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符号叙述学的区别

复杂现实一旦被宣布为在方法论上作伪的加工品，就只有通过认识对象进入调查。“仿真”的努力并不代表“类似”的含义，相反，它指一般意义上的形式近似。不管如何，总是相同形式和类似，这就是仿真本体论。可以相当明确的是，系统理论从事复杂性降低的人为特性。此外，符号学认同我们所说的人为方法论，索绪尔明确从其权限排除“言语”，因为无法用该手段掌握口语。与符号学相关的实用主义带有现实主义意味，偏爱批评的相似认识。然而，我们在常见保护伞下呈现的拟像并非我们的独家视角，对于符号学和系统理论的极端哲学批评早已存在。这些批评解释两者皆构成某种本体论，既然它们都各自阐明是存在理论。卢曼为其系统理论精心思考本体论前提（1984b，1997），但沙伊贝迈尔试图加以严峻挑战，德勒兹（1973）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其他同样结构差异的理论上得出了类似结果。

系统理论和符号学是基于等级的两个理论亚种。就其本身而言，结构主义思想发挥了理论作用。这一发展超越了词汇导向的符号学，即依靠对实例解释的理解，换言之，是交际情景的文本反映。这和结构主义同源一致，可以同样运用在文本和社交实例。在文本中作为叙述语法在任何案例中验证，至于如何作为方法论发挥功效，以后再讨论。

另一方面，在系统理论中，复杂性下降置入系统范围用来区分系统和环境。人们争论该理论几乎没有操作能力。换句话说，它无法系统地适用于可被经验所观察到的事物（cf．萨科瑟，1983，95）。这些与经验不足相关的批评可以理解为舆论的客观特殊性。至少，原则上公共空间是自创系统，就是说，它降低复杂性，因其自身系统行为而与其他系统不同。当我们在讨论可替代符号时（见4．1），我们会在其他语境中详细争论系统理论。

综合论题只有得到理由充足的方法论手段支撑才可持续。符号学总是谈及意义生产而非社会现实。那么什么是这一概念的方法论预设？方法必须要舍弃现实以便理解“他者”的意义吗？从社会学角度，符号学的有趣版本是符号叙述学，也称作巴黎学派。它将所有意义性核心等同于行为概念而不是物理现实。然而符号叙述行为观念的特殊转折来自如何将行为与语言相连。但这是不平等的联结：语言本身是意义，而行为是“他者”。

和符号叙述学不同的是其他社会学并没有忽略语言（比如舒茨，当行为变成生活世界的一种行为时引入语言介绍）。即便如此，没有任何学科彻底从语言的唯一形式就能推断出意义的每一方面。在此阶段尚不存在对社会现实的推论。在符号叙述中，必须和结构主义模型一样，语言预先决定了所谓有意义行为可能的框架，语言学结构决定语言。唯一的要求是叙述能力，也就是文本性。推测叙述限制要比社会行为理论中的理性更为狭隘是错误的。正相反，它极大拓展了可能或可行的疆域。在传统行为理论中，如果目的性是定位于经济行为的边际效用，便被视为合理行为。任何在其边缘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或缺乏方法——目的理性（约亚斯，1999，291ff）。

所有社会学共享行为解读的解释策略；语用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叙述学都不单一使用这一核心词。符号叙述学取消行动、现实的各种参照，而仅仅承认语言。正如可能造句，人们有可能行动；句子仅仅要求语言规则发挥适当功用。无意义阐释问题甚至没有浮现，因为从不被需要。通过无意义句子，没有阐释能建立叙述性基础，委托契约存在两个假象：陈述假象和语义真相假象（《同意核查》）。在结构主义形式结构之前，这和德勒兹所揭示的“主导实践”完美契合（德勒兹，1973）。作为实践的社会阐释带来真相核实或说明，否则无法发挥功能。

信仰树立传统上是媒体效应理论的范畴，主要源于社会心理学。和定义效应相比，这项研究议程显然和符号叙述学的传播学问题全然不同，前者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今人们不能像传统媒体效应研究所做的那样，选择未加工事实作为其“他者”。传播者和听众研究合并在“文本”和委托契约中。此外，多义词，即在媒体接受中阅读模式的多样化，本意是作为原则阐释矛盾文本实例，且有可能是直接调查消息来源。即使这样，它仍有可能从富有经验的观众那里查明效果；但这并不是最佳方法，从符号叙述角度不需要为这些性质不同的阅读找到理由，因为它们就包含在文本中。

所有溯源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可以简单地冠以反，或至少是非实证。事实上，这里不可能忽略理论贡献。宣称实证的方法将其理论隐藏在无效假说中。本文不是要评论和辩论科学理论，但只要涉及社会科学方法，我们这样说就很稳妥。如今，没有严肃或知情的参与者会在辩论中提出社科理论仅仅或主要由数据支撑或建立。这就是说，我们一旦承认实用标准是理论选择的根据，便隐约可见极大倒退或者武断选择的危险（黑塞，1978）。相反，结构理论和符号理论公开宣称普遍意义。结果是该科学理论声称，一般意义的特例只能在此框架中被欣赏。但是德勒兹（1973）表明这很成问题，他恰当地认同结构主义的超验主义预设，并公开采取基于意义极端概念的二元分化，无论如何不同都具有意义。在现实中，意义由第三个消失点联结起来，全部只有一个差别便不再有意义。德勒兹称之为少差别X对象，即没有进一步差别环境的终极系统。

如果符号学反映出最终预设，人们可能意识到三合一（不完全是二元）的意义生成关系性质。德勒兹暗指三合一，但没有从中得出逻辑结论。然而，皮尔斯很久以前将三元放置在符号学中心，从更基本的一般事实推论出向心性。在三元中介中差别并未消失，而是作为批评比较保留。我们有理由说皮尔斯符号功能中的第三相关物，解释项，意味着差别（二介）的解释（三元）产生了新生的，更为普遍的事物，尽管新，但还是源于比较本身。符号叙述不在逻辑上反映这点，这里生成论承担了三元普遍性的功能。

尽管符号学仅仅依据结构主义本体论而运行，但它精确地说明了语言符号特性。作为理论设计，这是一个将语言变为适宜对象的明智选择。皮尔斯早就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取得了类似成果（更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即其符号三分法（质符、单符、型符）。以此角度看，语言学对象的纯理论区别对待是不适当的。我们为符号学辩护，因为它可能是纯理论区别原本承担的通过语言学外的现实和跨语言学唯心论来防止被玷污的目的。句法也被构想为还原一个串行轴线因素。符号叙述学明确试图以谓词逻辑来巩固句法（格雷马斯，1970b），这并不奇怪。典型的符号叙述学则多层次有深度地得以实现。据说，此生成论通过纯理论差别来阐明句法结合力，或至少是差别越纯粹越好，因为只有表面上意义的横组合关系可从句子结构中演绎。实际上，在意义最深层，至少三组对立关系可解释命题结构。其一，隐斜（phoria）分裂为烦躁症和欣快症（解释为基本的行动冲动）。其二，阐述分化为存在和行动（在两种情形下，主语拥有的反意或连接对象：语法或语用主语得到确认）。其三，行动和存在（格雷马斯，1970b，1983b）的双重分化形态可以和情态动词相比较，仅将形和句进一步受制于分化条件。其中最深层条件被认为是人类学恒量，表述为隐斜，是从虚拟到现实的行为实现层面。

皮尔斯符号学能够由符号转变为行为。因其语言对象的纯粹，它不能也无须消弭任何符号学隔绝的事物。存在是相关的，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或是自在之物，或是先天的判断），这一逻辑关系在认知行为中变得真实。它遵循存在总是认知化的（因为在存在被认知之前提出存在概念是无意义的），因此是相关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