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国家的基础是什么

第一节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提起管理理论的历史，人们自然地会想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弗里得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84—1925）等等许多先驱者的名字，而对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却知之甚少。似乎人类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并且只有西方才是管理思想的发源地。其实，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是与各个民族的文明史和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对管理学的发展都具有各自的贡献和价值，西方中心论完全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到了公元前约17世纪的商、周时代，中国已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组织，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朝就形成了与现代中国国土相近的统一国家。在以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和多次外国入侵，经历了数百次改朝换代，虽然也曾有过短暂的分裂，但历代统治者都能对如此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进行着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古希腊、古罗马帝国都曾创造过辉煌业绩，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横跨欧亚的大国都分崩离析、烟飞云散了。唯有中国自古至今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的国家领土和主权，至今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并且正在迅速崛起。历代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应当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和评述，但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有关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统帅军队、组织战争、治理经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等方面极为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其中也包含着许多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的管理思想。

中国有许多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长城就是其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例子。早在春秋战国时（公元前7世纪），为了防御战争，在形势险要的地方开始修筑长城，后来经过秦朝、明朝历代修缮，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终于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总长约六千七百多公里，连为一体的万里长城。这一工程历时两千多年，投入的劳动力达数百万人，动用的土石方如筑成一条一米高、一米宽的墙可以绕地球13.5圈。筑城所用的砖都按统一规格由全国各地烧制后运送到工地。为了监督检查制砖的责任和质量，每块砖上都刻有制造州府县及制造者的名字。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当时，其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活动的复杂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历战争之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早在春秋战国时，就经常发生投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灾难，摧毁了人类的文明和良知。但战争也推动了如何治理军队，如何带兵作战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著作中所阐述的“为将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以及在各种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为了取胜所采用的各种战略、策略，堪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各项管理工作，特别是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都有着极其现实的参考价值。在竞争的时代，企业如何运用自己有限的资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怎样才能积聚人才，团结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企业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怎样去对付众多的竞争者，怎样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顺利时可能潜伏着何种危机，挫折时可能孕育着何种希望？这些不朽的名著将会告诉我们一个组织怎样才能从失败走向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特点是着重于对人类精神文明的研究。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管子等诸子百家起，他们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反复论述的基本主题就是人的本性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提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个人和国家、社会、家庭及其他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长达数千年的超稳定组织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应全盘否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也不能全部继承，走上国粹主义的道路。而应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的发展，古为今用，使中华文化永葆美妙的青春。

中国的儒家思想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至少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国界，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成为世界东方文化的渊源之一。在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间，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都相继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社会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企业管理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他们都没有走否定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恰恰是在吸收东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与本国或本地区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成功地把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家庭观引进了企业，把“企业大家庭”作为企业组织的理想目标，把对君和父的忠诚心用于建立企业中上下级关系的楷模，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塑造企业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与西方企业文化截然不同的特色。

任何管理思想都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的。而一定的社会文化又都割不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并且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在研究现代管理思想的时候，不能不首先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要点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参考蔡一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1]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一）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从事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惰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技术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惟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三）人和

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徇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嫌，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真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蓒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把诚信放在第一位。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州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五）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六）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空”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诫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七）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立，不预则废。《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补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八）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黜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荀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历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闾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九）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