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为发现新的文学天才而激动，也因文坛上的谬误言论而激愤。他一生总共写下一千多篇评论文章，笔挟风雷，纵横捭阖，成为影响深远的文艺批评家和新文学的预言家。
文/陈安
俄国人喜欢用“父亲”来称誉他们国家某个领域内的创始者、奠基人、发明者。罗蒙诺索夫是“文明之父”，普希金是“文学之父”，格林卡是“音乐之父”，这些都容易理解，而要知道别林斯基为何被称为“俄国知识分子之父”，似需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生于现属芬兰赫尔辛基的斯维阿堡，成长在莫斯科东南部的奔萨省切姆巴尔镇（今别林斯基）。不像他的朋友赫尔岑、巴枯宁都是出生在官僚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外省的清贫医生，平凡的家庭使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平民百姓”。外省乡僻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质朴而又敏感、率真而又冲动的性格。
1829至1832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三年级时被开除，原因是他“身体羸弱，旷废学业”再加“智能低下”。他确实患有肺病，体质不强健，老师讲课平庸，他常旷课自修；穷得没钱，就写稿挣点稿费，而他笔下那部通俗话剧《德米特里·卡里宁》所揭露的是农奴制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校方自然可用各种借口把他赶出校门。不过，这一挫折倒是更坚定了他反对农奴制、反对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决心，他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以致叱咤风云、声名远播，被誉为“俄国知识界的良心”。
作为批评家，他有善于发现的眼光，更有敢于批评的胆量，当遇到真诚而优秀的作品时，他总是欣喜若狂不吝赞美，但遇到曾经激赏的作家“堕落”为专制的歌颂者，他则会义正辞严、不留情面地批评。他的一生何其短暂，却终身践行着知识分子的批评职责，开一代文学批评风气之先。
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
走上文学批评之路
有人在公开场合攻击恰达耶夫，诋毁他那本锋芒直指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的《哲学书简》，说他活该被沙皇称为“疯子”，在场的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给予当头棒喝：“在更文明的国家里，发表这种见解的人自有断头台侍候。”
被开除出校以后，别林斯基没有放弃学业，反而加紧学习，探求真理，研究现实。他起初喜欢哲学家黑格尔，相信他的哲学命题“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以致认为俄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合理的，赫尔岑曾为此与他激烈争论。但随着1840年俄国解放农奴运动的兴起，他终于认识到现实的农奴制是不合理的，必须加以废除。
探讨哲学之余，他更致力于俄国文学和美学的研究，常为作家、诗人们的优秀作品所感动，为发现新的文学天才而激动，也因文坛上的谬误言论而激愤，于是撰写评论，笔挟风雷，痛快淋漓，故得外号“狂暴的维萨里昂”。他一生总共写下一千多篇评论文章，笔锋所至，纵横捭阖，成为影响深远的文艺批评家和新文学的预言家。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杂志是别林斯基的用武之地。1833年至1847年，他先后担任《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评论家或主编。但各家刊物的报酬都微乎其微，他的经济困窘状况，用他自己说的话，“夜里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住过的一个小寓所，“窗户对着马棚和粪池，从未见过阳光”。他因此意识到，“生活不是快乐的宴席、节日般的欢腾，而是工作、斗争、穷困和苦难的经历。”
他自然也想生活得更好，所以要“看谁给的钱多”，要比一比哪家杂志待遇稍微好一点，但他又说：“（这些杂志）不能限制我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因为我的文学良心对我至为珍贵”。他在给作家朋友巴纳耶夫的信中写道：“我衣衫弊旧，形同乞丐。万一事情到了这样一步，竟至有人对我说：要么放弃独立不羁的信仰，要么饿死——我也会有足够的力量，宁愿像个畜生一样饿死，也不愿可耻地让一群狗把我活活吃掉。”
1834年，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学的幻想》在《望远镜》发表，被视为俄国知识分子报刊评论的开端。此文概括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俄国文学的发展，指出这一发展过程是俄国文学逐渐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形成自己民族独特性的过程。
文中对俄国文学界存在的问题同样直言不讳，如针对等级观念、权威崇拜等现象，他写道：“我国文学界迄今仍然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于权威的崇拜：我们在文学方面也对爵位等级毕恭毕敬，不敢公开讲出关于那些显贵们的真话；我们谈及名作家时总是限于空洞的感叹和夸大其词的恭维：谁要是对他们直言不讳、实话实说，那简直是亵渎神圣！”
发现和推举众多天才作家
别林斯基欣喜地看到一代天才作家、诗人陆续出现在俄国文坛，他是他们最早的发现者和推荐者，也是最热情的评论者和赞许者。
读一读他所写的关于“民族大诗人”普希金的多篇论文，就可知道他多么爱诗、懂诗，多么理解和崇敬普希金。他称普希金是“第一个偷到维纳斯腰带的俄国诗人”，赞赏其抒情诗的美和优雅、适度和匀称，是“韵文中的音乐”、“诗中的雕刻”；称颂诗人的真情和艺术的诚恳，“以生活的现实和永远优美的思想作诗的土壤”。
果戈理一崭露头角，他就撰文喝彩，连发多篇文章评论他的《死魂灵》，又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一文中，充分肯定其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对生活的惊人真实的反映”。他认为，普希金是诗歌中最伟大的人，果戈理则是散文中最伟大的人，他对果戈理的褒扬，有力地促进了以果戈理为旗帜的“自然派”的迅速形成和壮大。
接着是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45年初夏，《现代人》编辑、年轻诗人涅克拉索夫，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的书稿，读毕后就急忙去找别林斯基，对他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而《穷人》的写作确实受到果戈理《外套》的启发。别林斯基起初觉得天才人物不会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哪里有那么多果戈理？但一读书稿就“激动得不行”，读完后马上叫涅克拉索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到家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年24岁，比别林斯基小10岁，极爱读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但又觉得他是一个“严厉可怕的人”，以为“他会嘲笑我的《穷人》”，所以去见面时不禁心慌意乱，一看到他“燃烧般的眼睛”、听到他“大叫般的说话声”，更感到有点可怕。其实，别林斯基是因这个天才的出现而喜出望外，兴奋地大声说了大段赞辞。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到事物的本质，一笔就把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并说这是“艺术性的秘密”、“艺术中的真理”。
他热情地鼓励这个新秀：“真理展示在您这位艺术家面前，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位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家里出来后，抬头凝望天空，感觉到生活里出现了“庄严的一刻”、“永久的转变”。这位大作家的处女作，就因别林斯基的支持而得以问世。
又一个年轻天才莱蒙托夫也没有被别林斯基忽视。别林斯基比莱蒙托夫大3岁，他俩都是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的。1837年，两人在高加索相识。1840年，莱蒙托夫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而被关在禁闭室，社会舆论对他甚为不利，但别林斯基去探望他，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就英国文学、俄国文学畅谈近4个小时，别林斯基事后对巴纳耶夫感慨道：“莱蒙托夫的话里有那么多真知灼见，那么深刻而又淳朴！他的美感该有多丰富！他有一颗多么细腻敏感的诗的心灵！”
后来，别林斯基这样预言：“暂时我们还不想把莱蒙托夫称作拜伦、歌德或普希金，也不想说他将来会变成拜伦、歌德或者普希金：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变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却会变成莱蒙托夫。……他的诗歌是我们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中一个全新的环节。”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见给别林斯基的涅克拉索夫，在文学创作上也曾受到别林斯基的指点和提携。他的第一本诗集《幻想与声音》大多为模仿之作，被别林斯基批评为缺乏独创性，他因此感到痛苦，一度停止写诗。
后来，涅克拉索夫全面接受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在长篇小说《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奇遇》里大量引用别林斯基的论述。他主办《现代人》杂志时，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务，团结了文学界的进步力量，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并预言他“将在文学上产生影响”。涅克拉索夫后来确实成为俄国农奴解放运动的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的歌手，写下了《严寒，通红的鼻子》《俄罗斯妇女》《谁能在俄罗斯过好日子》等力作。
油画《临终前的别林斯基》
与屠格涅夫的莫逆之交
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的莫逆之交，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正是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开始正视文学创作，而不再停滞于“客串”状态。他起先觉得领取稿酬有损尊严，别林斯基责问他：“您竟认为因您的脑力劳动给您付钱是一种耻辱？我真为您感到羞愧、痛心。”从此，屠格涅夫一直尊重作家的劳动，并以身为作家为荣。
1843年，屠格涅夫所写的长篇叙事诗《帕拉莎》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在《祖国纪事》的一篇评论中，别林斯基写道：“长诗显示了非凡的天才、准确的观察力，揭示了俄国生活秘密，思想深刻，优美微妙，感情丰富，又蕴含讽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除了创作才能外，他心中还怀着这个时代的所有悲痛和疑惑，他是我们的时代之子。”
1846年，《现代人》杂志刊登屠格涅夫的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别林斯基读后欣喜地对他说：“你简直想象不到，《霍尔和卡里内奇》多么了不起。这不只是我的看法，而是公众的结论。”屠格涅夫深受鼓舞，又连续写了20多篇特写，最后集结为《猎人笔记》出版，其中，反农奴制倾向最强烈的《总管》尤其博得别林斯基的称许。
别林斯基从屠格涅夫身上看到许多优点：绝顶聪明，思想敏锐，有自己的见地，性格善良温和；除了文学创作，也研究哲学，熟悉最新哲学思潮，善于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和新人物。这便使别林斯基有了一个就哲学问题进行辩论的对手，而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对农奴制的憎恶，使他们总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曾在彼得堡郊外一起度夏，漫步于松树林中，倾心长谈，也激烈争论。每次分别后，病弱的别林斯基常觉得自己“孤苦伶仃”而潸然泪下。
在别林斯基辞世35年后，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根据他的遗嘱，遗体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紧挨别林斯基的坟茔。
致果戈理的批评信
对于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者米尔斯基曾在《俄国文学史》中评价道：“别林斯基标志着贵族阶级作用的终结，预示超越阶级的平民知识分子获得文化领导权。他是‘杂志人’朝代的第一人，此类‘杂志人’对俄国激进舆论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他似乎成了俄国激进派的守护神，直至今日，唯有他的名字不受批评。”
关于别林斯基的激进思想和改造世界的热情，我们似可用他与果戈理的书信论战加以佐证。那是1847年，也即他病逝的前一年，他读到果戈理在国外编选的《与友人书信选》。他没有料到，自己大力支持过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竟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书中宣扬忠君思想，把对俄罗斯的爱与对沙皇的爱相提并论，又直接吹捧教会，要大家“用生命去捍卫教会”，声称“俄罗斯就是你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里似乎已没有《死魂灵》中的农奴主、《钦差大臣》中的贪婪官僚，整个俄罗斯完全是安静、和谐、田园诗般的景色，也就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去废除农奴制。
别林斯基立即撰写长文评论《与友人书信选》，对果戈理所宣扬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不久后，靠赫尔岑等友人筹款资助，他出国治病。疗养期间，他收到果戈理一封抱怨泄愤的信。当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义愤填膺，不顾病情，连续三天写信，也即后来成为名篇的《致果戈理的信》。
在这封长信里，别林斯基不客气地把果戈理称为“皮鞭的宣扬者，无知的传播者，蒙昧和黑暗的捍卫者，鞑靼习俗的颂扬者”，并称“俄国需要的不是布道（她已经听够了！），也不是祷告（她已经做得太多了！），而是人民的觉醒，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尊严感都被掩埋在尘垢之中和垃圾堆里；她需要遵循常识和正义的权利和法律，而不是遵奉教会布道的权利和法律，并尽可能最严格地加以实施。”
俄国的农奴制使别林斯基联想到美国的奴隶制，他说，俄国不应像美国那样做奴隶交易，不应像美国种植园主那样不把黑人当作人，残酷地剥削黑奴。他指出：“今天俄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废除农奴制和肉体惩罚，至少要让现存法律得到尽可能严格的实施。”
别林斯基把信寄给了果戈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假若公之于众，他显然会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但信的手抄本流传很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得到一份，在别林斯基去世一年后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他满腔热情朗读这封信，获得全场热烈掌声，却因有人告密，他被逮捕并判处死刑，经历了假枪毙的惊心动魄时刻，后被改为入狱和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赫尔岑看来，《致果戈理的信》是别林斯基的“精神遗嘱”，写信后的第二年，他就贫病交加而死，年仅37岁。他的丧葬费由朋友们凑集，大家把购其藏书的钱交给了他的妻子奥尔洛娃，屠格涅夫把他的女儿收为义女。
屠格涅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写道，“他为人处世真诚淳朴，用整个生命去贴近人民的心。凭着惊人的锐利眼光，他迅即认清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无所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断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而有力地、信心十足地说出来。”
保守的斯拉夫派文人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并不喜欢别林斯基，但在游历俄国许多乡镇后不得不承认别林斯基在民众中的声望，他写道：“每一个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个在乡下生活的肮脏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村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的人、诚实的医生、大无畏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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