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及其条件
扩大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性要素之一,它的运动遵循着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它的运动遵循着人自身发展的规律。从表面上看,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由于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不断升级和合理化。因此,从本质上看,两者有着深层次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的机制运行,无论从其目的还是从其达到的效果来看,往往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存在矛盾性。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扩大消费需求同人的全面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质是如何将经济增长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本文将在分析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性的同时,深刻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此基础上,探讨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统一及其条件,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提供借鉴。
一、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性
如前所述,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运动规律,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扩大消费需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买方市场形成后所产生的一个历史性范畴,它是人的主动与主观的行为。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远比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涉及的领域要广泛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并且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大多是以被动、无为的状态运行着。因此,人的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观行为实际对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其中有些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来看,无论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都是直接指向经济增长。众所周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消费支出一般要占GDP的2/3左右,且供给相对于需求,往往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显然,经济要增长,必须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从而,扩大消费需求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十分简单又不容置疑的逻辑关系: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在这里沦为手段或工具,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恰恰在这种看似非常明确的关系中被忽略掉了。因为,这种对手段的凭借变成一种依赖,手段本身反过来“异化”为目的,使作为终极目的的人反而受制于手段本身。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分析中进一步得到证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不外乎有政治目标(如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等)驱动、财政目标驱动、企业利润目标驱动等,如此种种,其实质都是“以产定销”;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其实质都是“以销定产”。不管是“以产定销”,还是“以销定产”,若从人本原则来看,其本质上都是将人的消费需求视为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实现环节,将消费者视为“衣食父母”的生存条件。在企业的经济运营与商品推销面前,消费者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而蜕变为对象。因此,从扩大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看,实质上它在不断地提高与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诱使人们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使消费由人的生存手段蜕变为目的,从而使人在无穷尽的物质财富的追逐中异化。
二、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制约性
对于消费需求(包括人类早期的非商品经济意义上的需求)与人的发展这两个范畴,从其各自具有的特征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制约关系。
(一)人的发展的生产力特征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若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一部人的觉悟史。人自身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而今正朝着“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的方向迈进。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的内容与层次很多,其主要是指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各种需要、各种能力、潜能素质的全面发展。它也是相对于人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所谓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包括:人的素质的片面性、人的分工的片面性、人的思想行为的片面性等。人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不自由性、片面性,是由于人的发展受到三大因素的作用: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起着关键的、决定的作用。
大家知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发达社会分工的人类史初期,由于人的活动的原始性,造成了人性上的“原始的丰富”。这时的人是自由的,但是原始的自由。因为这时的人,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的水平很低,从而必然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从这时人的需求水平与结构来说,总体上还处于维持人的基本生存阶段,主要目标是充饥与简单地遮体。随着生产力相对发展,社会分工走向相对发达的时期,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的活动天地随之变得狭小,人性变得抽象性、片面化,人性开始趋于异化。这时人的消费需求水平与结构仍处在满足人的基本的生理性需要的层面。一方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尽可能的丰富;另一方面追求精神需求,而这时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对宗教、神秘世界的向往等来达到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从人性发展来看,这个时期则是人性高度异化的时期。由于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使人受终身束缚而变成狭隘的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市场经济,使人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完全按照人的需要和人发生关系,而主要是按照市场运行法则和外在的经济关系同人发生关系,从而造成物对人的支配,人异化为非人。这时的消费需求层次与结构,主要表现为对享受性的物质财富的无穷尽的占有。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进入信息—生态文明时期,人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达到历史未有的高度,更由于人类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人自身开始觉悟和反省,开始思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在信息—生态文明时期,人的需求层次与结构必将不断提升与丰富,人的需要将不仅包括物质的需要,尤其包括精神的、生态的需要。生态消费将成为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需要。
(二)消费需求嬗变中的人文特性及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消费需求既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反映,也是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反映。人的消费需求水平与结构及其历史嬗变,总是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主导性的消费文化密不可分的。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人文特征。这里,不妨从文化技术的角度,将人类社会以工业文明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与后工业文明时期,分别来看不同时期消费需求与消费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发展变化过程。
前工业文明时期,这是一个囊括了多个文明转换的漫长时期,曾产生过影响深远的人类文明,如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等。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从社会主导性的文化及消费文化来讲,可以归结为宗教和文化的禁欲主义思想及其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一方面,由于物质财富比较匮乏,人们不得不为基本生计而终日奔忙;另一方面,又向往崇高的精神境界。拜物主义被所有的哲人所谴责,从释迦牟尼到穆罕默德,每一种宗教都充满了反对过度之罪恶的告诫。例如佛教,其主张禁欲主义,强调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当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现象。儒、佛、道三教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但在主张抑制物质欲望,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方面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前。
工业文明时期,科学与技术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创造出了空前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扩张与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人们渴望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试图以物欲的满足和占有来构筑其心理和精神的需求,把人的价值单一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这一时期的消费文化核心——消费主义。显然,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消费需求及结构也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畸形的,是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
后工业文明时期,这个时期也可称其为信息—生态文明时期。这个时期的消费文化将由消费主义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持续消费模式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注重精神消费。这种消费文化将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革命性转变;引导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升级,最终形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文明的消费需求体系。
三、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综上分析可知,由于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两者之间既是互相矛盾的,又具有深层次的内在关联性,因而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存在客观可能性。同时,通过上述分析也可见,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这两者的统一不可能自然完成,必须通过人的主观自觉。另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补上工业文明这一课,又要建设信息—生态文明,换言之,既要发挥不断地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机制作用,又要以不损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而必然决定了我国必须将扩大消费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消费模式,两者统一的条件是制度自觉与文化自觉。
(一)制度自觉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总是通过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关联的制度主要有: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有消极效应的一面。因为市场经济第一次把人的个性发展突出出来,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市场经济关系在强调自由的商品交换的运动中,塑造着物质交往领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个性,在使人的自主权日益扩大的同时,商品交换的主体——人,获得了独立的意志和自主的权威。因此,市场经济使人摆脱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身依赖关系,使人从多方面开拓思维空间,变革思维方式,从而为个性的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扩大消费需求的客观要求,容易刺激人性异化、扭曲。因而决定了我国在进行工业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既要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与完善,又要注意防止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结合扩大消费需求这一机制因素具体来说,就是要从理论上深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层次性、规律性以及在人的发展不同层次上的消费需求的内容与结构,从而结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实际,制定各种恰当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自觉地促进产业结构按照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来进行调整与升级。同时为了保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得以实施,还必须建立与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彻底消除封建性质的人依赖人,促进人的自主意识觉悟不断提高,为人的自由平等发展提供机会与条件。
(二)文化自觉
如上分析,消费需求的人文特征,决定了一定时期消费需求的内容与结构总是与一定时期的消费文化的导向性密切相关。落后的消费文化总是引导着落后的消费观念与方式,而现今的消费文化必然能引导人们形成先进的消费需求模式与结构。同时,由于人的需要、人的欲望与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除了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之外,对人的消费需求的科学引导和教育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适逢人类进入信息—生态文明时期的背景下,建立与发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消费文化更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当然,这种先进的消费文化要通过多种途径,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形成。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必须突破纯经济视野的局限性,重视消费需求的人文特征的研究,把扩大消费需求这个一般的经济机制因素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认识,避免在经济发展上的急功近利而造成人的发展上的“长损”与“大失”。其次,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契机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的消费文化体系。要研究这种先进的消费文化的主导思想、内容与结构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性。再次,必须从实践上运用各种媒体与手段进行先进的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教育工作。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以信息—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的氛围,从而发挥其对人们的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引导与改造作用。
此文系全国第八次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04.9.湘潭)交流论文、大会发言,原载《消费经济》2004年第5期,合作者樊秀峰博士现为西安交大经济学院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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