2017年3月21日，钓鱼台国宾馆。“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研讨会。

新增长模式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产生需求，这种需求不是通过信贷刺激产生，那么新的需求在哪里呢？如何融资来满足这种需求呢？这就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斯蒂格利茨说。

众多专家几乎达成共识，中国经济的新需求点和新增长点在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品，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改革与投资，将一举缓解多重问题，比如，需求不足、投资收益下滑、收入分配、资本与消费外流等。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为上述公共品融资的渠道众多，可不依靠土地-信贷模式。他列出几个重要的税收途径。“比如，碳税，中国有一些类似碳税的政策，但并不是真正的碳税。资本利得税中国现在还没有。美国不平等主要的来源是资本利得税。第三是房地产税。”

在杜大伟看来，要避免经济危机，并恢复健康的增长，中国必须考虑积极推进一系列改革。他表示，三中全会规划了一些改革计划，包括私人部门和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关闭僵尸企业，加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但在这一议程的落实上，中国过去几年并未取得太大进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凤凰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很多重大改革目前难以落实，存在执行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形成一个动真格的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

刘遵义就建议，中国可建立一个绿色GDP指标体系，“空气清新了、没有雾霾了，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没有反映在GDP里面。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环境、民生等福祉反映出来，这样各界就更有动力去做。”

国际环境是否支持？

“未来几年最大的风险是国际环境，世界的时代主题可能不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竞争与冲突’。”某专家表示。

“这一轮全球化结束了，重大战略机遇期可能没了。未来可能更像1920-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呢，还是更像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呢？”另一位专家在会后的饭桌上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探讨。

“假设国际环境继续整体上对欠发达国家尤其中国的发展是支持的，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将仍能保持相对迅猛的4%-6%的增速。但是国际环境是否支持呢？”珀金斯并不确定。

某企业高管聆听四天会议后，似有不满。“大家讨论这么多，但对特朗普风险还是估计不足，顺差3500亿美元，无论你怎么计算，美国都不会接受，怎么减掉是大问题，绕不开的。不行就一次买10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

其实，罗奇对中国经济未来所设想的四个情景之一就是“特朗普冲击”。“这是一个灾难。我对他没有什么好话要说，我只是希望美国在未来十年能够平安地存活下去。”

相比罗奇的“偏见”，珀金斯的分析更为理性。在他看来，新的美国政府领袖表现出试图根本上改变二战后使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受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可能巩固全球繁荣，也可能终结这个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包括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内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成为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一些人认为美国可能试图让世界重新经历1920-1930年代的失败政策。

“贸易战传言甚嚣尘上，如果真的发生，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将生产重新安置在国内，这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

珀金斯测算，如果打响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影响会更大，因为中国对美出口远大于美国对中出口。美国出口总额占GDP的12%-13%，对华出口占其出口的8%-9%；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21%，对美出口占其出口20%。

如果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以更方便地抵制中国出口，其后果就更加复杂。

“比大萧条更早发生的欧洲尤其德国经济危机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滋生，这才是战争爆发的真正根源。日本当时的情况类似，农村的萧条尤其在军队中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核武器被牢牢掌握在各大国手中，但近期对战争风险的讨论重新出现。

珀金斯担忧，美国和中国如果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是否会滋生相似的情绪？他提醒必须避免引发相关经济状况从而助长这类情绪的滋生，并严防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支配国内外政治。

“好消息是，短时间内德国、日本、英国、中国都不太可能加入这一行列，只有一个国家有可能推选奉行民族主义、反移民、反贸易的领袖上台，那就是勒庞当选后的法国。”

珀金斯认为局面远未失控。在经济层面，美国想针对性提升关税都极其困难。比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内地组装，但负责组装的公司来自中国台湾，当产品最终运送到美国时，来自中国的成本仅占16%，美国和欧洲却分别占36%和22%。对中国产品提升关税，也就意味着对众多地区公司提升关税。

在罗奇看来，美国对华打贸易战没多少好处。因为美国对100多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如果打压中国，其贸易逆差就会转向其他国家，其实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郑永年告诉《凤凰周刊》，“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都反对特朗普。其实特朗普是合理的，国内经济社会确实需要整顿，但很难成功，华尔街等太强大。”

他认为，特朗普当选对中国反而是好事，“有的人是确定的，就没的谈了，他是不确定的，才有的谈啊，关键看你把握了。”

对上述专家饭桌上的询问，郑永年表示，只能说对未来国际很不乐观。

他提醒中国万万不可加入TPP，那样将把美国的左中右全部得罪，包括支持退出TPP的群体，“人的心理就这样”。

郑永年预测，全球治理接下来可能是周朝的封建模式，几个大国各管一块儿。“但有些大国不好说，其周边国家危险。中国不能出头，应继续发展，积蓄实力，文化上形成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融合，才能在未来贡献更大力量。”

罗奇尽管看好中国，但也并不支持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角色。“如果真让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而不关注我们讨论的国内问题，中国一定会出事儿的。历史上很多大国都是因为太多关注国际事务而减少对国内事务关注，最终走向衰落的。”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