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丰碑屹千古

文化丰碑屹千古_诅楚文与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_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兰书臣

内容摘要 本文以战国秦诅楚文为研究对象，从诅楚文刻石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入手，重点分析了固原朝那湫何以为诅楚文投石所，以及诅楚文对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的影响。认为，固原区域文化可由多视角观察。但综合地看，国防与军事的特点尤为凸显。

关键词  诅楚文 朝那湫 秦汉 固原 区域文化 国防军事

诅楚文作为战国时期秦刻石文字，是典型的战争动员令，属古代军事文告。自1947年郭沫若撰《诅楚文考释》（以下简称《考释》）[1]一文问世以来，关于诅楚文研究殆已剩义无多，一些基本问题大都已获解决。本文措意，拟就其未遑展开者试加论列。

一、诅楚文刻石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

诅，指诅咒，即以言告神，请加殃于敌。诅楚文，为秦王诅楚于神，祈神庇佑，抵御楚兵，复其边城的文字。

诅楚文刻石共发现三块。后人以其各自所祈之神名之，曰《巫咸文》，曰《大沉厥湫文》，曰《亚驼文》。当时，或沉于水，或埋于土。三石于北宋时先后发现，《巫咸文》出于陕西凤翔，《大沉厥湫文》出于宁夏固原朝那湫，《亚驼文》出于河南洛阳。欧阳修、苏轼、赵明诚、董逌等皆有记述。原石原拓久已不存，传世拓本均系翻刻，其中，以宋人所刻《绛帖》《汝帖》本较为流行，合并《巫咸文》与《大沉厥湫文》而成。1944年吴公望影印元至正中吴刻本，所据亦原石原拓之复刻，三石俱全，各自成文，为迄今所见之最完整者。

郭沫若《考释》一文指出，《亚驼文》出于宋人仿刻，《绛帖》《汝帖》仅收《巫咸文》《大沉厥湫文》而不及《亚驼文》，大概是早已见其为赝品的缘故。

诅楚文究竟系何种性质文字，其文献价值如何？见仁见智，臧否不一，贬抑者不乏其人。

苏轼（北宋文学家，字子瞻）《诅楚文诗》滥其觞。鉴于诅楚文所述史事多为旧书所无，尤其揭举楚怀王多罪诸语，认为秦人诡诈，乃至谩神。“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圉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岂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谩。”于是，便采取了一种讥笑与嘲讽的态度，“辽哉千岁后，发我一笑粲”。王柏（南宋经学家，字鲁斋）《诅楚文辞并序》推其波：“凡数其罪，考其世家，亦无其实，岂有聪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绐于尔之浮词，而甘受谀于尔之牲币乎？决无是理也明矣！”认为，“虐民慢（漫之误）神，言诬不怍”，“一时之妄，万世之箴。”周伯琦（元收藏家，字伯温）《诅楚文音释》助其澜：“秦以强诈得国，于冥冥中尚尔饰辞徼信，则其他可知矣。其事固无足取……”

“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苏轼将其归诸古秦俗，盖与楚怀王曾见欺于秦相张仪有关。为离间楚齐两国关系，拆散其联盟，张仪入楚，以愿意献商於（今陕西商县、商南一带）之地六百里为条件。楚怀王贪地，决定与齐断交，并派人随其入秦受地。张仪返秦，佯作堕车负伤，三月不朝，躲着不见楚国使者。后改变原口头承诺，说仅答应予楚属自己的俸邑六里。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于是，有丹阳（今河南西峡县西丹水以北地区）之战。

张仪魏人，早年入楚求仕，遭遇坎坷。在楚令尹昭阳门下为客，一次宴饮中，昭阳失璧，因张仪穷愁潦倒，别人竟疑其所盗，无辜挨了一顿痛打。一气之下，去楚入秦，受到秦惠文王赏识和重用，任秦相。为洗雪当年耻辱，其《告楚相檄》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尔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尔城！”刘勰《文心雕龙·檄移》曾论及此文，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式檄作，是从战国开始的：“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皎也。宣露于外，皎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2]权诈相倾，本无专直，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雄称霸中可谓司空见惯。“兵者，诡道也。”（《孙子·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在伐谋、伐交中，用诈经常发生，本无可厚非，怪只怪楚怀王贪得无厌，愚不可及。卫人商鞅亦事魏，入秦为大良造，率军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商鞅致书公子卬，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在会盟中，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尽破其军（《史记·商君列传》）。“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唯独秦人却背上了这口“黑锅”，仿佛连鬼神也受到他们的愚弄和欺骗，被玩于股掌之上。所谓“其事固无足取”云云，更是坐井观天，结论难脱片面。

郭沫若考证，诅楚文所反映的历史，当为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下半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时事，即秦楚丹阳之战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之战前，秦进行的一次全国总动员。[3]

《考释》一文，快笔英锋，一语中的。其真知灼见当数对诅楚文历史背景及原因所进行的揭示：“且诅文之作可证当时情势甚为严重，在楚乃‘悉兴其众’，即倾全国之师从事侵伐，而在秦亦等于下总动员令，所谓‘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鞟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也是倾全国之师从事抵抗。为此，故须四处告神，连神鬼的力量都加以动员了。”此说，见前人之所未见，言前人之所未言，摆脱了一般考古学家拘泥于繁琐考证，对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根本原因未能触及，因而缺乏深入发掘的通病。

郭沫若虽也承认秦国“多诈”，却并不认为诅楚文是什么“谩词”：“文中所述史事多为旧书所无，尤其诅咒楚王之语，因而前人多以秦人诡诈，竟至谩神。”又说：“其实这些都是拘虚之见。秦国固然多诈，但国与国之间何国不然？然秦人较原始，于信神之念实甚笃，观《史记·封禅书》所纪自明。故余信文中所述必非谩词，正足以补史之缺文。”

或曰“其事固无足取”，或曰“正足以补史之缺文”，各持其说。孰是孰非，不得不辨。

战争动员，是国家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一种手段，除了政治与精神上的发动，鼓励士气，振奋民心以外，如实讲出国家的现状，存在的困难，特别是作为战争必需的人力、物力准备情况，尤为难得。敢说真话，是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历代军事文告层出叠见，很少能这样做的。诅楚文独树一帜，可谓凤毛麟角，吉光片羽。究其原因，或与古秦俗有关。

“秦与戎翟同俗”，其统治者和人民在文化上乃至包括种族在内也深受近邻戎翟的影响。西周衰微，是从周穆王开始的。《国语上·祭公谏征犬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评者指出：“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国，终于专一，有拒我之备矣。周穆王废先王之训，则不可伐；有以御我，则不能伐，是极谏意。”然而，“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诅楚文反映的秦对神的笃信，依靠战争动员以拒楚、备楚、御楚，且以奋发蹈厉、不畏强敌、敢于胜利激发民心士气，与戎之御周颇类似。

秦人尚实、务实之俗，《苏秦以连横说秦》《司马错论伐蜀》《李斯谏逐客书》等亦可佐证。

“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游说六国，是从说秦开始的。“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战国策》）苏秦的这段话，《史记》本传记载稍异。这大概也正是司马迁所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吧！

尽管苏秦巧舌如簧，而秦惠文王却不为所动。“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秦惠文王的回答，反映了对当时秦所处形势、所具国力的认识。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说明秦惠文王不仅在认识上是清醒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坚决的。

公元前316年，巴、蜀相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欲发兵伐蜀，因道险难至，而韩又来攻秦。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又恐韩袭秦之敝。在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的问题上，一时犹豫未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认为，伐韩，劫周，“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司马错的观点反映了通过富国强兵、增加国家实力来建立王业的渐进主张。所谓“三资者备，而王随之”“得蜀则得楚”“从事于易”“名实两附”等等，逻辑严密，无懈可击，避免了张仪所言攻韩、劫天子，将可能招致的“恶名”，以及由此给秦带来的诸多不利。惠王曰：“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实践证明，在伐韩还是伐蜀上，秦惠文王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秦得巴、蜀，兼有汉中之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既开疆拓土，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又为迂回楚之翼侧，对其实施钳形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有巴、蜀，使楚失去了西部地区安全保障。秦军可一支自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捣楚国都城；一支出武关而南下攻楚，对楚形成两面夹攻，从而致之于死地。议者有评：“秦王平日信任张仪，而此策独从错，可谓识时务之要。”

正因为如此，秦惠文王也就成了与秦穆公、秦孝公等并列的大有为之君。

《李斯谏逐客书》以秦爱惜人才，能重用客卿立论。如秦穆公之重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秦孝公之重用商鞅等。秦惠文王则能重用张仪。“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前人注曰：“惠王时，司马错请伐蜀，灭之。后武王欲通车三川，令甘茂拔宜阳。今并云仪者，以仪为秦相，虽错灭蜀，甘茂通三川，皆归功于相欤。”

此说不无见地。对秦来说，张仪属客卿，李斯以其为例，颇具说服力。实际上真正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不是别人，而是秦惠文王自己。

二、朝那湫何以为诅楚文投石所

据《史记·封禅书》载，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川鬼神中有“湫渊祠朝那”。《集解》引苏林语：“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又《正义》引《括地志》：“朝那湫渊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

诅楚文刻石《大沉厥湫文》，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于朝那湫旁（容庚《古石刻零拾》）。郭沫若《考释》指出：“今在甘肃平凉县境，《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

“荒祠黑水龙湫暗，绝坂丹崖鸟道盘。”明末清初吴梅村《送朱遂初宪副固原》诗[4]，描写的也正是朝那湫一带的自然地理风貌。

朝那湫之所以会成为诅楚文的投石所，或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

其一，祭祀名山川泽之神原始宗教文化的支配与影响。

湫渊之神，自古立有专祠，受到祭祀。《史记·封禅书》载：“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指祭祀；“戎”，则指军事。湫：沉泽，水潭。如果说《巫咸文》是选择在秦都雍即祖茔宗庙重地以告天的话，那么，《大沉厥湫文》则是选择在秦管辖之地朝那湫，即名山川泽中的“泽”以告天，均属国之典祀。

曲折而漫长的古代社会，在“天命观”的笼罩下，相信人间万事特别是生死祸福，均由神安排决定。因此，一切行动皆求神庇祐，便成为一种习见之现象。诅楚文称湫渊为“不显大神厥湫”（不显，即丕显，古人恒语），奉吉玉宣璧以祭，祈其德赐，克剂楚师，即其说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二年，便率百官来到朝那湫进行祭祀。《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元狩五年，汉武帝首巡安定郡，从骑数万，依次祭祀崆峒山和朝那湫，太史公司马迁曾随驾纪盛。此后又五次巡视北部边防，而且每次都不忘祭祀朝那湫。御驾鸾铃，扈从喝道，其场面和威仪概可想见。关中通往朝那湫一路，留下了无数车辙马迹。

今固原境内，有东海子、西海子。东海子，在固原市彭阳县城西北部川口乡干海村，因湖水走漏，当地人称为“干海子”。西海子，在固原市原州区西南部约20公里处的海子峡。清代，被列为固原八景之一，称“西海春波”。

“告神之文当不仅限于《巫咸》《厥湫》等，将来可能还有出土的希望。”郭沫若《考释》的这一推测，尽管至今尚未被证明，但作为总动员令的秦告神之文当不限于以上两地，是可以肯定的。

立祠祭祀，祈福祛祸，是历代帝王之所以到名山川泽顶礼膜拜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受这一祭祀文化的支配与影响，所以才选择祠朝那的湫渊作为诅楚文投石告天之所。

其二，兵员赋役等战略资源供给亟需。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祠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从《展禽论祀爰居》（《国语·鲁语上》）的这些话中，似可看出，中国古代之所以盛行祭祀名山川泽之神，除原始宗教文化观念所致外，当还存在一定的物质原因。

湫渊在安定朝那。秦楚丹阳、蓝田之战，朝那为秦之大后方。该地区兼山川水草之利，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接壤地带。物产丰富，品类繁多，以粮食和马、牛、羊等为主。当地山大沟深，草木丰茂，畜牧业发达，狼也比较多。朝那，读作叱奴，即蒙古语之“狼”字。“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姓氏、人名和地名。”[5]

《史记·货殖列传》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集解》韦昭曰：“乌氏，县名，属安定。倮，名也。”

这段史料所载，虽然是秦始皇时史实，但“畜至用谷量马牛”，却反映了乌氏倮拥有财富之惊人程度。畜牧业的发展与繁荣，为战争所需要的战略资源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争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随着战争的不断消耗，继续战争的力量需要及时补充。“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指的是战争常识。丹阳之战，楚遭重创，丧师八万，连大将屈匄等也当了俘虏。楚怀王大怒，乃悉全国之兵袭秦，发动了蓝田之战。

丹阳之战，秦已付出相当代价。自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开阡陌，励耕战，经济有一定发展。至秦惠文王时，在同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两次大战，对秦来说绝非易事。“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章句上》），战国时期，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空前增大，消耗人力、物力惊人。一次大战过后，仅就所损兵甲、车马而言，正如《战国策》所说，“十年之田，而不能偿也”。

战争规模和持续能力受战争动员量的制约与支配。恩格斯指出：“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征兵征制、普鲁士的后备军制、瑞士的民兵制、法国的全民征集制）各不相同，但近六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的7%，而参战的大约只有5%……对于一个民族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并以俄国为例，说明其兵力从未超过2.08%，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1.39%。“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国民生产低微。”[6]所说虽然指近代社会且是世界他国情况，但对分析中国古代战争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军赋是国家按一定程序和途径征收的实物，以充军备。蓝田之战在即，楚兵压境，对秦来说，军赋的动员和补充，便成为当务之急。“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以持久”（《史记·张仪列传》），军赋以粮秣征集为重点。秦选择朝那湫作为投石所，也与该地区可为战争提供军赋等战略资源有关。战国时期，为适应骑兵发展的需要，秦曾开辟大批牧场，牧养马匹，以供军需。安定朝那既产粮，又出马，具有后勤基地建设条件。

蓝田之战前，秦四处告神，远及边鄙，更说明了这次战争动员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烈。

其三，团结义渠戎等游牧部族稳定后方并力向敌。

匈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之一。殷曰獯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不事耕作，逐水草而居，随畜牧而转移，人习战攻。侵盗暴虐中原。

《诗》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大、太通假，解诗者或指大原为今山西太原。顾炎武考证，大原，即今固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7]

义渠戎是一个古老的部族，立国较早，势力颇强。都城在今甘肃庆阳地区，范围辖今甘肃东部、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等地区。战国时期，义渠成为秦称霸西戎的主要障碍，与秦抗衡170多年。秦灭义渠，“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匈奴列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史记·秦本纪》亦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后元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此前，魏、赵、韩、燕、楚等国“合纵”伐秦，以楚怀王为纵长。时任魏相的公孙衍（犀首）曾对朝魏的义渠君说：“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诸国伐秦，陈轸谓秦惠文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依其计，“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史记·张仪列传》，李伯，邑号，《战国策》作李帛）秦从中原战场脱出手来，遂大举进攻义渠，扩大了在西北的势力范围。“秦攻占了戎的二十五座城邑，这说明那时，这个一度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定居了。”[8]筑城郭以自守和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定居的义渠，游牧与农耕结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秦惠文王时，义渠虽为秦所败，但叛服无常。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在蓝田之战前三年。秦楚交战，秦虽取得了丹阳之战胜利，楚不甘心，卷土重来，秦兵退至地形和群众基础相对有利的蓝田地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并一秉哀兵求胜之道，通过揭露楚怀王一系列罪行，以争取人心，稳定团结包括已归附的义渠在内的游牧部族。义渠君与宣太后故事，在蓝田之战后，惠王已殁，反映了秦与义渠间后来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后文还将提到，兹不赘述。

选择朝那湫作为投石之所，稳定后方，一致对敌，也是原因之一。

三、诅楚文与固原区域文化

诅楚文虽然为战国时秦刻石文字，但距秦扫除六合、一统天下为时不远，因此，也是研究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的珍贵历史文献。

文化的含义相当广泛，分类亦多，通常可分为物化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

从诅楚文看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可以由多视角进行观察。但综合地看，国防与军事的特点尤为凸显。在源远流长的诸文化中，兼具物化文化和观念文化性质的长城更有代表性。

诅楚文所举楚“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刬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取吾边城……逼吾边境”等，虽为告神之语，也是对秦国军民讲的。国防观念、国防教育，乃题中之意。所谓全国“总动员”者，亦当从中求之。

战国后期，处于中国北部地区的燕、赵、秦三国，除面对中原各国的纵横兼并之战外，还有一个防止北方游牧部族侵扰的问题。这些游牧部族精于骑射，来去剽疾，非步兵、车兵所能制。因此，筑长城以防，“以墙制骑”便成为国防建设体系的重要构成。“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日知录》卷三一“长城”）战国七雄，皆筑长城，就连不在此列的中山国也不甘落后。长城分内地长城和边地长城两种，边地长城主要防御北方游牧部族侵扰。

“秦昭王时，义渠戎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这段长城属边地长城，经今宁夏固原市境原州、西吉、彭阳三区县，长约200公里，其遗址至今犹存。宣太后所筑长城，在固原境内留有遗迹，开秦筑长城之先河，为秦并天下后所筑长城奠定了基础。这段秦长城是固原文化的见证，研究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特别是国防和军事文化的特点，似不能不涉及这一史实。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所筑长城，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始有“万里长城”之称。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世界文化的遗产，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古代建筑。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在没有大型机械作业的条件下，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和简单器具在地球上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工程。贾谊《过秦论上》：“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对保卫中原及边远广大地区人民安定生活、和平劳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城作为一种物化文化，又是国防和军事的代名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围绕国防和军事这一核心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如国家防务与安全、军队建设与将领等，反映了物化文化与观念文化的联系。《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盾牌；城，边墙。万里长城，《南史·檀道济传》载，道济善用兵，北魏畏服，后遭谗被害。临死前感叹道：“乃自坏汝万里长城！”意谓将领为国守边，作用重大。在重物，还是重人上，有的则认为修筑长城，不如重用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重？”（汤显祖《朔塞歌》）“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长征组诗”《清平乐·六盘山》，更使长城及其文化深入人心。这首词将“长城”与“好汉”联系起来，所标举与褒扬的不畏艰苦、不断进取精神，不仅激励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长征、北上抗日，奠基大西北，至今仍在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诅楚文所谓“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鞟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除体现哀兵求胜思想外，也包含有重视国防、重用将领的观念。刘邦《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主要指防御匈奴，也是对国防的重视和将领的呼唤。固原作为中国古代北部军事重镇之一，历史上曾涌现众多著名将领。与由长城而衍生的国防观念在该区域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无关系。

秦都关中，处四关之中，东有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南有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西有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北有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关塞控扼要点，便于军行，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也是战争双方激烈争夺的重点目标。“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史记·匈奴列传》）。萧关，作为关中北大门，是战国秦长城的雄关要塞。同时，也是秦长城与古丝绸之路交叉联结的交通枢纽。萧关道，作为古丝绸之路东道北路的一段，乃内地通往西域的主要孔道。固原，是闪耀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长城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和平的屏障，见证了民族团结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立足于民族团结的高度，突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统一、友好相处的主题。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部族，属西域大邦之一。汉武帝为抚定西域，坚持与乌孙修好，相互聘问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与西域诸族的关系错综复杂，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该诗择取其中美好的一页加以歌颂，被认为是“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9]。“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白练，即丝绸。全诗以追怀往昔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作结，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不也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真实景象吗？

以诗证史、以诗补史、诗史互证，作为观念文化的诗歌，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件战袍，还要合着穿，歌颂了秦国在经济条件还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士兵却团结友爱、不畏艰苦、勇于战斗的精神，与楚诅文所称“羸众敝赋，鞟栈舆”显为同一底色。以弱胜强，是从战略上讲的。要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除了谋略，就是精神，就是观念。秦人正是在富国强兵的物质基础上，凭借谋略、精神与观念，终于战胜了其他六国。或认为“与函谷关外的六国相比，秦国是落后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精神文明尤其落后”，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秦之所以能够崛起并日趋强大，除了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外，同时也与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分不开。这种文化，以朴茂强倔、自强不息为主要特征。究其原因，盖由秦砺山带河的特殊自然环境和物质并不富裕的生活条件所决定。同时，也与长期致力于教化有关。

书法艺术是一种观念文化，诅楚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它由小篆刻成，结体平稳端庄，字体呈正方形，每字各个部分摆放匀称，线条圆润流畅，保存了铜器铭文的痕迹，与大篆《石鼓文》并驾齐驱。后世攻篆书者，也多以之为范本。梁鹄，东汉书法家，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善师宜官八分体。“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梁鹄亦善作大字，用笔能尽其势。魏武帝曹操甚爱其书，宫殿题署，多出鹄手。八分书，“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宣和书谱》引蔡邕语）“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 八分书以遒劲刚健取胜，主要从秦小篆中汲取了养分。《绛帖》为汇刻丛帖，共20卷，收集中国宋代以前的书法精品，因尚书郎潘师旦摹刻于绛州（今山西新绛）而得名。此帖刻于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年），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删，属《淳化阁帖》谱系之一。《绛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但增删较大。《绛帖》重视和收入诅楚文，使之广泛流传，对保存和传播中国书法遗产起到了普及作用。

在战争中发布军事文告，动员人民和军队，是历代传承的重要军事制度之一。殽之战，由孟明视等三将率领的秦军在袭郑不成的返回途中遭到晋军伏击，全军覆没，三将为晋所俘，幸得放还。事前，老臣蹇叔曾苦谏，不听。《蹇叔哭师》，言之甚详。后来，秦穆公亲临殽山战场，收骨安葬，以恤亡灵。同时发布著名的《秦誓》以做检讨，认为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不在将士，而在身为国君的“余一人”。“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静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史记·秦本纪》）秦穆公能引咎自责，《秦誓》作为先秦军誓之一，向受史家重视。

诅楚文，上承《秦誓》，下启《秦正告天下文》，是秦军事文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秦始皇统一六国，先后有告诸国文，如《告楚文》《告韩文》《告魏文》等（见《史记·苏秦列传》），是对其前朝以文告助军事这一做法的继承与发扬。

“秦取天下，非行义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苏代《阻燕昭王赴秦语》，正告，谓显然而告示天下也）。其《告楚文》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指长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楚国都城）。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洞庭，或说五湖）。寡人积甲宛东下随（宛县之东而下随邑），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鹰）矣！王乃欲待天下而攻函谷，不亦远乎！”其《告韩文》曰：“我起乎少曲（地名，邻近河南宜阳），一日而断大行（太行山羊肠阪道，北过韩上党）。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地皆韩大都，隔河相望），二日而莫不尽繇（动摇）。我离两周（洛阳王城及巩，巩，今河南巩义）而触郑，五日而国举（拔）。”其《告魏文》曰：“我举安邑（今山西夏县），塞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韩氏太原（或说当为“太行”）卷（断绝）。我下轵（今河南济源境），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利）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虚，殷墟，今河南安阳）、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

秦告楚、韩、魏诸国文，主要是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是一种战略威慑。其结果是：“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韩氏以为然，故事秦”；“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汉承秦制”，不仅反映在政治制度上，而且也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刘邦“书帛射城上”，劝沛父老反秦，“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出汉中为义帝发丧，传檄定三秦；在荥阳之战中“数项王十罪”，无不是依样画葫芦，以文告助军事，效秦做法。在战争的人力、物力动员上更是如此。“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先酂侯，所食邑多。”群臣不服，关内侯鄂千秋认为：“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尝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遗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说：“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史记·萧相国世家》）就连刘邦本人也承认，“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史记·高祖本纪》）。由此亦可看出，战争动员对于决定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影响。

古史研究，文献难征。“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诗经·六月》，赫然在册。“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国语上·祭公谏征犬戎》，早见“文告”。周穆王之征犬戎，周宣王料民太原，周幽王亡于犬戎，无不与固原牵连。以上乃西周史事；而诅楚文所补史之缺文，则专指战国后期，其影响作用于秦汉者盖亦大矣！

文化丰碑屹千古，苔痕漫漶感怀多。《大沉厥湫文》作为诅楚文刻石之一，始沉于水，终得于田，饱经沧桑世变，为固原区域增添了丰厚的文化蕴藏。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少将、研究员）

[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186页。

[3]关于诅楚文的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或认为在丹阳之战前（张正明主编：《楚学文库》之一《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或从郭说，认为在蓝田之战前（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4]赵翼：《瓯北诗话》卷九，《吴梅村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5]〔美〕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页、178页、2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沈阳：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83-184页。

[7]《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94-95页。

[8]〔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9]《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