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会谈辛酸史

六方会谈辛酸史

六方会谈是一个勉强让朝鲜、美国坐在一起的谈判协调机制，东道主中国为各方能坐在一起穷尽了心思。六方对其诉求各有不同，对中国来说，使其成为解决朝核危机的机制即最大胜利；对朝鲜来说，它最好能变成正式承认其拥有核武器的会议。

记者／漆菲

2003年8月27日上午，被誉为钓鱼台国宾馆“园中之园”的芳菲苑外，各国记者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对准大堂入口处严阵以待。宾馆门口还“围堵”着没有近距离采访证的上百名中外记者，围成的弧形队伍延伸到马路中间，占了大半条道。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东北亚陷入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临界点。在中国的穿针引线下，朝鲜、美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五国同意就解决朝鲜半岛核武问题在北京开启和平谈判。

回忆当时的情境，日本驻京记者盐泽英一表示，紧张中却有着兴奋。“日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在核问题与日本人被绑架问题上会有所进展，对中国此次斡旋评价非常高。”

从这天开始，“北京六方会谈”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词汇。此后五年，六方会谈举行过六轮多阶段谈判。随着朝鲜不断制造麻烦，大陆坊间和海外舆论多指六方会谈已经沦为“鸡肋”。但从2008年谈判停滞后直至今日，中共高层在多种场合仍坚持六方会谈是最现实的有效途径，并呼吁朝鲜重回谈判桌。

六方会谈的模式是中国在多边外交方面最具创造性的尝试，必将在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历程中留下重重一笔。

东道主费尽心思

六方会谈从2003年8月举行第一轮开始，共进行六次，皆在北京举行，前几次可谓虚多实少。六方会谈的前身，是第一次朝核危机后1997年12月至1999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中、朝、美、韩的四方会谈。由于美朝在驻韩美军问题上尖锐对立，第五轮会谈便处于空转状态。1999年8月举行第六次会谈会后，“四方会谈也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从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那里听到“我们搞了又怎么样，我们有权利这么搞，而且我们还可以搞比浓缩铀更厉害的东西”的表态，12月，朝鲜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员，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

不过，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了相关各国对半岛局势的看法，让各方觉得有必要坐在谈判桌前：2003年3月19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宣战，4月9日顺利攻陷巴格达。

为尽可能避免战争，在中方游说下，2003年4月23日-25日，中、美、朝三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不过，由于美国坚持拒绝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甚至一度传出会谈休息间隙朝鲜代表用非正式方式通告美国代表它已成功研制出核武器，此次会谈不欢而散。

三方会谈中虽然气氛战剑拔弩张，但为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带来曙光。为突破一困境，美国积极拉拢东北亚相关国家，希望借国际压力让朝鲜妥协。中国则在其中穿梭协调，力促会谈召开。据悉当时的钱其琛副总理任内最后两次出访，一次是出席韩国总统卢武铉的就职仪式，另一次便是作为特使访问朝鲜。

关于六方会谈的地点，据与会知情人透露，曾有人提议可改在平壤、夏威夷或莫斯科等地轮流举行。但压倒性的意见认为，六方会谈地点的最佳选择仍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因为“在这里干扰最少”。

第一次参加北京六方会谈的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团员有6人，分别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美大司司长何亚非、亚洲司副司长孔铉佑、军控司副司长傅聪、新闻司副司长刘建超和欧亚司参赞张海舟。

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005年披露，当时美国不同意和朝鲜单独面对面地双边接触，只能在芳菲苑大厅内有其他方在场的情况下双边接触。芳菲苑大厅四个角落里还摆放着沙发，就是因为当初美方只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与朝方谈判。

“第一轮会谈也曾尝试搞个文件，结果没搞成。”不过，朝鲜在这次会谈上提出可以“不设前提条件”为条件举行第二轮六方会谈的方案，这无疑为下一轮会谈营造了一个较佳的气氛。

在六方会谈现场的布置与座位排序上，中国可谓颇费神思。各代表团按国家名称英文首字母顺序就座，按照常规依次应为中国、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六方座位围成一个六边形。但若按此顺序，朝美双方就不能相邻而坐。为了让朝美“亲密接触”，主席方想出一个办法：即中方不使用通常代表“China”的字母“C”，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首字母“P”来排序。这样一来，中方就坐到了日韩之间，而朝美双方就顺理成章地比肩而坐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杨希雨曾担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参与过四轮六方会谈。杨介绍为解决六个国家五种语言采取的“同时交传”足以申请专利：倘若按照国际惯例同传或者交传既麻烦又浪费时间。同时交传意味着每个代表团各带四个语种的翻译在会议上进行交替传译，同时将发言者的谈话译成不同语言。会场中心会有五个指示灯，分别代表五种语言，“每个代表发言完之后翻译开始工作，翻译时候灯亮着，翻完了把灯再关上。指示灯全灭了，意味着下一个代表可以开始讲话。”

另一个有别于其他国际会议的是，六方会谈打破了许多外交常规，表现得随时随地、不拘形式：既有全体会议、团长会，又有双边接触、三边乃至多边磋商等。团长们常常很随意地在陪谈席位上坐下便谈，而准备好的主谈桌却被冷落在一边。

2004年2月25日，第二轮六方会谈再度在北京举行。据《人民日报》披露，此次会谈的初衷是想搞一个共同文件，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专门致电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讲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的故事，寓意一步步来谈更妥善。于是，美国同意起草共同文件。不过，因为朝鲜要求在这份文件中必须注明“还存在分歧”，导致文件流产。最后经过多方妥协，改为发表主席声明。

此次会谈除了朝鲜代表更换为外务省副外相金桂冠外，其他各代表团团长均与首轮相同。会谈主要集中在程序与技术层面，在实质问题上则进展甚微。

四个月后的6月23日举行的第三轮六方会谈中，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更换为阿列克谢耶夫。此次援引先例也是发表了一个主席声明，并通过了工作小组的《关于六方会谈工作组的概念文件》。为了起草这个主席声明，工作组团队从下午3时一直谈到晚上11时。虽然声明中的表述还是虚多实少，但这一次有了值得关注的进展。

首先，美国与朝鲜共同跨出一步，由前两轮的“原则之争”转向较为具体的“方案之争”。其次，会谈确认了会谈召开方针，并规划了下一轮六方会谈的时间表。而第一轮会谈时所宣布的“同步”原则，也提升到了“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新阶段。

根据第三轮会谈后的《主席声明》，原定于2004年9月召开的第四轮会谈却因为朝鲜的拒绝参与而暂停。2004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朝鲜想利用共和党可能下台的契机寻找新的谈判对手。11月2日小布什连任成功后，多次呼吁朝鲜回到六方会谈的框架下，强调“六方会谈是外交解决核问题的唯一场所”。

2005年2月10日朝鲜发表声明，宣布正式拥有核武并意欲无限期停止参加六方会谈。后经多方努力斡旋，朝鲜终于同意再次回归，并于2005年7月25日重返北京。这一次会谈前后进行了20天，超过此前三轮会谈时间的总和。

2007年2月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正在举行中。此次会议达成《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2·13共同文件”），根据此文件朝鲜需在60天之内关闭封存宁边的核设施，并允许联合国机构审核检察人员重返朝鲜。作为回报，其他各国提供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

朝美吃“海棠花”，韩国埋单

在不断积累共识、缩小分歧、寻找共同点的过程中，六方充分显示出各国的政治智慧。

8月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计划宣布休会，但韩国代表团按照卢武铉总统的指示，私下轮番找到朝鲜和美国代表团进行游说，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并劝说中国不要急于宣布休会。据当时韩国《统一新闻》爆料，韩国代表团看到美朝之间的协商始终停留在原地，便以对朝提供大额援助为代价，提议在北京直接举行韩美朝三方会谈，但遭到朝方代表团坚决抵制。

于是，韩国代表团当下灵机一动，劝说美朝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著名朝鲜饭店——“海棠花”，并承诺这顿饭韩国埋单。当天晚上，在京的朝美与会人员史无前例地共进晚餐，双方在餐桌上除了正式议题外，天南海北地聊得非常开心。

8月8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正式休会，时任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常任委员长兼统一部长的郑东泳主持召开高层战略会议，对过去的会谈及下一步对策进行讨论。两天后，韩国总统卢武铉宴请了从北京参加完六方会谈回来的代表团，团长宋旻淳向卢武铉报告说，韩国代表团在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四轮会谈主席、中方团长武大伟为使会谈最终取得成果也使出浑身解数。在会谈陷于僵局之时，武大伟讲了两户人家为盖院墙刚开始互不相让，最终悟得“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的故事。

第二阶段最为艰难之时，戴秉国9月1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为六方团长设宴款待。戴秉国的一番祝辞耐人寻味：“中秋月最圆，在我们中国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日子，也是期待丰收的时刻。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共有一轮明月……各位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相信大家会不负各国领导人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辱使命。”为了这一晚宴，已无月饼存货的钓鱼台国宾馆还特别于当天下午烤制出新鲜的优质月饼款待来宾。

这一轮会谈期间，各方私下交流也不断增多。此前一轮会谈中朝美双方私下交流为两次左右，现在有时候一天中接触两次也很平常。更有代表性的是朝日双方，由于日本代表每次谈问题都不忘“日本人绑架”事件，令会议气氛时常趋于紧张，所以直到第四轮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休会后，朝日双方团长才进行了会议期间的首次短暂交谈。但到了第二阶段会议期间，朝日双方团长至少进行了五次双边接触，而且都是坐下来面对面谈。

讨价还价，咬文嚼字

第二阶段会议，与会国在9月19日取得重大进展，与会各方一致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9·19”共同声明），其中在该声明第一条中，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第二天，朝鲜外务省又发表声明称“在朝鲜重新加入NPT前，美国应该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而美方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重返NPT并履行安全保障措施协定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开展轻水反应堆等核合作”。

该声明也体现出各国决策过程的灵活性。在“9·19”共同声明中，美国承诺“不对朝鲜使用和威胁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手段”。杨希雨对此解释道，这个比所谓的“消极安全保障”（即有核国家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更有分量。这个承诺拿出来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最先反应过来，他走到咱们面前说，“你们拿到了前苏联多少年都没有拿到的东西！”

作为文件起草人之一的杨希雨表示，起草之前也是先综合各方的诉求，动笔之时可谓“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即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尽可能争取最高目标，“这样任何一方不满意还可以有商量妥协的余地。”

会谈过程中也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相比来说，中、朝、韩、日代表团更加注重确定大目标后的原则性表述，并倾向于将尚有争议的细节模糊处理。美方则更多地注重每一细节的字斟句酌。据杨希雨回忆，“9·19”共同声明发布当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临入场时接到了国务卿赖斯打来的国际长途。赖斯对条款中“和平共存”的英文表述表示抗议，要求拿掉。一般而言，“和平共存”常规英文表述是“coexist peacefully”，而苏联问题专家出身的赖斯国务卿认为，对于当年的苏联，美国都没有使用过这一词汇，怎么能随意使用在与朝鲜相关的文件中呢？建议改为“live in peace together”。

杨希雨当时对希尔开玩笑说，“我敢保证在场的100多个外交官没有一个知道赖斯说的那个词是啥背景！”后来为了避免过大改动，美方提出用“exist peacefully together”这一独特表述。不过，改动完后的中文和韩文表述只字未变。为了来回推敲这一英文表述，9月19日的闭幕会议推迟了近三个小时。

杨希雨表示，这只能说明赖斯女士的思想还停留在冷战阶段，“‘和平共处’这个词本意是一个相互的承诺，并不是一个谁给予谁的问题。”这也使得在六方会谈的英文文件中，有的词句甚至不太合乎文法，如《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关于“轻水反应堆”的英文译法最终不显示单复数，也没有冠词。

值得关注的是，从第四轮六方会谈开始，中国的角色也逐渐发生改变——从此前的斡旋、调停者慢慢向参与者过渡。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既是本轮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也是参与者。“作为东道主，中方不仅在接待、会务、场地等方面提供服务和便利，更重要的是，作为参与方，中方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与其他各方进行讨论，倾听各方意见，为推动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创造条件。”

2004年6月23日第三轮六方会谈召开前，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与会的其他五国代表。王毅在之后的见面会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坚持和谈进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韩国“协调员”算盘落空

经过前四轮虚虚实实的谈判后，各国代表团充分意识到一个问题：朝鲜核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核问题，本质上是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当各方都过于纠结在具体的问题上时，面临的困境便是：即便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谁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下一步意味着什么？

可就在各方尝试进入务实的谈判后，会谈却陷入僵局。

第五轮六方会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会议于2005年11月9日-11日召开。此次会谈在此前的“9·19”共同声明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履行方案。朝鲜于11月10日提出了“冻结核武开发”的新阶段，并主张如果停止开发核武器，美国必须要解除对朝鲜半岛周边地区的核保护伞。这对美国而言当然无法接受。

第二阶段会议于2006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在此次会谈前两天，刚抵达北京的韩国代表团一名成员向《统一新闻》记者表示：“我们要阻止最让人遗憾的事情，像过去就因为不理解对方意图而达不成协议的憋气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要竭力避免。”

12月20日，韩国代表团团长、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千英宇表示，韩方在美方配合下与中方及朝方随时交换意见，一直为缩小各方分歧发挥着最大努力。

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韩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案，在联合国对朝人权决议案中投下赞成票等一连串措施；加上此前7月5日，朝鲜在无预警情况下试射“大浦洞”二号、“芦洞”及“飞毛腿”导弹七枚导弹，韩国代表团终归没能真正发挥出“协调者”的角色。

会谈即将结束的12月21日晚，韩、美、日三国代表团在北京一家名为“高恩”的韩国料理店进行非公开晚宴会谈。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后，韩方代表团团长千英宇和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日本代表团团长佐佐江贤一郎共同出现在闻风而至的各路记者面前。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结束后，千英宇在报告中表示，六方会谈的直接障碍是“朝鲜制造假美钞”和“洗钱”（BDA）问题。美国的立场是，制造假美钞是明确的国际犯罪，所以不涉及六方会谈，应该采取单独措施，但朝鲜的立场是只要美国以此为借口，对与自己进行交易的外国银行采取制裁措施并且冻结朝鲜海外资金，就不参加六方会谈。

由于韩国持续采取斡旋姿态，使得美国代表团面露不悦，称：“韩国比中国更强烈要求停止关于假币问题的讨论！”而朝鲜也借此向韩国发泄对美国的怒火。韩国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郑成长表示，韩国没有足够的国力和战略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却变成美朝之间的“出气筒”。

最大成就：创造了新词儿

经过多方拉扯妥协，会谈再次得以继续，并于2007年2月8日-13日进行第五轮第三阶段会议。此次会议达成《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2·13”共同文件），根据此文件，朝鲜需在60天之内关闭封存宁边的核设施，并允许联合国机构审核检察人员重返朝鲜。作为回报，其他各国提供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

对于六方会谈存在的主要掣肘因素，国内学者大多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失利：一是在议题解决层面，谈判各方利益分歧和互信缺失，特别是美朝之间的战略博弈，使六方会谈在朝核问题上难以消解分歧与矛盾；二是六方会谈机制约束力弱，难以确保协议的有效落实，甚至会谈机制本身也频遭搁浅，无法保证有效运转。

第五轮六方会谈之后，为了完善机制化建设，会谈组专门设立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日关系正常化、经济与能源合作、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五个工作组，讨论制定各自领域落实共同声明的具体方案。其中，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工作小组探讨在朝鲜弃核进程延续的基础上签署和平条约，全面结束半岛从冷战结束延续至今的停战状态。为此，中美还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去功能化”（disablement），作为介于朝鲜“弃核”与朝鲜“不弃核”之间的过渡性弃核阶段。

对此，北京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朱锋表示，无论是“关闭”还是“去功能化”，按照已有六方会谈协议的措辞，只意味着“暂时停止使用”，或者“将有关核心部件拆离和抽取出来”，并不直接等同于核设施的“终结”。一旦朝鲜想要启动这些核设施，理论上在短时间内还能恢复和正常运营。而此前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的“冻结”核计划的协议，已经被证明是随时可以失效的。

在起步行动的基础上，第六轮六方会谈经过2007年3月和9月两个阶段的会议，又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10·3”共同文件）。在两个共同文件指引下，无核化及相关问题的具体落实行动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逐步展开。

根据共同文件，朝鲜被要求于2007年11月启动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工作，并于2008年6月26日向中国提交其核计划申报清单。美国则宣布于次日起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2008 年6月27日，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冷却塔，美国则于10月11日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然而，由于朝鲜12月不愿意在核申报问题上接受全面核查，使得六方会谈陷入停滞。

2009年4月5日朝鲜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后, 联合国安理会于4月13日一致通过了一份谴责朝鲜发射问题的主席声明，并要求朝鲜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射活动。朝鲜外务省则于4月14日发表声明, 宣布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称将按原状恢复已去功能化的核设施，不再受六方会谈达成协议的约束。

2009年5月25日, 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进一步违背了六方会谈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声明。7月15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埃及出席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时说，六方会谈永远结束了。

六方会谈将不了了之？

朝鲜的这一系列举动让曾经抱有期待的美国气急败坏。希尔公开斥责“朝鲜一直在‘撒谎、欺骗和耍弄’六方会谈中的其他各方”。即便如此，2012年2月29日，在中国的竭力撮合下，朝鲜和美国在北京达成“2·29”协议，朝鲜同意冻结导弹与浓缩铀计划，换取美国给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3月15日朝鲜再次宣布发射卫星，使得“2·29”协议沦为废纸。

随着朝鲜形成了“发射卫星-核试验-谈判-要求援助-再次发射卫星”的固定模式，在今年2月最新一次的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已经丧失耐心。而在朝核问题上有关各国各有追求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下，六方会谈存在着不了了之的可能。盐泽英一表示，这些年来日本社会对六方会谈由期待也慢慢变成失望。“我们怀疑朝鲜参与六边会谈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开发核武器，通过不断推迟协商以争取时间。”

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日前在《东亚日报》的一次访谈中说出了许多高层官员不敢公开表达的想法：“我们不可能通过双边谈判或对话让朝鲜放弃核武。让他们放弃核武器是毫无希望的，除非其政权更迭或垮台。”

在2012年4月曝光的金正日的遗书中，似乎也印证了上述猜测。韩国朝鲜战略信息服务中心通过多位消息人士获得这份遗嘱，金正日在其中写道，“六方会谈不是要求我们撤销核武器的会议，必须将其变成让全世界正式承认我们持有核武器的会议，变成解除制裁的会议。”

长期观察朝鲜金氏家族的《东京新闻》编委五味洋治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当前形势下，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来对话。对于朝鲜来说，一旦它的唯一支柱中国对其停止援助，其政治体制将有崩溃的可能，这对朝鲜来说也是一个两难之选。因此在朝鲜挑衅行为告一段落后，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许可以找到与六方会谈不同的形式与朝鲜进行对话。如照顾朝鲜的面子，中国，美国，韩国可分别对朝鲜发出邀请进行双边会谈。

当然，六方会谈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内在矛盾难以化解，以及朝美双方的战略互信无法构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改变。正如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学者艾森（Robert Ayson）所说的，六方会谈仍然不太可能完全消除朝鲜核武器的所有痕迹，但并不能确定这就是判断六方会谈成败的标准。

杨希雨的看法与此不谋而合。“六方会谈机制实际上是个稳定器。仔细观察这些年，凡是开会的时候朝鲜一定没大事，凡是不开会的时候往往有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这个会谈的积极意义。”

“我始终认为，不久后，朝鲜会再回到谈判桌前。”杨希雨说。

(感谢蔡成平、大熊雄一郎、吴健对本文的帮助。实习生马墨秋、高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段宇宏

□ 制图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