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对县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影响

周美多^[2]

内容摘要:分税制以后，中国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可以同时测量上级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和“均等效应”。运用该框架分析2007年四川省的县级数据，可以得出结论:该省转移支付的县级分配在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教育、公共安全支出上表现出“均等—引致”效应;在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交通运输支出上则表现出“均等—挤出”效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在该省进一步改善的一个重点方向应当是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交通运输上的地方支出积极性。

关键词:转移支付　增长效应　均等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政府间转移支付作为次国家级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简称SNG)的一种主要收入来源，在发展中国家占到其SNG总收入的60%，在OECD国家也占到其SNG总收入的33%(Shah，2004)。在中国，1994—2008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平均占到地方财政支出的47%，而在一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存度超过了70% (李永友、沈玉平，2009)。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被普遍赋予的目标之中，最显著的是“均等化”。然而，转移支付作为调节政府间关系的重要财政手段，不仅影响地方政府间的收支格局，同时影响单个地方政府收支水平的绝对值。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地区间财政均衡与是否提高了地方政府收支水平，作为转移支付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却常常是独立展开，很少有交织。即便有交织，也主要是研究如何在既努力保证地方税收的同时又促进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然而，由于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受偏好、公共品价格和地方财政收入三个因素的制约(曾明、李武龙，2010)，税收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具体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提高。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来综合评估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均等效应”和“增长效应”?并应用该分析框架，以四川省2007年的财政数据为例，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综述

财政均等的理想目标是要使各地居民在可比的税率下得到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Boadway，2004)。同时，公共服务均等也已经成为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目前学界常用具体的公共支出，即地方政府对某类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来近似地衡量公共服务的供给量，从而评估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作用。比如，王蓉(2001)，张光(2006)，Lin (2009)，曾明、李武龙(2010)测算了我国不同年份的县(市)级政府间义务教育投入的差异程度并从不同的角度寻求造成教育支出差异的理论解释。因此，根据实证研究中的这一转向，本文也将从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角度来研究转移支付对具体公共支出的辖区间均等化效应，简称转移支付的“均等效应”。

在绝对水平层面，Brandford＆Oates(1971:416－439)最早指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存在挤出效应，致使地方公共物品总投入没有增加或增加很少。而在我国，李永友、沈玉平(2009)的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支出决策反应显著性要高于收入决策。理论上，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存在三种情况:“引致效应”“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例如在教育投入方面，张欢等(2004)、张光(2006)、刘亮和胡德仁(2009)、曾明和李武龙(2010)的研究表明在他们各自的观察期和研究范围内转移支付均表现出对下级政府教育投入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所以，在研究转移支付对县际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均等效应”的同时，也需要同时评估转移支付对县级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绝对影响——本文称之为转移支付的“增长效应”——因为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种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而非大锅饭似的平均主义。鉴于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构建一套分析框架，从“均等”和“增长”两个维度综合评价转移支付对省内县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省内县级政府这个评估范围和分析层次，是因为在中国，主要由县(市、区)政府向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物品，其财政状况直接影响民众享受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福利(尹恒、康琳琳、王丽娟，2007)。其次，对构成县级政府财力差异的指数进行分解，中国县级政府(1994—2000年)自有收入的差异有41%源于省内差异(Tsui，2005)。在多层级的国家中，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政策和增支政策都依赖于地区级或省级政府的执行力度。然而，由于县级数据的收集难度很大，无论是研究转移支付对省内县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均等效应”还是“增长效应”的文献都屈指可数，且没有同时研究两种效应的文献，因此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和实证检验希望在此方面能有所推进。

三、分析框架与模型

从理论上来说，上级政府给予下级政府财政支持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支持各地区维持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其次是为了改变后者的行为和偏好(曾明、李武龙，2010)。而改变某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就是典型的改变政府支出行为或支出偏好的表现，即改变政府支出的优先排序。由于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均等化影响，既要通过均等化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来实现，也要辅之以通过改变下级政府的支出偏好来实现，因此在测量省内转移支付对县级各项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均等化效应”之前，需要首先测量转移支付对县级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影响，本文将把这一测量纳入转移支付对县级各项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增长效应”的测量体系中。

(一)“增长效应”的判定规则及相关模型

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引致效应”，即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得下级政府加大(或减少)对某项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投入，且这种促进(或削减)作用大于(或小于)下级政府自有财力增加引起的该项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幅度;二是“替代效应”，即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下级政府某项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投入的影响同其自有财力增加的影响一样大，则可视转移支付同该政府的自有财力无异，并不影响它的支出行为;三是“挤出效应”，即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下级政府某项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投入的增加(或减少)幅度小于(或大于)下级政府自有财力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该项支出的增加(或削减)幅度。本文把“引致效应”“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作为“增长效应”的三种取值，通过建立模型测量转移支付与自有财力各自对某项公共支出的影响系数，并比较二者的系数，从而得出转移支付“增长效应”的取值。由公共支出的计算公式，即公式1，我们很容易得到影响县级某项公共服务支出水平S的三个决定因素分别是该县政府的自有财力R，其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TP以及该项支出在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r。

根据公式1，我们进一步建立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S表示某县的某项公共支出的人均值，本文将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分别进行测量。perrev和pertp分别代表本年政府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和人均获得的转移支付净值，ratio代表该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简称该项支出的占比。本文假设不管是自有财力还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县级政府财力的增加都意味着更有能力对某项公共服务进行财政投入，因此perrev、pertp和S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样，支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支出偏好向该项公共服务倾斜，从而会引起该项支出绝对水平的提高，因此ratio和S也具有正相关关系。以某个省中所有县为全样本，根据model1，可以测算出perrev、pertp和ratio对S的边际效应β1、β2和β3。

然而，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除了对某项公共支出的水平有直接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影响支出比重而对支出水平产生间接的影响，即我们还必须测量perrev和pertp对ratio的影响。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本文先构建解释影响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影响某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财政收入能力、公共服务支出需求、支出成本、上年支出基数。具体地，财政收入能力由两部分直接组成，即我们关心的政府自有财力和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净值。同时，财政收入能力也潜在地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如人均GDP。理论上认为，收入能力越强，增加公共支出占比的可能性越大。支出需求则反映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某项公共服务支出的需求程度，比如教育支出就受当地中小学生人数等的影响。理论上认为，公共预算程序应当反映社会的公共需求，因此支出需求越大，相应的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也应当更高。再次，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还受服务供给成本的影响，例如地广人稀的辖区要提供相同量的公共服务，可能就需要支付更高的支出成本。当然，要具体衡量每项公共支出的成本存在着数据搜集上的困难，因此我们近似地用人口密度、政府规模等变量加以控制。最后，从渐进预算理论的角度看，很多政府的预算过程都是一个“基数加增长”的过程，因此上一年的支出基数越高，也可能意味着当年该项支出的比重越大。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可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ratio是某县某项公共支出当年的支出占比，base表示该公共支出上年的支出占比，即支出基数。perrev和pertp同model1中一样，分别是该县的一般预算收入和获得的转移支付净值，这两项代表了政府的收入能力。GDP变量表示该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代表辖区经济水平的变量，也作为衡量政府收入能力的控制变量。C代表支出成本变量，主要用辖区人口密度加以控制。D代表支出需求变量，根据不同的支出项目选择相应的支出需求变量。比如测量教育支出时，引入中、小学的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测量支出需求的变量。同样以某个省中所有县为全样本，根据上述计量模型，分别测算出β5、β6，即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对支出占比的边际影响。然后根据公式2和公式3可以得到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对某项支出水平的最终影响Grev和Gtp。最后，根据前文“增长效应”的判定规则，即可确定“增长效应”的取值。^[3]

(二)“均等效应”模型

对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的测量，一般采用转移支付前后财力的离散指标的变化率表示。然而，对于某项具体的公共服务支出，无法从统计资料上区分转移支付前的预算分配金额和转移支付后的实际分配金额，因此不可能采用某项支出的离散指标变化率的测算方法。在此，我们替代性地用自有财力的离散指标来统一代表初始离散程度。具体地，用d0表示以自有财力的偏离度代表的初始离散程度，用d表示某项支出的偏离度，则d－d0可展开成如下表达式:

其中，S表示某项支出的人均值，表示该省各县该项支出人均值的平均水平，R表示自有财力的人均值，表示该省各县自有财力人均值的平均水平，TP表示各县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净值，r表示各县该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于和为常量，故d－d0的变化仅由TP、R和r三个变量决定。从公式4和公式5易看出，当其他变量一定的时候TP和r与d－d0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反之，TP和r与d0－d之间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表1　县际间某项支出均等化的判断表

然而，d－d0以及TP与之的相关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衡量转移支付后的支出离散程度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因此本文构造了一个变量D，表1给出了d0和d在不同取值范围时，D的函数，即D实际上是一个分段函数。同时也给出了相对应的TP、r与D之间的相关关系。当二者为正相关关系时，我们可以反过来推断d0和d的相对位置属于类型1、3、5，这三种情形被定义为转移支付后该项支出的县际间分布被均等化了;反之，当二者为负相关关系时，我们可以推断d0和d的相对位置属于类型2、4，这两种情形被定义为转移支付后该项支出的县际间分布差异被扩大了，即具有非均等化的趋势。据此，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来测量转移支付对省内县际间某项支出的“均等效应”:

其中，perrev、pertp和ratio三个变量的定义和前面一致。转移支付还可以通过影响支出比重进而影响各县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进而间接影响该项支出的县际间分布状态，因此我们用公式6来计算最终的转移支付“均等效应”的修正值。其中E是最终的转移支付的“均等效应”，根据前面的定义，当E＞0时，转移支付在该省县际间的该项支出上具有“均等效应”;当E=0时，转移支付在缩小该项支出差距上表现为“无效应”;当E＜0时，转移支付在该项支出上具有“非均等效应”。

(三)增长与均等的协同关系

表2　“增长”和“均等”关系

用前面测得的“增长效应”取值并命名为Xgrowth和E代表的“均等效应”取值并命名为Xequity，判断各省/年的转移支付对省内县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综合影响。表2中1－1类型的省/年，其转移支付实现的是一种高投入水平的县际间公共支出均等化;3－3类型的省/年，其转移支付既降低了县级政府对某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度，又拉大了省内县际间该项公共支出的差距;而3－1和1－3类型的省/年，其转移支付的“均等效应”和“增长效应”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四、“增长与均等”:2007年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我们将应用第三部分构建的转移支付“增长效应”和“均等效应”的分析框架与相关模型对2007年四川省的县级财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07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一)描述统计

本文主要关注七项和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财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2007年，四川省共有区县184个，其中县138个。由于在我国，区一般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心和近郊区，相对于县，其人口密度高，城市人口比例大，公共服务提供相对更为完善，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农村人口比重更大、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县。描述统计发现，无论以支出数量还是以支出比重衡量，对2007年四川省县级各项人均支出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居于前两位的都是教育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从标准差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省内县级政府之间在各项支出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而需要在后面进一步分析转移支付的省内分配是否有助于缩小县际间的各项支出差异。

(二)增长效应的测量

根据四川省2007年数据，全省138个县政府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平均值为384.58元，而各县获得人均转移支付的平均值则为1757.33元，平均财政自给率仅为20.55%，说明该省的县政府支出高度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这些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使用效果，因此下面将采用第三部分的相关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首先分析转移支付的“增长效应”，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从表3可以看出，一般预算收入、转移支付以及支出占比对四川省内县级政府的各项支出水平均有正向的边际效应，且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然而，由于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还可能通过影响支出占比进而对各项支出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因此还需测量它们对支出占比的边际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各项支出占比的模型拟合度在0.3－0.7之间，交通运输支出占比的模型拟合度甚至只有0.04，说明现有变量对支出占比的解释力度还相对有限，这可能是由于能搜集到的支出成本和支出需求数据非常有限的原因。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一般预算收入与转移支付对各项支出占比的影响，二者的影响有正有负，但大多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一般预算收入仅对教育支出占比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比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自有财力的增加，反而会削弱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偏好;而转移支付则仅在社保和就业支出占比上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获得转移支付资金的增加不但没有提高县级政府在社保和就业上的财政投入比重，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它的资金投入，这也许和转移支付分配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最后，综合表3和表4的结果，根据公式2和公式3我们计算出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对各项支出的边际效应，见表5。从该表可以发现，一般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增加都会引起各项支出在绝对水平上的增长，但增长幅度和支出偏好各有所不同。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所引起的支出增长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教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而转移支付增加引起的支出增长幅度由高到低则依次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很显然，相较于一般预算收入，转移支付更倾向于促进四川省县级政府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进一步，根据前述“增长效应”的判定规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转移支付对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支出具有“引致效应”，而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则具有“挤出效应”。

表3　2007年四川省县级人均支出绝对值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表4　2007年四川省县级各项支出占比的影响因素及效应^[4]

(续表)

表5　转移支付对四川省内县级各项支出的“增长效应”

(三)均等效应的测量

在测量了转移支付对四川省内县级各项支出的“增长效应”之后，根据model3和公式6，我们进一步测量了转移支付对该省内各县间支出的“均等效应”，结果见表6。测量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所有支出均存在缩小县际间差异的“均等效应”。但效应大小各有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农林水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

表6　转移支付对四川省内各县间支出的“均等效应”

(四)综合效应的评估

最后，根据前面测量的转移支付对四川省内县级各项支出的“增长效应”和“均等效应”，根据表2的判定规则，我们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对该省县级支出的“综合效应”。对于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支出而言，转移支付的“综合效应”都属于“1－1”型，即既对该项支出有超过自有财力的“引致效应”，又同时考虑到了缩小省内县际间在该项支出上的差异，具有支出均等化的取向。而对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而言，转移支付的“综合效应”则属于“1－3”型，即虽有缩小省内县际间在这些支出上的差异，但却相较于一般预算收入对这些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

五、结　论

对于任何一个多层级的政府而言，政府间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后，形成了“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上提”的财政分配格局，使得下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极大地依赖于各上级的转移支付。那么这些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究竟对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产生了何种影响，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来对既有的历史数据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从转移支付的功能而言，有两项功能是尤其重要的:一项是缩小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差距，即财力均等化的功能;另一项则是引导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按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进行调整，加大某些支出而缩小另一些支出的比重，即引导下级政府的支出排序。然而，在上级政府同下级政府的博弈中，转移支付的这两种功能并不一定能同时实现，例如，下级政府为了争取上级政府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可能会故意压低自有财力安排的支出，以迫使以均等化为导向的转移支付分配向这些支出落后的县倾斜;又或者上级政府为了鼓励下级政府的支出积极性，推出某些配套性的转移支付，虽然鼓励了下级政府用自有财力安排支出以套取更多的上级转移支付，但结果则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非均等化效应。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一套转移支付“增长效应”和“均等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根据一系列判定规则来判断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综合效应”。同时，本文以2007年四川省的县级数据为例，运用这套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像四川这样一个县级政府高度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的省份而言，在转移支付后，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这些保障民生的支出得到了较高的支出优先权，反映农业大省特色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也占有较高的比例，只是维持政府运转的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还占有较高的比例，而和民生相关的医疗卫生支出仍然仅占有较低的比重，前者需要进一步地控制，而后者也需更努力地提高。具体到转移支付对这些支出的“增长效应”上看，虽然转移支付和一般预算收入的增加都会引起各项支出的增长，但它们各自引起的支出偏好略有不同。二者都给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教育、农林水事务支出赋予了较高的权重，而转移支付相较于一般预算收入而言，加大了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权重，但却降低了社保和就业支出的权重。总的说来，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产生了“引致效应”，而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转移支付的“均等效应”来看，转移支付在各项支出上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缩小县际间支出差异的效用，其中农林水支出上的“均等效应”最显著，而交通运输支出上的“均等效应”最弱。从转移支付后各支出的离散指标上看，交通运输支出的县际间差异也是最大的，基尼系数为0.4159，内部差距较大。从综合效应上来看，转移支付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保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的效应属于“均等—挤出”型，而对其余支出的效应则属于“均等—引致”型。

对于四川这样一个农业大省而言，转移支付在农林水事务支出上发挥了最好的“均等效应”，也相对于一般预算收入而言提高了该项支出的权重，表现出较高的“引致效应”，符合四川省情，值得肯定。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由于关系民生，且以往的财政投入较低，很明显四川省的转移支付提高了其支出权重，也较好地控制了该县支出的县际间差异。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将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且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从2006年开始，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有所提高。四川省的实证分析显示上级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政策利好在该省得到较好地执行。在教育支出上，由于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溢性，且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上级政府在教育支出上应该肩负更多的财政责任，来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更多且均等的教育服务，而对四川省的实证分析显示转移支付确实提升了该省教育支出的权重，也发挥了较好的均等化效应，体现了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而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上，转移支付虽然体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本身基数较高，且主要是我们通常说的“保运转”的支出，转移支付能适当降低该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权重也应该值得肯定。相较之下，转移支付在社保和就业支出上的效应却不那么令人满意。社保和就业支出往往与政府向公民提供的一些最基本的保障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公共服务或转移性支出有关，理应具有较高的支出优先权和均等化程度，然而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对该项支出的“均等效应”相对较低，且对该项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说明该省的转移支付分配机制的设计上，没能较好地调动地方积极性，反而降低了该项支出的权重，这值得资金分配者们进行反思。对于公共安全支出而言，比重虽然不高，但转移支付对其有“均等—引致”效应，总体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在交通运输支出上，虽然县级政府主要负责一些和县、乡、村之间沟通相关的道路建设和维护，但对于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这些生活生产必需的基础设施的提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转移支付在该项支出上表现出较低的“均等效应”和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这都必须引起资金分配者的重视。转移支付的分配者们应该设计更好的激励机制，刺激基层政府在交通运输上的财政投入，同时缩小县际间的支出差异。

当然，本文主要是构建起一种分析转移支付“均等效应”和“增长效应”的评估框架。通过2007年四川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可以发现这是一套简单而有效的评估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支出综合效应的框架和方法。随着数据的积累，我们可以做更长时序和更多横截面上的实证分析，从而追踪转移支付分配的中长期政策效果，并比较各地区使用转移支付的效果差异，从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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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胡德仁:《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挤出效应的实证评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

王蓉:《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研究》(工作论文)．北京: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01年。

曾明、李武龙:《财政转移支付与义务教育投入:以中部城市为例》，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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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A.，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XVI Regional Seminar on Fiscal Policy CEPAL/ECLAC，Santiago de Chile，2004，January．

Tsui，K.，“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No.33，pp.173－196．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省内县际间财政均衡研究:经济、政治、法律的视角”(10YJC810063，主持人:周美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等与增长:转移支付对县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影响——基于2003年至今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71103026，主持人:周美多)。该文已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2]周美多，女，重庆江津人，副教授，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政府间财政关系与国家治理。

[3]即当Gtp＞Grev，该省的转移支付对县级的该项支出具有“引致效应”;当Gtp=Grev时，为“替代效应”;当Gtp＜Grev时，为“挤出效应”。

[4]density表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midschool表示普通中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重，prischool表示小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重，danweijob表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countryjob表示乡村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salrary表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house表示每平方公里福利院数，wbed表示每平方公里福利院床位数，hbed表示每平方公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Rpop表示农村人口比重，Rjob表示农林牧渔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primary表示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secondary表示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tertiary表示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