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日困局

求解中日困局

日本精英眼中的中日对立

记者／林子敬

2007年8月15日，大约20名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保钓人士高举抗日标语，要求日本“滚出钓鱼岛”。他们原本计划当天登陆钓鱼岛，但是天气不佳迫使他们最终放弃。

2014年4月8日午时，日本驻华大使馆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樱花观赏会，邀请了数百位活跃在两国最前线的各界人士。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带头举杯祈愿：“希望日中关系的春天也尽早到来！”

北京的樱花花期相比往年提前了三周，庭院中只有少数樱树上挂着零星花朵，木寺大使笑称，“这意味着温暖的季节比以往更早到来。”不过相比其他大使馆，一般如此规模的活动一定会有中国官员登台发表演讲，木寺大使致辞完后立即进入自由环节，来赏花的许多中国官方人士也显得低调内敛。在官方层面上，中日邦交温暖的季节仍迟迟未到。

如今中日关系已经陷入预料之外的危机，身处中国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在交流时普遍表示最近“没那么忙”，一位外交官打趣道：“中日关系恶化后，大使馆的官员经常能保证准点下班。倒是苦了国内外务省的亚洲局官员，整天被议员们吩咐传唤制作关于中国的材料，半夜手机随时都会响。”

在中日关系陷入1972年以来最低谷之时，身居中国的日本外交官却难以对中国官方展开外交，实为无奈之举。就中日之间存在的龃龉，《凤凰周刊》记者与日本多位来自不同领域、长期研究中国的专家进行交流，从中获知，虽然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基本无碍，但是中日在钓鱼岛领土的纷争局面将长期存在，中日高层之间直接对话的时机仍难以预测。

钓鱼岛“顽疾”难治

“我最近状态很糟糕，因为中日关系实在太差了。”今年2月，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大政治学教授高原明生向《凤凰周刊》记者苦笑道。高原明生是日本著名知华派，对中国研究已经超过40年。两年未见，高原教授谦和的面容中流露出浓重的忧愁感。

“中日政治关系达到建交后最低谷，中国船只一周会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数次，高层之间不见面，目前也完全没有恢复的迹象。”高原停顿了一下，用中文一字一句地说：“我想钥匙在习主席手中，很想知道他本人的心声。”

钓鱼岛领土争端也成为中日武力冲突可能的导火索。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4月9日宣布，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期间，航空自卫队飞机的紧急升空次数比2012年度增加243次，达到810次。在1989年后首次超过800次，为冷战后之最。其中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次数达415次，占到半数以上。

高原回忆，去年2月读到刘少奇之子、解放军后勤部政委刘源在《环球时报》的文章时“大吃一惊”，“他写到‘有时战争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并举了上世纪80年代中越战争的例子”。高原认为，虽然文章认为“现在开战不合时宜”，但仍对于其“认可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中国军方的人有这种想法，（中日关系）会很危险。”

2013年2月，中国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舰，让“中共高层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军队”的忧虑在日本政界、学界扩散开来。

本刊记者接触的多位知华派学者均表示，但愿中国不要走日本老路，在解放军内部出一个“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始作俑者，当年他带领东北的关东军无视日本中央的意旨发动战争。

除了东海，日本也在积极介入南海议题。近两年来，日本政府提出海洋战略构想，并积极推进“南进战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多项海上安全合作。今年日本决定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艇，美日两国也力争与越南建立有效的军事合作关系。外界分析，提供巡逻艇的目的摆明是对抗中国。高原认为这是“无奈的有用之举”，日本身为地区国家有必要维护一种军力平衡的局面，虽然日美在南海的行动会让中国感到焦虑。

安倍今年1月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在军事上没有对抗中国的想法。包括高原在内的学者也表示，日本不可能跟中国军备竞赛，也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军事领域。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会“死死抱住美国”，其背后的逻辑并不是指望当中日开战时让美国帮忙，而是希望借此让中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如果哪一天安倍宣布开战，虽然自卫队必须服从军令，但是普通国民的战斗意愿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日本的法律非常不利于打仗。过去有个笑话讲，一天，苏联军队攻了过来，日本的坦克准备好了并出发，但是碰到红灯时不得不停下来。”高原笑言。

此前，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岛屿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日中任何一方主动放弃主权的选项根本不存在。他形容这是“顽疾”，“这种病不会致命，但是却治不好，患者只能和顽疾共存，努力使健康的部位更加健康”。

讽刺的是，3月26日，当年引发购岛风波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记者招待会“卖乖”称：“当年我宣布东京都政府购岛后，民主党政权为了博得人气而进行国有化，这一决策大错特错，反而刺激了中国。如果当时让东京都政府来干，我们会在尖阁诸岛上建灯塔，对附近海域的遇难者实施人道救援，这样能使所有人都感到欢喜。”

始终缺少高层直通渠道

“年初回国休假，只要打开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一半以上都在骂日本。”日本共同社一位不具名记者说，“关于中国的舆论战，我想连日本普通民众都有抗体了。”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为开端，短短20多天内，有近50位中国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谴责日本“否认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批评安倍已成为地区的“麻烦制造者”。对于此番密集的举动，有海外媒体称“外媒已成为中国对日‘新武器’”。随即日本外交官开始予以对抗，中日驻英国大使更是相互扣上“伏地魔”的帽子。

高原认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外交官在语气上比较激烈，虽然能让国民觉得解气，但是难免有失外交风范，“事后日本驻英大使修正了自己的言辞”。

1932年，时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陆军第四师团长寺内寿一在大阪慰问军人家属，受慰问妇女的丈夫当时服役于中国上海。安倍晋三此次上台后，认为教育系统的改革对于恢复该国的自我意识非常重要。他认为数十年来，学校里教的都是他们所谓的对日本战时行为过于消极的看法，要改变这样的“自虐”史观。

早稻田大学中国当代研究所所长天儿慧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在安倍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之前，国际舆论曾偏向日本，认为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对周边国家咄咄逼人；但参拜靖国神社给了中国外交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中国开始在国际场合大打历史牌，积极程度和规模前所未有，连美国都对安倍的行为表示失望”。

中方对日本的批判不仅局限于靖国神社本身，还逐步延展到其他的历史问题上。中国某不具名日本问题学者曾向本刊记者透露，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正在着力挖掘日本二战时在中国的“新罪证”，本来想在两会前集中发动一次“攻势”，后来因为有其他权威专家认为“新罪证”不够严谨而作罢。

木寺大使此前在接受本港《南华早报》采访时称，就任大使一年多来，改善日中关系并不容易，他已尽可能和更多的人见面，访问中国各地，实施了走访外交，“但现在还是很难见到中国领导人，到中国地方城市，也很难见到地方政府的领导人”。

天儿慧也无奈地表示，由于目前中国官方拒绝和日本高层直接对话，日本没有直通中国高层的有效渠道。2006年安倍上台时实现了“融冰之旅”，时任外务省次官的谷内正太郎通过驻华大使和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形成一条直接对华“传声筒”。谷内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关系不错，一直保持进行对话。此次安倍政权中，谷内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安倍本希望继续借助这一“传声筒”的作用，但是中方的强硬态度让日方出乎意料——虽然“传话”数次，但是不仅没有实现首脑会谈，连日本外务大臣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的会谈也没能实现。

王毅任驻日大使期间，曾与谷内正太郎多次交锋。2006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表示，连德国友人都评价其行为愚蠢、不道德。日方对此大为不满，谷内正太郎当时任副外相，屡次约见王毅，均遭拒绝，日媒称两人在电话交谈中曾“激烈争吵”。后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称台湾为“法治国家”，王毅当天即会见谷内，要麻生“注意嘴巴”，谷内竟回复说“彼此彼此”。

去年12月25日，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之女、众议院议员小渊优子来华，本来希望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面。结果由于次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所有预约被迫取消。此前，被誉为自民党“亲华七武士”当中的野中广务、高村正彦、河野洋平接连访华，甚至89岁的前首相村山富市亲自“出山”，却并未收获明显效果。

4月上旬，日本外务省邀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访问东京，并安排他和安倍晋三秘密会见；而安倍力挺的东京知事舛添要一则在同月下旬访华。“虽然胡德平不是现任政府高官，东京都也不代表日本政府，作用有限，”但天儿慧认为，“安倍政府仍在努力拓展打通中国高层的新渠道。”

此外，日本海上幕僚长河野克俊等日海上自卫队5名高官，也于4月21日前往中国青岛参加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是日本自卫队高官5年来首次出访中国。但中国海军发言人梁阳2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暂时并无和日方举行单方面会谈的想法。

与此同时，代号为“海上合作——2014”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也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这次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是中国海军结合承办论坛年会举行的联合演习活动。梁阳表示：“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不适合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来华参加中国海军成立日有关活动。”

“日本不应将历史账本简化”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读者并不是反感我们批判安倍，而是认为我们在帮中国说话，现在日本年轻人中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凡是《朝日新闻》认同的就要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一位不具名社论编辑向《凤凰周刊》记者抱怨道。朝日新闻社在战后一向站在左翼的历史认识立场，批评参拜靖国神社或者历史观“扭曲”的政治家。

其他日本媒体人也有类似感触。有日本资深媒体人称，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批判日本，要求日本谢罪。老一辈日本人还能理解，对历史学习不多的年轻人则心生反感，反而可能更愿意去接受相信右翼的话。在他看来，中国骂得越狠，支持安倍等保守派甚至右翼的人群会越多，且更加坚实。

今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候选人之一的田母神俊雄大力宣扬靖国史观，推广日本国粹主义，凭借夸张的演讲拿到70多万张票，其中20岁-30岁层面的得票率达到25%。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安倍和过去的日本政治家不同，面对中韩两国批判时显得强硬。日本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太迁就中韩，才让历史问题延续到现在，且愈演愈烈。他们提出，安倍应该就历史问题与中国进行彻底碰撞，开出一条崭新的中日关系。

不过，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在左右阵营都被视为是一个败笔。天儿慧认为，短时间内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还是分祀甲级战犯。日本极右翼团体“一水会”会长木村三浩则表示，他们对于靖国神社当年擅自决定合祀甲级战犯感到愤怒，“这样直接导致裕仁天皇没有再去参拜”。

日本遗族会（注：日本官兵遗属组成的组织，普遍被认为属于日本右翼）中曾经也有人主张分祀甲级战犯，据说2005年前任遗族会会长古贺诚曾经拜访过甲级战犯的家属，希望他们同意分祀。出乎意料的是，除了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之外，其他家属竟然都同意了。虽然靖国神社方面不一定最终会允许，但这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了解中日历史渊源的日本知识分子也苦恼于如何能让普通民众真正反省战争。在历史认识上，上世纪90年代日本舆论经常提到联邦德国，称赞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一跪泯恩仇”，希望日本政治家能够学习模仿。当时舆论认为，德国政府已经充分谢罪，但是日本政府却始终没有。

“但是，近10年即便左翼媒体也不会这么写了。”前述共同社编辑解释称，因为有资料表明，德国也没有完全承认罪行，当时他们只是承认德国纳粹所引发的“民族屠杀罪”，对于向波兰发动战争则是另一种态度。“勃兰特虽然下跪，却不是为侵略战争而道歉。”

在其看来，日本不应该将历史的账本简化，推卸责任让自己无罪化同样是一种不完全的反省。“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无论如何日本都应该好好反省战争，将战后重视和平的态度展示出来。”

中日重返政冷经热？

“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没想到中国的应对很冷静。虽然政治上猛烈批判，但是经济上没有禁止交流。我们了解到，虽然日本企业领导要见中央政府的官员很难，但是地方上的领导还是愿意接见的。”日本政府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大西康雄表示。

JETRO坐落在千叶重要的商业区海滨幕张，大西在此工作30余年，并于2008年-2011年期间担任JETRO上海局局长。据他回忆，在2010年渔船冲突事件和2012年反日游行后，中国官方曾切断所有日本官员以及日企领导的会面活动，他本人当时见不到中国地方官员。

对此，天儿慧认为，中日会暂时回到政冷经热的状态。“中国现在面临着重要的局面，经济增长已非过去那么容易，特别是在地方。中国不会轻率地在来自日本的经济资源道路上设置障碍，也不希望在国际舆论上处于道德下风。”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中日之间曾经出现过一段政冷经热的状态，但是2010年后经济关系受到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大西认为，过去日本在华投资主要为第二产业，多定位为生产据点，成品出口较多；2005年以后，日本服务业对华投资激增，新增企业中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重为7:3。“这其中消费者作为服务业的最终对象，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

如今，日本财界和自民党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大西颇为遗憾地说，前几年自民党下野后与经团联等财界关系变得淡漠，经济团体也主动与政治团体保持距离，政治捐款也少了很多，因此财界对自民党的影响力减弱了不少。

不久前卸任的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曾多次访华寻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但他个人却与安倍关系交恶。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前，两人曾打过嘴仗。米仓炮轰安倍的金融缓和政策“无谋”，安倍则让他“回去好好学习，纠正错误的认识”。

此外，日本财界也在进行新一轮更替。老一辈的财界领袖对中国怀有感情，投资中国时有一种支援的念想，哪怕投资本身赚不了太多钱，却希望肩负起中日友好的责任，因而会主动在政治上寻求改善中日关系。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的日本企业家投资中国的考量已经排除了“人情因素”，他们会更冷静地在商业范畴计算利益得失——如果中国市场的政治风险过大，与其迎难而上，不如开辟“第二战场”。

中日对峙抑制地区经济发展

2013年上半年，日本企业出现了投资东南亚的热潮，日企领导经常组团去东南亚国家考察。大西表示，当时咨询投资中国的日企数量锐减，上海事务所每月接到的咨询数量只有往常的三成。

不过热潮过后，日企陷入集体反思：投资东南亚真赚钱吗？随即有人吐露了实情，从结果来看，还是投资中国更赚钱。据大西介绍，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企业的纯利润率还是在中国最高，为6%到8%。相比之下，投资其他新兴国家的纯利润率一般为4%到5%，而在日本经营只有可怜的3%。2013年下半年后，日企投资中国的热情逐渐恢复，2013年全年的对华投资和2012年的70亿美元持平。

JETRO的统计表明，日本过去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赢利中，有约800亿美元存放在中国没有回流到日本，这笔款项不出意外应该也会用于继续在中国投资。

现实情况是，日本经济界无法想象没有中国市场的情景，日本总贸易额20%都依赖着中国。尤其由于核电站停运，石油等能源进口快速增长，七成的电力依靠燃烧石油提供。有分析认为，日本实际上回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代，“如何确保购买能源的外汇呢，还是得多向中国出口吧”。

在今年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安倍强调应看重新兴国家市场。但有经济界人士认为，虽然中国之外还有其他新兴市场，但这一年中他们的魅力有所下降，并且正涌现各种问题：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政局不够安定，投资环境备受考验；印度货币汇率突然下降，政府急忙提高利息以确保本国货币的地位，这种行为让投资方望而却步。“安倍口中所谓的新兴国家，实际上只剩下中国。”

虽然回到“政冷经热”的状态强于“政冷经冷”，但是由于很多区域的经济框架需要政府间谈判构建，因此中日政治上的对峙也抑制了东北亚乃至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

2012年，日本财务省和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协议，决定相互购买对方国债并进行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直接兑换。“虽然当时谈好了合作框架，但由于中日关系交恶而一直搁置，为此财务省的官员非常沮丧。”大西透露，“如果人民币和日元这两种亚洲最强货币直接缔结货币关系，肯定会给区域经济带来更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