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改编对我军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当时，由于大家对共产党、对红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对整个革命大局不十分了解，所以，全体指战员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弯，一下子适应不了，甚至出现了相当强烈的抵触情绪。
我当时就认为，咱们红军与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过去天天喊“打倒蒋介石”“活捉蒋介石”，“西安事变”中捉住又放了他，是为了避免内战，这个能够理解。但现在连部队的服装都变了，还要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听从他的指挥，等等，实在想不通。宁愿回家种田，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不戴“青天白日”的帽子。
领导上对这些情况很了解。1937年9月6日，我们129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的石桥镇召开全师誓师大会。
这天天气不好，打清晨起，就飘起蒙蒙细雨，队伍从四面八方进入会场。这时，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每人身上从头到脚全湿透了。386旅旅长陈赓同志任大会总指挥，请示刘伯承师长，雨太大，是否大会顺延一日？刘师长果断地说：“革命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时不我待。既然大雨已经把我们全身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一切按原定安排进行！”
这时，全师司号员集中，几十把军号同时吹响起嘹亮的军号。陈赓同志站在庄严简朴的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129师抗日誓师大会开始。”
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排列整齐地挺立在宽阔的阅兵场上，刘伯承师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举行了授旗仪式，政训主任张浩代表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红军十年纪念章。
改编八路军
刘师长在讲话中，针对部队对改编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作了深刻论述。他首先分析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抗日战争形势，然后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进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了。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这里，刘师长拿出军帽，指着上面的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率先把那顶军帽戴上，随即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一声令下，全体同志一齐从挎包里取出早已发到每人手中的黄军帽。当把佩有红五星的军帽从头上脱下来的时候，我和全体同志一样，情绪非常激动，眼睛里都浸满了泪水。
改编为八路军后的作者1941年2月拍摄于山西省沁源县
刘师长高声问“旧帽子怎么办？”全体红色指战员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我们把它包在包袱里，永远带在身边！”
大会结束队伍出场后，场地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帽子，每个人都把红五星的军帽视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珍重地收藏起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我的那顶红五星军帽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1942年5月，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极其残酷的轮番大“扫荡”，我从太岳区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参加通信工作会议时，在河南黑龙洞沟（总番号叫“干部团”）被敌人四面包围，副参谋长左权以及总部通信科长海风阁等许多同志英勇牺牲。我们从太岳区前去参加会议的一行五人中，只有我和386旅三科长朱刚同志死里逃生，突出了重围，但我们的军马及所有的行李全部丢光，红五星帽也在这次突围中丢失，终身遗憾。
讲话结束后，刘师长、张浩等师首长英武地骑着马检阅了部队，然后率领全体指战员宣誓。刘师长读一句，全体同志跟着重复一句。顿时，广场上响起了震天的吼声。
誓词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我父母兄弟，奸辱我母妻姐妹，烧我房屋……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救国，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们已艰苦奋斗了十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服从统一领导，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特务肃清，誓不回家。我们是工农出身，决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群众谋福利，对革命要忠实，对友军要热情，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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