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的靖国神社

“折翼”的靖国神社

被国家排斥的“英灵”

靖国神社的历史不过百余年，最初的教义是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在首相东条英机和外相广田弘毅等甲级战犯的名字被放入神社供奉之后，原本“安慰”、“祈福”等教义已经明显变味了。 如今的靖国神社成为一个麻烦缠身的“矛盾体”。“彰显‘英灵’的伟大从而激起国民的爱国情怀”成为其主要功用。但无论靖国神社的宗旨是“爱国主义”抑或“和平精神”，美国撤离日本时留下的宪政制度都将其死死地摁住。每当日本政要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韩等国的激烈反对，也令其狼狈不堪。

记者／林子敬

1979年4月19日，因为著名“卖国媒体”《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民众才得知，此前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的秋季大祭祀中，神社已经悄悄地将14名二战甲级战犯秘密合祀。顿时舆论哗然。

早在1966年，日本厚生省就将被处决以及死于狱中的14名甲级战犯名单递交靖国神社。1970年时由遗族会、宫内厅以及一些财界人士组成的“靖国神社崇敬者总代会”决定合祀14名甲级战犯。但当时靖国神社的宫司筑波藤麿担心合祀甲级战犯会导致天皇不再参拜，因此搁置此事。

1978年3月筑波宫司突然去世，海军少佐出身的松平永芳继任第五代宫司。松平继任后“不负众望”，当年秋季大祭祀将14名战犯秘密合祀。

松平的这一秘密举动开启了此后日本国内乃至东亚诸国就此争吵不休的大门。

靖国神社的历史不过百余年，最初的教义是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在首相东条英机和外相广田弘毅等甲级战犯的名字被放入神社供奉之后，原本“安慰”、“祈福”等教义已经明显变味了。

如今的靖国神社成为一个麻烦缠身的“矛盾体”。“彰显‘英灵’的伟大从而激起国民的爱国情怀”成为其主要功用。但无论靖国神社的宗旨是“爱国主义”抑或“和平精神”，美国撤离日本时留下的宪政制度都将其死死地摁住。每当日本政要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韩等国的激烈反对，也令其狼狈不堪。

什么人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的前身“东京招魂社”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祭奠幕末（幕府末期）戊辰战争中战死的朝廷势力军人。此后也包括敬奉明治维新之前死去的幕末“勤王志士”，比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和高杉晋作等人。

200多万“英灵”的来源多达16个，最早的戊辰战争以及明治维新“贡献”了7751位“英灵”。而后与中国相关的出处更占了一半，包括甲午战争、五三惨案（1928年，又称济南惨案）乃至二战中为日本战死的军人。

虽然靖国神社强调这些军人是“为国捐躯”，但是二战前的合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常总结为是“为天皇捐躯”——因为只有历次战争中站在天皇阵营的战死军人才能被供奉。例如为德川幕府画上句号的戊辰战争中，作为朝廷敌人的会津藩等幕府同盟的战死者们并没有被靖国神社供奉。在甄选过程中往往强调最后如何“站队”，比如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率领萨摩藩武士叛乱，为此这些戊辰战争的功臣没有成为“英灵”。

此外，被供奉者必须是战死或者死因与战争直接相关，比如因战时负伤导致战后死亡也可被供奉。不过参战并活下来，此后善终的人则不在名单之列，比如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名将乃木希典等。同时，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为甲级战犯的28人中也只有14人进入靖国神社，岸信介、贺屋兴宣等战后出狱并活跃在政坛的甲级战犯并没有被供奉。

然而，是否站在天皇阵营还得由政府（当时即陆军和海军）认定。二战前日本发生的“五·一五”以及“二·二六”等历次军人政变都打着解救天皇的旗号，“二·二六”中皇道派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天皇亲政。但是遗憾的是，政府没有认定使得他们无法成为“英灵”。

战前靖国神社由日本陆军和海军所管辖，因此合祭的死者根据陆军和海军决定、经过天皇的敕令批准后送交神社，合祭仪式上天皇本人承担祭主的角色。战后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靖国神社变成了普通的宗教法人，按理来说合祭应该根据战后遗族的要求或者靖国神社自己的调查决定。但实际上，日本厚生劳动省（下称厚生省）下面的支援局会依据《战伤病者及战死者遗族等援助法》，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名单（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然后写入灵玺簿。该法律于1954年后通过相关修订案，将甲、乙、丙级战犯也作为“公务死”一并向遗族发放抚恤金。为了区别这些人与国内罪犯的差别，法案还特别用上“法务死”而非“刑务死”。

可以说，此时的厚生省执行了战前陆军和海军省的职能，而这一点已然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据了解，支援局的工作人员中多是旧陆军和海军出身，而负责与靖国神社合作的事务小组和一般的行政业务框架完全不同。在甲级战犯合祭的问题上，前厚生省事务次官牛丸义留于2005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理解为这是厚生省内军队相关人士和靖国神社商量后送交名单的结果。”

面对舆论的谴责，前厚生省撤退援护局职员齐藤元之表示：“主要是为了照顾遗族们的心情，毕竟都是为了国家阵亡的人，不能因为《宪法》的原因就对他们置之不理。”合祀事务的处理经费由国家负担，厚生省以回答靖国神社质询的名义要求都道府县合作，此后一直持续到1986年。

然而，战后遗族们接受政府抚恤金的心情可能都一样，但是否同意被靖国神社祭祀就有所分歧了。

1911年4月，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的馆藏图显示，靖国神社正在举办春季

祭祀活动。原东京招魂社于1879年（明治12年）改名为靖国神社，

意在使国家安定。明治维新后用来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

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将靖国神社告上法庭

尽管靖国神社将战死者被供奉看作是荣耀，但死者家属实际上并不都这么认为。

在李缨导演的《靖国神社》中，有两位日本老太太闲聊的场景。其中一位说：“当年从来不哭的父亲去领哥哥遗骨时竟然号啕大哭，激动地打开骨灰盒一看，竟然只有一张写着‘英灵’的纸条。”另一位回答：“对啊，那时所谓的遗骨只有头发和指甲什么的……”前一位继续喃喃自语：“有这些是很不错的了，其实头发和指甲也不知道是谁的……”

虽然通知了战死的消息，但是由于靖国神社和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并没有告知遗族“英灵”被靖国神社祭祀之事。以至于近年来还出现有阵亡军人的后代抗议靖国神社擅自供奉自己亲人的事件。日本长野县80多岁的牧师角田三郎从1968年就要求靖国神社撤回对两位战死哥哥的合祀，他直言：“战争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事情，不能用功绩来谈论问题，因为都是遗族，所以更能理解其他国家遗族的心情。”

这样的抗议事件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将靖国神社告上法庭。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日本法院判决靖国神社侵犯遗族权利的案例。理由被简单地解释为“战死者不仅属于遗族，还属于国家”。

2010年12月21日，大阪最高法院就判决原告的9位日本遗族败诉，判决书内容长达78页。原告主张自己“基于对亲人敬爱追慕之情的人格权”受到侵害，精神上受到极大痛楚，要求靖国神社将自己家人的名字从灵玺簿中撤去，并且对常年与靖国神社合作并提供名单的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法院判决原告败诉的理由是，“原告只是用自己带有厌恶色彩的感情描述人格权、靖国神社的教义以及宗教活动，目前这种意义上的人格权还没有上升到值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利益，也不构成索求损害赔偿以及要求神社停止此类行为的理由。”

不过大阪最高法院仍作出了空前的结论——判决此前国家协助靖国神社合祀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一判决着实令原告团队欢心鼓舞。对此，日本国学院教授大原康男认为这是一个“奇妙的判决”，并戏谑大阪有着一块“奇妙的司法土壤”。要知道，日本战后曾有过6次类似的“奇妙判决”：原告“主论”败诉，但是“旁论”成立并判决政府违宪。其中有4次判决由大阪最高法院作出，包括判决中曾根康弘以及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大原康男则担心大阪最高法院打破惯例后，原告在未来的上诉中可能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二战时日本殖民地随军从属的遗族。当时日本军队的从属人员中有部分人来自台湾和韩国等前殖民地，现在靖国神社中所供奉的名单中也涵盖这些人。因为在殖民地时代很多台湾以及朝鲜人都改成了日本姓氏，仅仅看名单难以察觉这些“异物”。加上许多台湾人和朝鲜人的国籍都经历过原籍-日籍-原籍的变迁，乃至连厚生省也没有作出周详的调查就把这些人的名单也提交给了靖国神社。

韩国首尔郊外有一座为海外死去人士而建的慰灵设施——“望乡之丘”，韩国纪录片《后会有期，永别了》中的主人公李熙子在此修建了父亲的坟墓。但是坟墓上没有刻上父亲的名字，因为她还没有取回当时父亲作为日军军属被合祭在靖国神社中的“灵魂”。此前李熙子曾七次到靖国神社前要求终止合祀都被拒绝。

此外，靖国神社中合祭的日本人遗族享受《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等援助法》的补偿，但是台湾和韩国的遗族却在补偿的对象之外。乃至台湾方面后来专门为这些人设立了一部特别的法律提供抚恤金。

韩国曾有一个由二战中乙、丙级战犯组成的“同进会”，会长李鹤来战后被关进日本战犯集中的监狱——巢鸭刑务所，原因是他于1942年从朝鲜半岛被派往南方，负责在俘虏收容所执行监视任务。当时他并没有被告知国际上规定对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由于食物以及药品的匮乏以及高强度劳动，各个收容所出现了很多死者。

为此，战后审判中很多现场监视员被判为乙、丙级战犯，最终合计321名朝鲜以及台湾人被判有罪，其中49人服刑。“我们当时作为日本人被关押以及服刑，但是释放后却成为外国人。没有国籍使我们被排除出了赔偿对象。”李鹤来后来回忆说。

直到2006年，韩国政府才为83名当年的朝鲜战犯平反。这群人或许才是真正受到“战犯”惩罚的群体——没有抚恤金，还要在国内饱受“卖国贼”、“战犯”和“刽子手”等罪名批判。

感情的炼金术

每当中韩谴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时，日本方面都会作出宗教原理的解释，即“对于日本神道来说，死去的人都会变成灵魂并在神社中升华为神灵，此时无论其生前是伟大抑或渺小都一律平等了”。此解释希望外国人能够理解日本神道教的教义，不要再纠缠于甲级战犯的罪恶。

但倘若甲级战犯被供奉在一座普通的神社，那么这个解释似乎还容易接受，但是放在靖国神社上则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如果人死后灵魂都平等，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只有这些人能够成为“英灵”被供奉，其他战死的军人不能成为“英灵”；其次，被供奉的“英灵”同样不够平等，因为在合祭时灵玺簿中写到战死军人的阶级以及功勋，所以神灵化的“英灵”也有上下级关系。

靖国神社虽然遵守神道教的教义，但是在祭祀问题上和一般神社有重大的区别：一般神社的功能是“慰灵”，但是靖国神社此外还拥有“彰显”的功能，甚至“彰显”的意义更加重要。

如果将“慰灵”服务的对象看作为死去的人，那么“彰显”的目的在于触动活着的人，因为在“彰显”之下能够激起活人的“靖国”情怀，战前更直接的效用则是能够扩大士兵的“再生产”。

“彰显”意味着要赋予这些死去灵魂以伟大非凡的意义。因此，靖国神社必须强调那些死魂灵生前“可歌可泣”的事迹，即参加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都是“圣战”。

在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栽看来，靖国神社可谓“感情的炼金术”:战时说出“死后在靖国神社的庭院中再相会”的士兵都是将死之人，本来对于他本人以及家人来说都是极度悲伤的事实，但是政府通过靖国神社将他们作为神来祭奠并且彰显，并且由“现人神”的天皇进行参拜，试图将这种悲情化为感动。

无止境的争议之中，曾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将1978年合祭的甲级战犯分祭出去。但无论日本神道教是否有分祭的程序，这种方案都不会被采用。

2006年曾曝出裕仁天皇临死前对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不满的消息，一度让靖国神社以及支持首相参拜的人非常被动。但是靖国神社并没有因为得知“主人”的不满而分祀甲级战犯，这还是由它的属性所决定——既然它宣扬日本近代以来的战争都是“圣战”，那么祭奠发动这些“圣战”的“领袖”则为理所当然。如果将甲级战犯分祭出去，那么靖国神社就不再是靖国神社了。

“折翼”的靖国神社

与其他国家的英雄纪念碑不同的是，靖国神社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彰显“爱国者”时带上了宗教色彩。这对于战前的日本来说并不矛盾，当时没有政教分离的规定，而且天皇是国家元首的同时又是神道教中至高无上的神。对天皇来说，用自己（神道）的家法（教义）来祭奠为自己（国家）牺牲的人顺理成章。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将靖国神社转变成独立的宗教法人，避免了“楚人一炬”的命运。幸运残存下来的同时也是未来“不幸”的开始：独立宗教法人意味着无法再与国家大义相联系。战后天皇发表了《凡人宣言》，并从日本元首转变为日本的象征，因此战前“神道”和“爱国”在理论的连接上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就表现为靖国神社的矛盾——无法堂堂正正地用宗教的形式达到政治上推进国民爱国的目的。

战后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所有过去由国家“护持”的神社都开始自负盈亏，同时需要交税。但是靖国神社却有别于其他神社，属于特殊宗教法人，甚至不在神教厅（神道教体系）的管辖之内。它不仅享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不用交税。

靖国神社仍然希望继续过去宣扬爱国主义的使命，但是国家不要它，准确来说是不能要。战后以遗族会为中心推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争论的焦点则是靖国神社的属性问题。

以推动靖国神社回归官方怀抱的《靖国法案》从1964年到1974年间在国会中屡战屡败，即便遗族会发起“2000万国民署名运动”依旧无果而终。就其出路而言，要么修宪、废除政教分离的规定，要么改变靖国神社的宗教性质和形式，否则在宪政的框架下靖国神社永远无法回归政府的怀抱。

近年来由于靖国神社收入日薄西山，其财政问题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靖国神社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捐款、商业祭祀等宗教活动收入以及不动产租借等收入。

作为宗教法人靖国神社不需要公开账务，但是据《朝日新闻》披露，1985年前靖国神社每年平均收入为32亿日元，但是现在企业和个人捐款的数量已经减半。虽然参拜者人数有所增加，捐款箱中的小钱也增多，无奈老兵不断老去以至于战友联谊会频遭解散，再加上遗族不断去世，使得商业祭祀中的慰灵祭（战友联谊会申请要支付祭祀费3万日元）以及永代神乐祭祀（个人申请，第一次需10万日元）等收入不断减少。

过去春、秋例行大祭总是人满为患，近几年则出现大面积多余的坐席。靖国神社内的小卖部、不动产租借、停车场的收入以及游就馆的入场费等也在下降，近年来徘徊在2亿日元上下，仅为明治神宫类似收入的1/5。

以往，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聚集了支持靖国神社的成员，每年交纳会费并将没用完的资金捐给神社。但如今其会员数量也在持续下降，2008年时仅剩下72846人，而且七成会员都在70岁以上。国家当年给予的隐形优惠政策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靖国神社更加迫切需要重新投入国家的怀抱以享受国民的税金。

但是，即便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等人喊破了嗓子也是徒劳——除了理论原因之外，靖国神社也失去了号召民心的大义。

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国这一认知早已在日本人心中形成普遍共识，靖国神社所彰显的战死军人不再伟岸，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甚至达到矫枉过正的效果。尤其在1990年之前，“爱国主义”在日本完全成了一个贬义词。日本人从来不会有升国旗的行为，直到1999年日本才重新颁布《国旗国歌法》。近年来，东京和大阪等城市才开始借用政府的行政权威要求教师（公务员）在升国旗时必须起立。

当年麦克阿瑟欲一把火烧掉靖国神社时，梵蒂冈罗马教廷驻日特使比特鲁神父劝告他说，“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对为国捐躯者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现在的日本人可以说连这一人类的“自然法”都开始排斥了，这也是日本保守派人士以及右翼为之心痛的原因。

作为生产爱国主义最有效的机器之一，靖国神社实在不够“给力”。右翼的石原慎太郎等人最终悟出了“爱国主义需要从国外寻找”这个道理，并将“希望”寄托在了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

2012年8月10日，日本《每日新闻》质问石原是否要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石原骂道：“我当然会去，以公职身份或者私人身份参拜会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支那会不高兴？说出这种蠢话的你是哪国人？要知道战时日本军人们豁出性命守护了你爸妈和你爷爷奶奶。”

如此，靖国神社尴尬的“国内之痒”竟被奇妙地转移到了东亚各国：每当日本首相等要员参拜靖国神社，中韩等国若是不抗议，则不能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的伤痛，甚至会被解读为错误的信号。若是抗议过度，则可能将“温顺”的日本人推向值得担忧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