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我们4军、31军奉中央命令开赴陕西省的三原县、泾阳县一带休整。4军军部开始驻桥头镇，后移驻口头镇。在此期间，4军召开了全军党的代表大会，主要是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议三天半时间，我当时也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从历史上看，张国焘一贯右倾，但有时又“左”得出奇。他的个人野心突出表现在鄂豫皖苏区时，当时中央指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的方式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如果当时按照中央指示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的意见，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是可以被粉碎的。但是，由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自行决定除留74、75两个师的各独立团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四方面军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结果，完全脱离根据地，经八百秦岭跑到四川，使反四次“围剿”失败，根据地完全丢失。

在根据地时，又完全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打击富农，对中、小工商者采取孤立、打击和没收，而不是实行保护政策。在俘虏政策方面，采取“要兵不要官”，有时连兵也不要。如打下剑门关时，俘敌1000多人，全部杀掉。还有肃反扩大化。那个时候，天天都能听到什么“第三党”“改组派”“AB团”“托陈取消派”等等，还明确规定，党员每天晚上有次“斗争会”，下午外出散步，一定要三个人同行，等等。

记得大约是1934年5月的时候，我们93师279团二营准备在夜间攻打位于四川省通江县的一个敌人旅部。白天，全营排以上干部已看好地形，并明确了主攻、佯攻任务，决定我们四连从正面主攻，直取敌旅指挥部；五连在左翼佯攻。

战斗打响后，我们排从正面直攻到敌人旅部，本可以获取全胜的，可不知什么原因，担任佯攻的五连却突然撤退，这时，敌人全部压过来对付我四连，使我连伤亡很大，被迫撤出阵地。

由于当时是夜间，地处悬崖峭壁，树林又密，下面一道沟，宽约30米，我派人分别迂回到敌人的左、右、中三面放枪，造成大部队攻击的假象，结果敌人摸不清情况，相互残杀打了一个通宵，我们才算是安全撤退了。

就在第二天上午，全团召开大会宣布说，五连长是”AB团”成员，已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4军党代会期间，我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结合在川陕苏区时期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发张国焘一是肃反扩大化；二是乱杀俘虏；三是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分不到田、中农受打击的错误政策；四是军阀主义。当时，我本人就曾挨过93师政治部主任的打。那个时候，部队干部打骂战士的事几乎天天可见。

在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中央指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主要领导人，率部先后强渡嘉陵江，攻克天险剑门关，并取得了攻克广、召、剑数县的胜利。本来，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但张国焘却个人独断专行，把大后方所有党、政军人员全部撤离根据地，结果，两大苏区根据地全部丢失，只得翻雪山、过草地，以此来避开敌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

三个主力部队——红9军、红5军团、红30军渡过黄河到达青海、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后，受到敌人的强大“围剿”。当时，我军因长征刚结束，部队未来得及休整，本来就非常疲惫，服装、弹药、营养供给都非常困难，广大指战员又长期营养不良，体质都很虚弱。尽管士气旺盛，那是由于有远大理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支柱，但长时期无粮、无弹药，又正是严寒的冬季，青海、宁夏地区每日都在零下二三十度，任何人也没法长期抵御得了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最后全军覆灭，只剩下400余人经过沿途要饭回到延安。这一重大损失，张国焘也是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