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后果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和检验模型，考虑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后，运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6-4所示。

表6-4 内部治理结构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度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其中*,**,***分别表示在0.10, 0.05和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以下类同。

首先，从模式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持股比例低于50%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Top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低于50%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越严重。这与我们提出的假设1是相符的。但持股比例高于50%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UTop1）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与假设1是不相符的。国内学者裘宗舜和饶静（2007）、唐清泉和罗党论（2005）等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多数资本市场存在的“利益协同效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呢？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就是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很高，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又以国有控股公司为主体，这些控股股东更多地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在决策中以政府短期的社会目标取代了所有者的长期的经济目标，因而决策的结果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控股股东是不一样的。第二则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太差，导致上市公司绩效长期较低，控股股东很难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来获得满意的回报，所以短期行为的情节厚重。控股股东通过不断地“掏空”上市公司，然后采取盈余管理或财务造假手段粉饰公司的财务报告，骗取增资扩股或配股的资格，在资本市场上大肆“圈钱”，满足其不断膨胀的私欲。这其实是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行为。

从模式二可以看出，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Top2-5）与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度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2相符，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侵占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四个模式的回归一致表明：控股股东的性质对资金占用没有显著的影响，控股股东的组织形式对资金占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更严重，这与假设3不相符，但与假设4是相符的。模式三的结果表明，董事会的构成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是显著相关的，内部董事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这证实了假设5的正确性。

此外，控制变量盈余管理哑变量和公司资产负债率的系数表现出了显著性，说明这两个因素对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有一定的影响。而公司规模变量和年度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行业哑变量的系数有部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