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系统中组织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对企业孵化的影响

创新系统中与企业孵化相关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多种多样，我们用产业组织关系为例说明创新系统中组织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对企业孵化的影响。

已有的大企业通常是新创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管理人才和企业能力的主要来源。新创企业常常通过吸引大企业的管理者加盟和直接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来获取所需的资源和企业能力，这两者都能迅速地提高新创企业的资质和市场竞争力。新创企业和已有的大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有很多种，如合同分包、投资入股、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可以说，大企业是新创企业发展的“高速公路”，而新创企业是大企业选择新产品和服务的“百花园”。

一个创新系统创业支持网络的组织协作程度，常常取决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有的创新系统中的组织虽然具备企业能力，但是它们的战略阻碍了与新创企业的合作，这些组织的企业能力不可能和新创企业结合。像波士顿128号公路的主要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内部一体化的战略，几乎所有最终产品的中间过程全部都包含在企业内部，结果产品更新换代缓慢，吸纳企业外部创新的能力减弱，最后整个地区被竞争对手硅谷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熊彼特曾经指出，创新具有破坏性的作用，新与旧的斗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创新客观上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如果说硅谷个人计算机发展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使波士顿的计算机工业一蹶不振，硅谷内部已有的大企业对新创企业的“建设性妥协”，却使硅谷不断顺利地实现自身的突破，从最初的半导体工业到个人计算机到现在的互联网，硅谷始终是世界高新技术的中心。

依靠对创新和新创企业的“建设性妥协”，硅谷实际上避免了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使创新周期的持续缩短成为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硅谷存在的技术至上主义。创造出取代旧技术的新技术并因此致富的硅谷工程师们，很清楚他们的技术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被比他们年轻的技术人员用更新的技术所取代。出于对更新的更强大的技术的敬畏，他们不愿徒劳地阻碍新技术的到来，而是不断资助技术的更新。他们知道如果不是明智地向新生事物妥协，那么必然会被新生事物彻底摧毁，于是所做的是，将旧有的一切尽可能融入到新生事物中，尽一切可能参与到新生事物的创造中，如投入资金、到新创企业任职、让新创企业收购已有的企业等。这种“建设性妥协”使得硅谷旧技术创造的财富尽可能少地浪费在维护旧技术的地位的抵抗中，例如硅谷很少浪费精力在使已有的技术尽善尽美上，也从来不建立排斥初来乍到者的俱乐部。创新带来的阵痛在这种从善如流的建设性妥协中消除。

政府政策对产业组织结构有重大的影响。英国政府集中各种资源重点扶持少数几个“国家王牌”并保证其生存的政策，阻碍了大企业和新创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英国，大企业和新创企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大公司对小公司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

美国的政策与英国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早期政府项目将航空和军事领域的R&D资金用于支持硅谷的初创企业，或帮助国内民用电子行业获得研究和开发优势。即使在今天，强烈的反托拉斯传统仍直接左右着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的政策，以保证小企业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合同，从而促成了一种比较平衡的产业组织体系。完善的市场体系，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的出现，使新创企业直接从市场获得相应的资源迅速壮大，这使大企业不得不对新生的竞争对手时刻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