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钓鱼岛的日本人

“归还”钓鱼岛的日本人

“非国民”井上清

特约撰稿员／俞天任

今天，钓鱼岛再度成为中日关系的热点，但很少人知道，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几乎全部出自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的研究成果。

井上清的名字很容易和《天平之瓮》与《敦煌》的作者井上靖混淆，因为井上靖这两部小说都曾被改编为电影，并在中国上映过，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更高。实际上，这是两位与中国都有良好关系的井上先生，井上靖是小说家，而井上清则是京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井上清，1913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的高知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部国史科。作为日本近代史专家，他于战前就开始研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代史。战前他在文部省从事研究工作，战后则移籍京都大学从事专门研究工作。1954年，井上清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61至1977年期间任教授。

钓鱼岛问题研究第一人

1971年，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几乎同时对钓鱼岛声明了主权要求之后，战后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说不到一起的日本人却万众一声，就连一直倾向于左翼的日共和《朝日新闻》也发表声明认为：钓鱼岛在清朝和明朝只是航海的标志，中国虽然在明朝就把钓鱼岛编入了海上防卫区域，但这和“主权领有”并不是同一概念。因此他们支持“钓鱼岛原来是无主地”的概念，坚持日本政府在1895年将其编入日本领土的行动是有效的。即使是一直主张日中友好、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社会党，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同样主张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然而，井上清教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现在日本人对钓鱼岛所使用的日方名称“尖阁列岛”，是于1900年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黑岩桓命名的。这引起了井上清教授的研究兴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钓鱼岛就很有可能是日本趁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混乱从中国抢来的，这样，根据日本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该岛就应该无条件地归还中国才对，怎么倒在1970年代又成了领土争端？这是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一种迹象呢？

抱着对军国主义复活的疑虑，井上清教授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1972年2月号的《历史研究》月刊上，井上清发表了《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这是他关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第一次公开论述。同期的《日中文化交流》刊载了同文的略述版本。

5月4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电讯的方式在头版发表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发表文章，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全文翻译了《日中文化交流》杂志中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从此，井上清教授提出来的论据就成了海峡两岸的共同论据。

在该文中，井上清根据明史档案资料，指出：钓鱼岛进入中国文献不晚于16世纪，明朝陈侃、郭汝霖两位前往琉球的册封使的笔记中明确显示，钓鱼岛以西的久米岛才属于琉球，而西面的钓鱼岛显然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中国领土。钓鱼岛被日本据为己有，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按《开罗宣言》精神，它理当属于中国。

在文中，井上清还特意强调：“赤尾屿在地理上是钓鱼岛、黄尾屿等一系列中国大陆架边缘的岛屿……不能只注意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而忽略了赤尾屿。为此，从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掠夺了这些岛屿之后所取的‘尖阁列岛’这个名称，而以历史上唯一正确的名称亦即‘在以钓鱼岛为代表，包括东到赤尾屿等一系列岛屿’这种意义上称之为钓鱼列岛或钓鱼群岛，这才是正确的称呼。”

1972年10月，井上清在现代评论社出版了专著《“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解明》，集中研究了钓鱼岛问题和冲绳历史，以大量史料说明钓鱼岛不是“无主之地”，而是一直在中国的领有之下，日本是趁着甲午战争之后的混乱掠夺而来。

该书出版半年后，它首先在香港被译为中文，以《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之名出版发行。随后台湾也出版发行了中译本。当时大陆因“文革”而未出版，直至25年后的1997年，大陆才翻译出版了井上清先生的这部力作，易名为《钓鱼岛——历史与主权》。

中共的同盟军？

井上清以钓鱼岛归属问题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不过他的专业其实是日本近代史，主要研究对象本应是天皇制和日本的部落民问题。但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关注，却不能仅仅归因于一个“偶然发现”引发的意外课题，它也和井上清教授一生的政治理念和追求有关。

从战前开始，井上清教授实际上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近代史，被称为“讲座派”成员。

马克思主义传到日本的时间比传到中国要早很多，《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就比中文译本要早16年，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一直有很大影响。即使在战时，号称是“天皇的官吏养成所”的东京帝国大学也没有禁止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中读马克思的著作更是一种时髦。

马克思主义在战前日本的影响力，甚至影响到军界。在战后被判决为甲级战犯的星野直树、贺屋兴宣以及因为甲级战犯嫌疑而被抓进过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鲇川义介等人，都对《资本论》十分熟悉。就连甲级战犯中佐藤贤了这样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的赳赳武夫，也在回忆录中叙述，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买的第一本书就是《资本论》。

1985年9月28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和夫人。

随着战后民主化浪潮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随即流行。实际上，战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应用在经济学研究，战后才扩展到了社会学和组织学范畴，而井上清教授在日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第一人。井上清教授使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不光是赶时髦，他是从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历史和其对亚洲及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得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这个结论的，他认为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就应该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

由此动机，井上清在战后的研究对象就转到了天皇制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日本军队和军部或“部落民”等与日本军国主义直接相关的问题，并认为不解决日本社会中的一些根本性矛盾就永远无法根除日本帝国主义复兴的可能。

对外关系上，井上清一直主张对华友好。他认为只有一个强大而爱好和平的中国才是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重要因素。他甚至为此成为极端的亲中派。

井上清教授虽非日共党员，但一直是日共的支持和同情者；同样，日共也是井上清教授最坚决的支持团体。不过，这种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断绝了。因为1966年日共拒绝在中苏论战中一边倒地支持中共，从建党以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共、日共因此分道扬镳。此后日共对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而中共的忠实拥趸井上清则坚定站在支持中共一边。

1967年，正值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日本发生了一起“善邻学生会馆事件”。东京有一座叫做“善邻学生会馆”的建筑物，是原来伪满时代的留学生宿舍，战后还是作为中国留学生宿舍在用，一楼则为日中友好协会的办公室。日共和中共交恶之后，日中友协也发生了分裂，而留学生团体基本上站在亲中共的日中友协一边。为了争夺对会馆的使用权，两派大打出手，是为“善邻学生会馆”事件。这次事件中，井上清坚决地站在留学生一边，把日共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上纲上线为“和侵略战争时代一样煽动日本青年攻击中国青年”。

那次事件后，井上清教授彻底断绝了和日共的往来。转而和大塚有章合作创办了一所“毛泽东思想学院”，继续政治活动。井上清由此成为中共最坚定的同盟军。1960年，井上清访苏时顺道首次访问中国，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此后他一共访问中国30余次。

井上清教授在有关中国“文革”问题上所持立场别于日共，或因其专业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他对当时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像日共那样拥有第一手资料，只是按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在行事。后来，“文革”的玫瑰色光环被打破，井上清教授不得不面对令人尴尬的现实。1997年，中共与日共两党再次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井上清教授也和日共恢复了关系。日共机关报《赤旗》上所刊登的支持者名单中，再次出现了井上清教授的名字。

渐被遗忘的老人

1972年井上清在日本举国上下舆论一致的情况下，提出钓鱼岛属于中国，是需要相当大的反潮流勇气的。而井上清教授的著作的确坚实有力，以至于在出版后的40年中，对其提出批判的只有奥原敏雄和原田禹雄两人。其余的日本人都是要么装作不知道有过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得如此之深刻的一位井上清教授，要么干脆闷声大发财。

今天，中国在陈述钓鱼岛主权问题时所使用的证据和历史事实，无论是官方说法还是各种学术研究著作，不但来自日本方面的有力证据全部来自井上清，甚至引自中国古籍上的说法，也多半来自井上清的发现整理。

关于钓鱼岛的中国主权归属问题，井上清教授不但是第一个专门研究的学者，甚至有可能只有他才如此认真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在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井上清教授名誉博士学位。

不能不称其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有不少大陆新出版的钓鱼岛学术论著，全盘借用了井上清费尽心力从日方史料和档案中找到的证据，却假装世界上从来没有“井上清”这个人的存在。它造成的结果是：在中国相关学界，人人皆知井上清，但中国大众却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井上清。

2001年11月23日，88岁的井上清去世。

2002年12月，井上夫人井上初江为履行井上清遗愿，将井上清生前精选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珍贵学术著作和史料计18000余册全部转赠中国社科院。这批图书一共装满440箱，从天津港运抵社科院图书馆时，用了4台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