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个方面军的通信学校也合并，统一叫“红军通信学校”。有一天，詹才芳政委叫我去谈话说：“部队通信很重要，打仗没有通信就等于人没有耳目，组织决定调你去学无线电通信。”上通信学校“条件要求很高，出身要贫雇农，中共正式党员，政治上可靠。部队急于需要，你的任务很重，要刻苦学习，学成后还回来”。
之后，保卫部张部长又找我去谈话。张部长问得非常详细，从我的出生年月、家庭情况、兄弟姐妹的情况，一直到母亲娘家有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什么成分等等。问我当红军前在家干什么，何年、何月、何地、怎么当红军的，何年、何月、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哪个军、师、团、营、连干过什么职务，何人证明等等。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审查。这些，我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唯一麻烦的就是，我上过一年半私塾。对这个问题，张部长问得非常具体：“贫雇农连饭都没有吃，哪来的钱读书？”还问教书先生的姓名、家庭成分，以及同学的姓名，和我的关系等等。我说不很准确，但那时他们也无法去调查。
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就让我去组织部，然后由组织部写介绍信去总参谋部。当时，我们一同去了五个人，有冯国寿、林桂生，还有俩人的名字记不清了。五人中我和冯国寿的年龄最大。当时都是二十一二岁，另外三个人比我们小。参谋长倪志亮叫传令兵把我们两个年龄大一点的送到通校去，三个年龄小一点的留在总参学译电。
在去通校的路上，我们边走心里边嘀咕：把年龄大的送到通校去干什么呢？
我们到达红军通校的时候，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天黑以后，来人叫我们俩去三局报到。我们更疑惑了，本来叫去通校的，现在又叫去三局报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不知道通校归属三局直接领导。
我们到达三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首先见到的是伍云甫政委，他正在听收音机。当时，我们根本不懂收音机是个什么东西，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讲话，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很好奇。伍政委大概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这叫无线电收音机，你们来就是学这玩意儿的，但你们不光是学收音机，主要是学习无线电报。”接着，又问了一下我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还说，无线电报通信非常重要，有了它，部队就可以打胜仗，你们要好好学习，等等。
之后几天，又陆续来了一些学员，共有30多人。现记得的除我们一起去的五人外，还有原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一些同志，原一方面军通校的也来了一些同志。
全体人员都集中后，三局局长宋侃夫宣布学校组成人员：校长刘光甫，主任教员沈毅力，教员刘寅，兼职教员李仕俊、王玉衡、岳夏（新闻台的），政治教员刘振堂，排长秦华礼。一个排分为一、二、三个班。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上课了。
第一堂课主要是介绍我们学习的主课程：收发报、英语、电学、机务、政治等。因我们文化程度都很低，大多数人在家只读过小学，二三十年代农村的小学，特别是私塾小学根本不学阿拉伯字母，英文就更没有学过。所以，学习起来特别困难。
那时，物资条件相当困难，学习无固定场所、无教材、无设备，我们叫它“三无学校”。尤其是学习用品，如纸、笔、器材等，更是十分紧缺。
我们在家时，从来没有用过铅笔、自来水笔，当时是用毛笔。通校开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支铅笔，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对此，沈毅力老师为如何使用铅笔，还专门安排了课程，从怎样削铅笔开始，一直讲到如何使用铅笔。并且，沈老师边讲边削铅笔演示给我们看。
当时用的纸，是前方打仗时缴获敌人的一些无用的文件纸，还有就是大地主家的一些旧书，双面的裁开后再用。器材只有两只电键，一个蜂鸣器，电池用1.5伏两个A电连起来。这些，都是前方部队用过的。
红军通信学校旧址
为完成学习任务，首先要解决几个最大的困难问题：一是学习方法。在一无教材、二无器材，而且都是在野外上课的情况下，我们从来没见过黑板，也不会记笔记，全靠听教师讲，大家死记硬背。没有电键、蜂鸣器，就用口模仿蜂鸣器的节奏拍发电码，其他人就练习抄收电报。行军时，还边走路边用右手指在左手拇指上练习发报。
为了能尽快地记住单词，我们就自动组成两人一组，因有一部分同志先进学校半年，就分别把先进校的和新进校的同志混编成一组，这样，无论是学英语，还是收、发报课，效果都很好。
那个年代的电台都是单工，只能用手收发，不能用嘴讲。无论学英语或是阿拉伯字母，都要边念边写。平时行军、休息、吃饭和晚上睡觉前都可学习。
学习英文，我们从认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再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都攻下来了，26个英文字母，不到一个星期，大家都能倒背如流了。
那时，收报机叫“再生式”，即有三个30管（灯泡）；发报机叫“哈特莱式”，即三个31管。练习装机器，没有图纸，就在泥土地上抹出个长方形，在上面画上三个灯座，摆好各种元件，再用铁丝（如铁丝不够就用个细草绳）告诉你一头对着变压器P一灯泡某个脚，G一某个脚，我们完全靠死记。蜂鸣器用1.5伏即两只A电联接，叫串联或并联、串并联，讲欧姆定律。
二是器材难。首先是铅笔少，一支铅笔写到手指都夹不住了，也舍不得丢掉，就破开小竹筒，把它夹起来再用。后来，干脆就把竹子削成笔杆，在火灰中烧一下，尖的那头像钉子一样硬，然后再用铁铲把地铲平磨光后，就用竹笔在地面上练习写字。
蜂鸣器用的A电是前方部队用过的，我们就把外面一层纸皮去掉，用钉子在铅皮钻上许多洞，再把电池放进装满盐水的竹筒里浸泡起来，这样就又可使用很长时间。这种土制电池，我们叫它“麻子牌”电池。
红军通信器材
装机器材是前方部队缴获敌人的收音机送到学校做实验用的，但它只能收听广播，不能收发电报，也不便携带。所以，必须把零件拆下来，分给每个学员自己保管。那时候，拾到一个小钉子，都很宝贵，要用旧纸包好，装在身上。当时的纪律是：要像战士保护枪杆子一样地保护钉子，人在钉子在。
机务学习，既无实物又无文字教材，完全是刘校长直接讲述，实际上就是讲他的经验。每逢夜间露宿在树林里时，学员们就围成一圈，他坐在中间讲：什么叫电，如打雷；讲摩擦发生电等等，举的例子通俗易懂。
我在红军通信学校前后共学习了八个多月。除了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在四川省西部天全县一个山沟里的老百姓家中学习，还有1936年5-6月在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北部草地的炉霍县上课外，其余课程全都是在野外进行的。学习期间，还要每天轮流派人专门去搞粮食、野菜。
在炉霍县的近两个月学习，是我们毕业前的两个月，既要上电台实习，又要练习装机器，时间非常紧张。这时，总部电台台长王子刚同志给学校送来了一只150伏的电压表，还有一些收、发报机的旧零件和皮复线。
白天，由刘校长教装机器。他先演示将各种零件在一块木板上摆设好，再接上线用表量，通了电就算成功。然后，由我们每个人学做一遍，一个人拆下来，另一人再照装一遍，各种元件、每条线通到某个元件，都要记得烂熟。
到了晚上，刘校长再专门讲机器的维修课程，整个教学就像讲故事一样，非常生动、具体、详细。比如，当从耳机中听到嗡嗡声却听不到你所需要的信号时，说明机器出现故障，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检查等等。这些经验和实际动手装机器的办法，还真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能顺利解决，圆满完成通信任务。
1936年约7月，我在甘孜县一个名叫沙窝的小喇嘛寺，完成了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正式毕业，被组织分配到红四军军部电台任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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