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 苑
内容摘要 梁妠掌权时期上接安帝，下启桓帝，处在两次自然灾害高峰之间，呈现出波谷的特性。即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无论次数、种类、影响范围都出现明显收缩，但后来紧接着就有反复。本文通过对其间见于史籍的自然灾害进行考察，统计了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数量、频次、范围。并认为梁氏执政时期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的影响有：杀伤人命；破坏农耕经济，民食不赡，流民日多，民乱频发。主要救助措施有政府组织祭祀，赈贷灾民、救济流民，案行安抚人心，以及促使统治阶级的自我调整。
关键词 东汉 梁妠 自然灾害 灾害救助
一、梁氏与东汉政治
梁妠（106—150年），东汉安定郡乌氏县人，“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1]曾祖父梁统是东汉开国功臣，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有大功，所以梁家才渐渐发展成为东汉中期的豪门望族。特别是到了东汉中期，梁妠成为皇后和皇太后期间，在她的庇护之下，以梁冀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出现梁氏专权的最黑暗年代，从而加剧了东汉政权的日益衰败。
永建三年（128年），十三岁的梁妠与她的姑姑一起被选入掖庭，后被顺帝封为“贵人”。阳嘉元年（132年）被立为皇后。由于梁氏能“深览前世得失”，严于律己，自省过失或不足，“不敢有骄专之心”，辅助顺帝，不仅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还能帮助皇帝治理朝政，致使“初政清静，内外同力”，如在惩治暴吏、大赦天下和注意接受谏议大臣的意见诸方面，梁皇后都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汉顺帝死后，她相继成为冲帝、质帝和桓帝三朝的皇太后，持续临朝执政长达18年。
梁妠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临朝执政而又有所作为的皇太后。汉和帝以后，中央政权中不断出现外戚与宦官交替或联合掌权的局面，从此，东汉政权开始走下坡路。梁妠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走上政治舞台的。这一时期她扶持的三个小皇帝都没有亲政的能力，国家大事全靠她一手操持。基本上是“夙夜勤劳，推心杖贤”。能破格提拔德能兼备的人才，协助她管理国家大事，比如起用黄琼、李固、陈蕃、李膺等名士，使得朝政有所改善，贪官污吏受到一定程度的惩治，社会治安有所好转，国防安全得到加强，东汉政权初步强盛，充分展示了梁妠的治国才干。
当然，对于其哥哥梁冀对朝政的把持，飞扬跋扈和种种倒行逆施以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她也是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另外，由于她“多溺于宦官”，听信他们的谗言，客观上给外戚与宦官的联合专权制造了条件。
和平元年（150年）春，梁妠将朝政归还汉桓帝刘志，当年病故，葬于宪陵，追为“顺烈皇后”。本文考察时限始于阳嘉元年梁氏为后，终于和平元年归政于帝。
二、梁氏执政时期的自然灾害
关于东汉自然灾害的研究，前辈学者已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工作。除对东汉全段自然灾害的归纳和总结，尤其注重安帝时期或某一地区的自然灾害研究。而对安帝之后，自然灾害频率开始下降的这一时期还未有专门研究。
梁妠执政期间的自然灾害数量，黄今言先生在《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行迹年表》中统计为20次，其中地震10次、旱灾4次、水灾3次、饥荒2次、蝗灾1次。笔者统计，梁妠执政的18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33次，其中地震17次、旱灾7次、水灾5次、饥荒2次、蝗灾1次、狼食人1次。[2]灾害种类共6种，平均每年约受灾1.8次，平均约每0.55年或6.5个月受灾一次。若不考虑饥荒 [3]，则约为0.58年受灾一次，这一频率略低于整个东汉时期的0.53年1次。[4]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顺帝朝，为20次。冲帝朝1次、质帝朝2次、桓帝朝8次。详见表1，图1、2。
表1 梁妠执政时期自然灾害
④为使表格简洁，以“h”代指《后汉书》，“h”后面的数字指卷数。
续表
图1 梁妠执政期间自然灾害比例
图2 梁妠执政期间各帝年均灾害示意图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是地震频发，几乎年年地震，甚至一年两震、三震，还有一月两震的情况。地震发生地集中在京师洛阳，发生了11次。此外，洛阳还遭受了3次水灾、2次旱灾，占灾害总数的一半多。这一现象是安帝时洛阳地区受灾频繁现象的延续。安帝在位19年共发生自然灾害86次，京师洛阳受灾34次，平均每年受灾约1.79次，受灾频次远高于梁妠执政时期的0.89次。梁氏开始执政距安帝去世仅7年，所以，这一系列自然灾害都是与安帝时相承的，只是频次和种类开始减少。安帝时洛阳所受灾害有地震、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五种，梁氏时期洛阳仅见地震、水灾、旱灾三种灾害。
确实，安帝时“灾害频度也是高得惊人，达到0.22，一年接近5次。其中水灾14次、旱灾15次、地震24次、虫灾9次、风灾13次、雹灾8次、寒冻灾1次、疫灾2次”。[5]加上饥荒4次，灾害种类达到9种。地震、旱灾、水灾、虫灾的比例与梁氏执政时的比例相差无几，只是总体上梁氏时期频次降到了0.6，且不见风灾、雹灾、寒冻灾和疫灾。但是，这一时期只是灾害频发后的一次波谷，高频次、多种类的自然灾害发生在梁氏还政后的桓帝时期（和平元年至永康元年）。为清楚直观地展现这一特点，特制表如下。
表2 梁妠执政时期及前后自然灾害次数对比
②这一时期为梁妠归政后的桓帝统治时期。
从和平元年开始的桓帝统治时期，共发生自然灾害41次。其中地震10次，水、旱灾害各8次，虫灾6次，寒冻、雹灾各3次，风灾2次，霜灾1次。[6]灾害类型达到8种，次数和频率虽达不到安帝时的水平，但是种类与安帝时相同，比梁氏执政时期多出近一半。
图3 各时期年均灾害示意图
上文所说，梁氏执政时期灾害主要集中在京师地区，其次为河南、关中地区，范围涉及关中、关东、山东、河北、长江下游地区。一次灾害，受灾范围最大不过一州或数郡，其余灾情影响范围都较小。而安帝时一次蝗灾影响可达十州和九州，一次大水可影响四州，其余动辄波及郡国数十。梁氏时的天灾与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之后的桓帝时期则与梁氏时相差不大，受灾范围比安帝时大幅减小。
通过前后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梁氏执政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种类、影响范围都明显收缩，但后来紧接着又有反复。综合来说这一时期呈现出波谷的特性。
此外，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一大特点是狼食人的发生。《后汉书》中记录狼灾两次，一次在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7]一次于“灵帝建宁中，群狼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梁氏为后的当年。时人认为“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灾）[妖]狼食人”。[8]其实与蝗灾一样，同属生物灾害。其特点为：其一，直接导致人畜伤亡。其二，间接危害人畜。其三，危害农牧林业生产。其中狼灾就是直接导致人畜伤亡的自然灾害。
三、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
此时期的自然灾害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杀伤人命
每逢灾变，首当其冲便是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危害，在当时的防灾应灾条件下，人民的生命会受到较大损害。对人民杀伤比较大的是地震。
阳嘉三年二月，“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9]
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10]
汉安二年，凉州地百八十震。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11]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2]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坏寺屋，杀人”。[13]
建和三年八月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桓帝诏书中说：“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14]
可见地震对于生命财产的破坏范围之大。水灾的杀伤范围也很广泛：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稟给贫羸。”[15]乐安国“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16]北海国“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17]受灾人口、面积虽不及地震，亦不可小觑。
（二）破坏农耕经济，民食不赡，流民日多，民乱频发
农业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的变化对于农业的必然性影响，都使得自然灾害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造成很大破坏，并对土地之上的劳动者产生一系列反面影响。史书中不乏灾害造成的农业减产，民食不赡。如阳嘉元年二月戊辰“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18]，洪水外，旱灾是对农业伤害最大的自然灾害。永嘉元年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19]长时间的旱灾更会激起民变，如永和四年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20]形成流民。或如阳嘉二年五月开始的大旱，到三年三月，终于“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21]从阳嘉三年五月诏书就可看出：“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22]
四、救助措施
自然灾害对于统治阶级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其主动的防灾措施和救灾举措；一方面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依据的自我调整。
这一时期政府的救助措施主要有组织祭祀、减轻农民负担、赈贷灾民、救济流民、奖励救灾。并且会派大臣、使者案行，带去安抚人心的福利政策。救灾的同时，政府的防灾措施也在完善，具体体现为防灾设备与技术的进步。东汉以降，长时间高频次的地震对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终于元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风地动铜仪”。[23]这就是政府主动的防灾措施。
（一）组织祭祀
时人的天人观念和神灵祭祀传统，使得其在灾后普遍采取的措施是祭祀。
“阳嘉元年，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24]紧接，戊辰，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萗。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25]可见当时针对某一灾害祭祀的对象很明确。
（二）赈贷灾民，救济流民
赈贷灾民，救济流民可谓政府最直接的救助方式。通过皇帝诏书，可以看出灾害救助的针对性措施。
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最有代表性，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斯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26]其中既有对灾民的救济，又有对流民的救助：对丧葬者的物质补助并给予丧葬政策，还予以祭祀。对迁徙、疾病、死亡者都做了明确规划。对“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谷如科”中“稟谷如科”可看出其制度的法律化。最后还对州郡官吏进行了提点。相似的措施还有：
“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其中包含物质补助、丧葬政策，还有减负措施。
其他措施有贷粮：
“戊辰，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禀贷，劝农功，赈乏绝。”
“二年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
“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稟贷，除更赋。”
有廪给：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稟给贫羸。”
“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遣四府掾分行赈给。”
有赐钱：
“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阴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27]
总之，政府对受灾人民的救助措施主要为赐钱、物、粮，其中粮食有贷有给。还会重视死者丧葬，给予物质和政策优惠。还有对受灾地区的减负政策。
（三）案行安抚人心
大灾之后或期间，皇帝派大臣、使者案行，所过赏以福利，显示恩德。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28]
永嘉元年五月甲午，诏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29]
本初元年“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稟给贫羸……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30]
所遣官员，光禄大夫与谒者，皆为光禄勋属官。都是代表皇帝去灾区慰问，同时带去些福利政策。
（四）与直接主动的应灾措施不同，皇帝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依据对统治阶级的自我调整
主要体现在：下罪己诏举招贤良、整顿吏治、减轻刑法和鼓励谏言，或选任、策免大臣，或下诏询问对策，或改元，大赦天下。此外还有祭祀忠臣。
1. 罪己诏
简核刺史二千石诏：阳嘉元年闰月辛卯，诏曰：“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精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31]
狼灾诏：“灾暴缘类，符验不虚。政失厥中，狼灾为应，至乃残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维咎征，博访其故。山岳尊灵，国所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废典，不务恳恻，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详思改救，追复所失，有不遵宪，举正以闻。”[32]
以上为整顿吏治，监察吏政。
地震求直言诏：阳嘉二年夏四月，己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曰：“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答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33]
地震诏上封事：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34]
建康元年“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是日，京师及太原、雁门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35]
以上为求直言极谏。
阳嘉三年春二月己丑，“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36]
永嘉元年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诚尽礼。”[37]
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壬辰，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丙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录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傥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38]
以上为平理监狱，减轻刑法。举招贤良。
罪己诏包括举招贤良、整顿吏治、减轻刑法、鼓励谏言等具体措施，且有多种措施组合出现。罪己诏是这一时期政府自我调整的重要措施。
2. 选任、策免大臣
册袁良为梁相诏：“顷者连遇运害，灾条备至，阴阳不和，寒暑不节。昔孔子制义，承奉则有兴盛之福，慢期即致来咎之变。朕以眇身，裘裘继业，二九之戒，今直其际，图记占□，恒在藩国。自先帝至德，犹有七国之谋。盖治世者，不讳其难。朕追寤社稷之重，恐有交会诸国王侯，开导以骄满之渐，令奸邪因缘生慝，相以显选，简练内升。昔掌符竟，惠抚我民，故连拔授，不问勋次；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隐括在手。往者王尊发纵于平阳，清约藩辅，其节衎然，忠臣之义，有献善去否，其加精微，测切防绝，朕疚心以戒。今特赐钱十万，杂缯卅匹，玉具剑佩、书刀、绣文印衣、无极手巾各一。往悉乃心，勉崇协同，便宜数上。”[39]是以忠臣为国相，抑制藩国骄气，以顺应天意，应对天灾。
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桓帝下诏罪己。是月，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九月丁卯，京师地震。太尉杜乔免。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此等灾异之后的三公罢免在东汉较为常见。
3. 下诏询问对策
策问周举（阳嘉三年）：“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乏困。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40]是皇帝特诏专问周举对策。
4. 改元、大赦
诏书除罪己、任免和询问外，另见改元、大赦天下：
大赦诏（阳嘉三年五月戊戌）：“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41]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下地震诏上封事诏后，紧接“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永和，大赦天下”。[42]
改元的同时，除大赦天下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行动，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如阳嘉元年二月冀部比年水潦之后，三月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阳嘉。诏曰：“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43]一方面是对宗室的优待，一方面是对灾区人民的补给与减负。
5. 祭祀忠臣
时连有灾异，顺帝感震之枉，策祠杨震：“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傥其歆享”。[44]是皇帝在通过卜筮后，期以祭祀忠臣的方式来消弭灾患。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1]《后汉书·顺烈梁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8页。
[2]中华书局本《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厥（灾）妖狼食人”。可见，汉人眼中狼食人确为灾。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第1部分：基本指标（GB/T 24438.1—2009）》，狼食人应属于重大生物灾害，属自然灾害的一种。
[3] 饥荒为“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据《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第1部分：基本指标（GB/T 24438.1—2009）》，饥荒不为自然灾害。
[4]东汉时期受灾频率数字详见王文涛先生：《东汉安帝朝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5]王文涛：《东汉安帝朝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7]《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85页。
[8]百衲本《后汉书·五行志》写作“厥灾狼食人”；中华书局本写作“厥妖狼食人”。
[9]《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1页。
[10]《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7页。
[11]《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74页。
[12]《后汉书·五行志四》，第3330页。
[13]《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90页。
[14]《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94页。
[15]《后汉书·孝质帝纪》，第281页。
[16]⑧《后汉书·郡国志四》，第3472页。
[17]《后汉书·郡国志四》，第3472页。
[18]《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59页。
[19]《后汉书·孝质帝纪》，第278页。
[20]《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9页。
[21]《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3页。
[22]《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4页。
[23]《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0页。
[24]③《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59页。
[25]《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59页。
[26]《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94页。
[27]《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1页。
[28]《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74页。
[29]《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78页。
[30]《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81页。
[31]《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2页。
[32]《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86页。
[33]《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2页。
[34]《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5页。
[35]《后汉书·孝冲帝纪》，第275页。
[36]《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3页。
[37]《后汉书·孝质帝纪》，第278页。
[38]《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89页。
[39]洪适：《隶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40]《后汉书·周举传》，第2025页。
[41]《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4页。
[42]《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5页。
[43]《后汉书·孝顺帝纪》，第260页。
[44]《后汉书·杨震传》，第1767-1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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