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最前线

部队正式开拔之前，集中一周学习。主要内容是讲渡黄河和乘火车时的安全常识，因绝大部分指战员从未到过黄河，也未乘过火车。

我记得，当时教育中讲到，黄河水是黄的，水深浪急，我们全是乘坐木船，上下要有纪律，要听从指挥，有时大浪从头顶打过，也不要惊慌，不得乱动，要沉着。

乘火车更要强调安全，负责教育的部门还专门用硬纸做了七八个火车模型，告诉大家一定要有秩序，先下后上，千万不能拥挤。在车厢里时，头和手都不得伸出窗外，易受伤。火车到站后，没有命令不得随意下车，否则火车一开动，人就会掉下，等等。

另外，还专门学了几句简单的日语，如“缴枪不杀”“送你回国”等。

当时，还有许多规定，如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薪饷，部队只能是三个师，不能超编，只能在华北指定的地区活动，不能扩大区域范围等等。仅从这些方面，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蒋介石处处对我们设置限制，同时也想借日本侵略军来消灭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以后许多事实也完全证明了他的野心。最突出的就是派出张荫梧、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来到山西、河北等地，不打日军，专门与我军搞摩擦。而我军一到敌后，国民政府就停止了一切供给，完全靠我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部队出发前，师部决定，我的这部电台就在庄里镇留下，随385旅留守处行动。当时，心里很不高兴，都想争着上前线，但这是命令，军人共产党员只有绝对服从，没有理由讨价还价。

不料，三个小时不到，通信科传达刘师长命令，叫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部电台随刘师长先行出发，我台跟随政训主任（政治委员）张浩同志走。顿时，全台同志都高兴地跳起来了。

这时，前线已经很吃紧了，日军占领了山西省的大同，又以20万的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蒲路几个方向推进。我115师已先行出发开赴前线，到达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之间，120师也已开赴神池、宁武、朔州等地开展活动。刘师长率部先期抵达山西首府太原市八路军办事处，与兼任办事处主任的周恩来同志会合。

抗敌战斗中的八路军

1937年9月25日，115师在山西平型关首战大捷，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敌军车100多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消息传来，我们大家都激动万分，要求赶快出发奔赴前线。又过了五六天，大约是10月上旬，接到命令，我们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步行了约五天时间，到达韩城县一个名叫芝州镇的地方，此地距黄河大约还有三四十千米。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准备渡河。

人们常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当我们第一次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只见宽阔的河面上，水流虽然不是太急，但是浪涛翻滚，那种壮观的景象，令人顿感祖国锦绣山河的美丽与宏伟。

此刻，河面上已经布满了木船。每船能乘40人左右，如果有牲口，只能上20余人。因岸边水太浅，船不能直接靠到陆地，要涉水上船。最难弄的是牲口，要在每只船头搭30-40米宽的木板，把牲口所驮的东西全部取下来后，才能往船上赶。

我在援西军时骑的是一匹白马，这次从庄里镇出发前，留守处的同志讲，前方每天都有敌机轰炸，白马目标太大，于是，为我调换了一匹骡子，一是力气比马大，二是目标也要小些。从此，这匹骡子就一直跟随着我四处转战，直到1941年日本侵略军“扫荡”我太岳根据地时，被日军抢走。

牲口上船时，由两个人牵着疆绳在前面拉，后面有四个人往上推；上船后又怕风浪太大船颠动，骡子会惊吓乱跳，所以，用一件旧衣服把它的眼睛蒙起来，马夫还要专门一直抱着它的头，双手不停地抚摸，给它壮胆……所有牲口都这样。这个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都是第一次乘这样的船。只见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高高卷起的浪花从头上冲过，人似乎就被埋在了水下面。木船也是，每当大浪冲来，船头船尾都是一高一低，河水立即涌进舱内，人们的衣服全湿了。还是老船夫有经验，每当大浪一来，马上大声招呼：“快蹲下，不要乱动，别害怕，船翻不了。”

八路军东渡黄河

大约30分钟后，我们乘坐的船安全到达对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过黄河。

过河后，经过半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山西境内的荣河县新城镇宿营。第二天接着向侯马镇进发。一路上，我们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沿途所经过的村子，街道两边都摆设了桌子，上面放着茶水、馍馍、包子、鸡蛋，还点有香烛等。老百姓扶老携幼站在路旁，都想看看八路军是什么样子。

到了宿营地后，当地老百姓都把最好最干净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一进院子，老乡就领着我们说：“长官，您们看，喜欢住哪间就住那间。”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叫“长官”叫“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打日本侵略军的。

这么一讲他们更高兴了。有的当时就把准备好的鸡蛋、窝头、水饺都送来，一定要叫我们吃。我们说，八路军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可是不行，老乡们说：“你们为我们老百姓打日本鬼子，不吃我们的东西，我们心里不安，哪怕尝一口，也算尽了我们一份心意。”结果，只好每样尝一个。

第二天出发前，我们要把房间和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纪律检查组还要到每家检查，都要问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并宣传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宣传和实际行动，对当地的群众影响特别大，传得也很快。此处到侯马车站约一百千米，都是土马路，共走了两天半才到达。沿途老百姓的热情极大鼓舞了我们全体指战员的抗日士气。刚开始，我们以为是过什么节，后来问老乡，才说是欢迎八路军的。这两天半的行军，根本不需要自带干粮，每经过一个村庄，老乡们都将茶水、烧饼、油条、锅盔、鸡蛋往我们手里送，不要也不行。

到了候马车站后，阎锡山调来一列火车，并派人送来棉衣、棉鞋、大衣和大米、白面等，看起来，“阎老西”对我们够热情的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枪支弹药却给得很少，一些手榴弹、枪支都是旧的。给了三部电台，都是阎锡山晋绥厂出品的两瓦半铁壳哈特来式发射机；三个3灯管再生式收信机；三个30灯管都是美国RCA公司出品的，没有任何备份材料，用完后只有连机器丢掉。可是，我们有办法，后面再说。

阎锡山，人们称他“土皇帝”。他的铁路铁轨和车厢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铁路要窄，车厢要小，所以，山西境外的火车进不来，他的也出不去。天黑后上了火车，我们乘坐的是拉货的车厢，噪音特别大，颠抖得也很厉害，特别是煤灰特别大，车往前行驶时，风将烟灰全部从上面吹过来，让人实在受不了。我们只能把被子打开，连头一齐盖住。

第二天天刚明，敌机来了，火车停下不能开。我一看，所有的行李和人身上，全都是煤灰，吐出的痰和流出的鼻涕也全是黑的。大家都说，还以为火车是个好东西呢，谁知还不如走路舒服。

从侯马乘火车出发，因一路上遭遇敌人飞机的骚扰，火车开开停停，行进了两天两夜，才到达阳泉车站。

一到阳泉，就看到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许多房屋都已被毁了。我们在此休息了三天。这时，终于看到了很漂亮的火车，后来才知道这是客车。但从车上下来买东西的，都是一些穿着很漂亮的妇女和小孩，一问才知道，是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从前线溃退下来的。

从阳泉出发向昔阳挺进，我们全是步行了。记得部队经过太谷县、榆次县和昔阳县这一带时，当地吃的东西很便宜，如一个烧饼三分钱。我们过去长期在苏区，一是不会买东西，二是买也不讲价，卖主要多少就给多少，找的零钱也不数，一下子装在身上就走。当时不知道“阎老西”的政策，地方各县有自己的币制，又互不通用，如太谷县的票子到了榆次县就不能用。结果，我们每天都吃亏，在这个县买东西时找的钱，到了另一个县就不能用了，第二天换了地方，仍然是这样。所以，至今我仍不会买东西，买时也不会讲价。

我们师司令部到达昔阳县后，驻在城外一个名叫武家庄的村子里，与昔阳城相距约一千多米，昔阳城里有阎锡山的一个教导团。这时已是10月，天气冷了。部队住下后，我们电台正是朱忠邨同志值班，我同黄萍（黄利祥）同志进城去买东西。

大约下午4时，刚进城十几分钟，三架敌机低飞而来，在县城上空四处狂轰乱炸。阎锡山的教导团都拼命向防空洞躲藏，却把老百姓赶到外面。我和老黄见了，立刻跑上前去，让老百姓进洞躲藏，我们俩就站在洞口。老乡很感动地说：“谢谢长官。”我们讲：“我们不叫长官，叫同志，我们是八路军。”

因服装帽徽都一样，起初，他们以为我们是教导团的，这时，他们才说：“八路军真好啊！你们挡在洞口，让我们老百姓躲进洞里，非常感谢你们！”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敌机飞走后。我们从洞口出来，发现街道上到处是被敌机炸死炸伤的群众，不少尸体的肚肠子都流了出来，很多人是在乱跑中被炸死的。

看到那种悲惨的场面，我俩十分难过，立刻动员老百姓一起，把尸体运到街头巷子里，叫老乡去认尸体。可阎锡山教导团的人不但不管，还说：“你们管这些干什么？”我俩齐说：“这事不但我们要管，你们也应该管！”弄得他们哑口无言。

为此，我们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回队。领导很着急，以为出什么事了。我们将情况向通信科长作了汇报。后来，刘师长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指名表扬我俩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关心老百姓，扩大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与阎锡山的军队完全不同。”

在昔阳住了六七天后，部队即向和顺县进发。

和顺县与昔阳一样，都是很贫穷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很多人家每天只能吃一餐稀汤。和顺县的阳光占是个大镇子，约有一二百户人家，还有些小商铺。这一带属太行山地区。整个太行地区是以太行山脉为骨干形成的，北自滹沱河起，南至黄河，人们形容太行山是“在滹沱河喝水，在黄河岸摆尾”。太行山巍峨崎岖，地形险峻，悬崖陡壁到处皆见，被称为“天然堡垒”。

在阳光占镇住了两天后，我这个电台奉师部命令，随干部团张贤约团长经过昔阳高乐镇的摩天岭十八盘，前往河北地区发展扩大队伍。当时说是干部团，实际上一共也就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营连干部。

位于山西与河北之间的摩天岭十八盘，仅从“摩天岭”这个名字上，就可说明此山之高。到了山顶上，好像距离天空很近，人都站到了云彩上面。往山下望去，那陡峭的悬崖一眼望不到底，盘山而上的羊肠小道，完全是螺旋式的。要我看，何止十八盘，二十八盘也有。

这是我第一次只身一人仅带一名饲养员（马夫）和一名勤务员，随同作战部队外出独立工作。此间，遇到两大困难：

（1）器材简陋，工作条件差。我出发时携带的一部收发报机是自己临时装修的，没有天线，机器焊接很不好，经过一天行军的震动，晚上到了地方就要检修。

我们出发后的第一站到了昔阳县高乐镇，团部要求架线向师部发报。我立刻去电话班要来一圈皮复线，用火将包层胶皮烧掉，并擦去铜线污垢，再用几块牛油煮过后的竹片当绝缘板。但这时，我的手头除了一只150伏的电压表外，没有任何测试仪器。

天线水平线主夹引线的长短完全靠人工进行试验，没有专业的助手，只能靠随行的勤务员帮忙。由于既无烙铁也无焊锡，我只能设法把线的两头固定在树上，然后把夹引线插在机器上后打开电源，让勤务员用手按住电键，等到安倍表针直立时再调试天线。如果表针不动，说明天线过长，就从两头向中间折回来。就这样，整整调试了将近三个小时，天线终于架设成功。

天线架起后，只能收听到对方电台的呼叫信号，而我的信号却发不出去。到了第二天天明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头晚架设的天线全被几棵大柏树挡住了。不过，虽然这次没有同师部联系上，但自己土造的天线已经调试好，电台可以开展工作了。

翻越摩天岭十八盘，前后行程整整两天。这天，我们到了河北省元氏县邻近与山西省交界处的一个大山沟里，这里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子。到了宿营地时天色已黑，我没顾上吃饭就开始进行架线工作，心想，这次可以呼通师部的电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仍然只能听到对方的呼叫信号，我的回答对方仍然听不到。就这样，我从天黑一直忙到次日清晨，整个晚上，既没有吃饭又没有闭一下眼，但却始终连接不上。直到天明后队伍出发时才发现，此处是一个很深的山沟，两边都是很高的悬崖，与四川的剑门关相似，而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2.5W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大深沟里工作。我将此情况向张团长汇报后，他也很理解地说：“这不怪你，你还是很辛苦的，两个通宵没休息了，连饭都没吃，等我们到了目的地后，立即设法搞个大一点的电台。”

巍巍太行山

这次走了25千米路，队伍就停下了，准备在元氏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恰巧，此时电台也与师部联系上了，当即发报汇报部队情况，同时又收到师部发来的急电，要我带电台立即返回师部，另有重任。

张团长说：“没办法，这是命令，你立即起程返回，我派一个武装班护送你们。回去后，将我们这几天的情况向师部汇报一下，我就暂不写详细报告了。”

（2）最大的困难是我的双膝关节痛得特别厉害，原因不明，也没有医生和药物治疗，行走特别不便。走平路稍好一点，上、下坡根本不能走，只能完全靠骑马行进。

我从陕西出发时，重新调换了一头骡子。上山骑着骡子好办，但下山时就不行了，特别是下十八盘时，简直就是笔直地往下走，人在骡背上直往前滑，搞不好就会被抛下来，很危险。怎么办？饲养员姚细坤是四川人，也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过草地时就跟着我喂马行军，他叫比他小几岁的勤务员在前面牵着骡子，他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套在我的腰上在后面用力拉着。就这样，顺利地下了山。

这次病痛连续折腾了近八九个月才好。什么药物也无用，一停下来就用拳头拼命捶打，自己上机工作时就由勤务员、饲养员他们替换着捶，两个膝关节就好像里面穿了一根铁丝似的，不能走路也不能睡觉，真是痛苦极了。就这样，还要坚持工作。

说实在的，当时若没有战友们的帮助和那匹骡子，我根本没法在前方工作。就这样，坚持不停地捶打，大约八九个月后完全好了，至今70多年过去了，也从没复发过。想想，这也算是个奇迹吧。

前面讲到，跟随张贤约团长经过摩天岭十八盘，到达河北省元氏县境内后，突然接到急电，令我即刻返回师部。于是，我带着电台又从原路返回，再上十八盘摩天岭，经和顺县直到阳光占的129师师部报到。

到了师部后，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我布置任务说：“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是由东北军被日本侵略军打垮后的散兵组建的，有3000多人，原在晋冀（山西、河北）边境一带乱窜扰民，我们收编后，新组建为‘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成立三个支队，每支队1000余人，司令是原东北军的一个师长，此人较进步，积极抗日，和我军关系尚好，内部还有我们党的联系人。他们武器好，都是奉天造三八式，弹药多，搞好了，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现任命你去担任电台台长，机器他们那里有。另外，我军派去的政治部主任周桓同志是集总组织部长，由于情况特殊，那里的党组织及党员身份都不公开。另外，还有一部分东北大学的大学生撤进关内要求抗日，在我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周副主席那受过训，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各方面都很好，分去做政治工作，名称都叫‘政工干事’。任务很艰巨。”

这时，一旁的电台中队长周维同志指着我插话说：“我们的报务人员太少，只有他一个人，配不出助手。”刘师长接着说：“那他一个人就更辛苦了。你们赶快想办法，从部队抽调一些年龄小、身体好、脑子比较灵的战士来电台培养。”还问，培养一个报务员一般要多长时间？周维回答：“快者五六个月，但也只能学会收发报。”刘师长说：“那就可以嘛。你们赶快拟个命令送来，我批发就执行。”

接着，刘师长又对我说：“你立刻就去报到，他们晚上就要出发。还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什么，只是机器等没有人背。”刘师长立即说：“叫三科起草发布命令，由司令部发出，任命秦华礼同志为纵队电台台长，随勤务兵、饲养员各一人，马一匹，其余人员由纵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保证通信顺畅。”

就这样，我带着师部的命令，和勤务兵张从声、饲养员姚细坤一道，前往游击纵队报到。

纵队司令部驻石门坎镇，离师部只有两千多米，到司令部报到时，原东北大学学生，现任政工干事的马洛同志带着我直接去见张司令。张司令看了命令书后说：“欢迎你，我非常高兴你能来我部任电台台长。前一段时期由于没有电台，与八路军无法取得联系，吃了很多亏，这下有了电台就太好了，可以直接与129师和总部联系了。”

说完后，又指示参谋长梁军，要求根据电台实际需要配备人员，并问：“有马吗？”我答：“有。”又说：“你一个人工作太累，可以培养人吗？”我说：“可以，只学收发电报，一般有五六个月就可以。”

张司令随即对梁参谋长说：“你和秦台长研究一下，抽调几个年龄小些、文化程度高一点的同志，交给秦台长，由他亲自培养。”

当天晚上，部队就向山西、河北边境进发。经过约三天时间，到达山西省寿阳县的青城镇，这里，再过十千米就是河北的浆水镇。

这时，已是1937年的12月左右，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一带很贫苦，除了黄豆叶外，见不到任何蔬菜，连野菜也没有，主食完全是小米糠，高梁、玉米都很少。老百姓用黄豆叶做的酸菜来煮小米稀饭，再放少许黄豆和食盐，虽然很稀，但味道还不错。

不过，如果你要细看酸菜的做法，就会立即反胃呕吐的。当地老百姓每家都有一口半人高的大缸，将黄豆叶采来，稍微用水洗一下后（因那一带缺水）放进大缸内，然后将每天的洗碗、洗锅水倒在里面，缸口上面用木盖盖住，经过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盖子一揭开，那股酸味直冲鼻子，用筷子一捞，哎呀，那霉丝就像粉丝一样，又粗又长又酸。大缸内的水几年都不换。

由于大雪，人们根本无法出门，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0℃左右。我们在这一带住了约20天时间。有一天半夜，梁参谋长（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突然来敲门，进屋后就说：“有特别情况，马上离开此处。”我边穿衣服边叫通信员以最快的速度收天线。梁说：“周主任（周桓同志）命令，机器要原封不动，马也不带，只能走人。因浆水镇的支队要‘哗变’。”

我们台三个人，即我、勤务兵、饲养员由梁参谋长带路，还有一位副官长姓朱，名字不记得了，共八个人半夜离开青城镇。当时是大雪天，道路全都被半米深的大雪覆盖住，根本看不出来，也没有向导，只能靠梁参谋长的一个指南针指引，一直朝着北面——昔阳县高乐镇方向走去。

夜间在大雪地中行走，时时会陷入大雪坑里，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人又饿又冷，走了大约五六个小时，天明了，我们朝来的方向看去，此地离青城镇才不过一千米的路。

当时，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向北行进。途中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口渴了，就地抓一把雪，放在嘴里边走边润润嗓子，一直到了第二天天黑时，才到达高乐镇。

驻守镇上的部队是陈锡联同志任团长的769团。长征过草地时，我的电台曾随陈锡联同志的师部一段时间，所以与他很熟悉。一见我们，陈团长非常热情，马上叫管理科长安排住房弄饭。我们将突然离开的原因向他作了汇报，他当时分析，“哗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至今没有接到任何情报。浆水镇附近有769团的一个连，若有情况，一定会向他报告的。陈团长说：“不管怎么样，你们就在这里先休息，等情况弄清后再讲。”

就这样，我们在高乐镇住了四天后，陈团长告诉我们，他已派侦察员详细侦察过，并和游击纵队司令部取得联系，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他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师部去，我派一个排送你们。从这到辽县的师部要走三天，每人给你们一匹马，可以快一点，一天半就可赶到。

此时，师部驻在辽县城外两千多米的西河头镇。

我们日夜兼程，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师部。回到师部，我的习惯总是先到电台中队，他们都早已知道情况。一见面，同志们特别热情，见到了中队长周维、报务主任黄萍和报务员黄金乐他们。周中队长立刻张罗着叫他们去买鸡买酒，安排吃饭。

谁知，还没有开饭，周维同志接到通信科电话，说要秦华礼同志马上到刘师长那去。我一听心想，我是奉周主任之命回师部来的，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找我去做什么呢？莫非是批评我？我没有任何错误呀。

一进门，刘师长正在看文件。我高喊一声“报告”。刘师长站起身来说：“坐下吧。”接着又说“一路辛苦了吧。”我一听刘师长说话的口气和脸带笑容，不像批评人的样子。因长征过草地在炉霍县休整时，我们几乎每天下午游戏时都和刘师长见面，相互之间很熟悉，也较随便，当即回答“不辛苦”。

刘师长接着说：“因为工作需要，你马上回去。”我一听愣住了，不知怎么，突然间热泪盈眶，这是我第一次在首长面前流泪。我说：“首长，我不能回去，我决不是怕苦，更不是怕死，因半夜三更偷偷走了，现在又回去，见了张司令我怎么说，实在不好意思呀！”

刘师长哈哈大笑了一阵，幽默地说：“半夜偷偷地走了，再白天公公开开地回去，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吗，这就是共产党的最大优点，错了就改。”我答说：“我是奉命走的，我没有任何错误呀！”刘师长说：“这就对了，正因为你没有错，才叫你回去的。你们周队长原先提议说另派一人去，我说不好，另派一人去，不知内情者反会以为你有什么错误呢，这是一。另一方面，我和张司令通过电话，他对秦华礼同志的印象很好，张司令欢迎你回去，如另派别人就不合适了，还是你回去最合适。”

我当即表示服从命令。刘师长说：“今天立即出发，部队要行动，通信不能中断，叫警卫连派一个班护送你。”并对周维中队长讲：“他的马还在那，你这里派一匹马把他送到就回来。”

于是，我吃过晚饭立即就出发了。

日夜兼程走了两天半又回到青城镇。到了之后，先去张司令那报到。张司令对我很热情，一见面就说：“他们把情况搞错了，发生了一场误会。”我说：“张司令，我很惭愧。”张司令接着说：“没有你的事，我们这里的官兵们对你印象都很好，说你平易近人，和大家关系很好，我几次向广大官兵讲话时都强调，要向八路军的同志学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晚饭吧。”

不一会儿，伙夫就端来六个小盘菜，还有鸡有酒。那个年月，有六个菜就等于现在的国宴了。吃饭在陪的有周主任，有朱副官长。吃完饭离开时，张司令说：“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你就直接找我好了。”我表示谢谢长官的关心。

在青城镇又住了七八天，接129师师部指示（因这个部队直接归刘伯承同志指挥），部队开赴辽县（现左权县）整训。

部队由青城镇出发经过拐儿镇、王家庄、清泉镇等，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辽县附近的十里店、段家庄一带驻扎。

当时，原先考虑是因该部队靠近师部，在整训时，师首长去作报告、做工作方便一些。同时，师部机关及部队也可以用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去影响他们，改造他们。可是，这支部队的军纪太差，小数人还抽大烟。特别是群众纪律太坏，如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在拐儿镇休息的两天中，我就亲眼见到，一些士兵买香烟、买花生不付钱，拿上就走，老百姓要钱时还大骂：“老子打日本鬼子卖命，吃点花生，你他妈的还要钱，老子没钱。”砰地一脚就把花生摊踢翻，花生撒满地后扬长而去。

我们看到后都非常气愤，但又不能当面讲他们，只好去边帮老百姓收拾摊子，边向他们道歉，老百姓也很气愤地说：“这是什么八路军呀？”

还有个别战士土匪习气严重，发生过强奸妇女的事情，而且政治觉悟不高，这些都说明，整训是非常必要的。

在辽县住了两天后，师部认为该部队在此地整训不合适，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坏，时间长了，会直接损害我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决定离开辽县，把部队开到山西潞城附近一个叫郭村镇的地方。这个村子约有三四百户人家，村里修有两条挺不错的小街道，还有些小商店，我们司政两部就住此村。当时，保卫首脑机关的号称警卫营，实际只有一个连，不过，枪倒不少，子弹也多，平时有十几头毛驴驮着。

郭村镇距潞安府城有五千米路，有个支队距离县城只有一千多米。城内住的是国民党四川军李家钰的军部。他们看到我们这支部队武器好、弹药多，就想瓦解，开始向各支队司令官送白面、香烟、酒、猪肉、羊子，还请他们去城里玩。部队在这一点上表现尚好，没有被他们收买。于是，李家钰就采取动武的办法。

正是1938年过春节的一个上半夜，川军突然以五个团的兵力向我各支队及司政发起围攻。因张司令到此没有几天就去西安看望他的家属，本来原先叫我随他一同去西安购买50W的发电机和收发报机的，我提出50W太大，前方行动不便，买个15W的手摇发电机和发射机就可以了。张司令说，那待他到了西安了解情况后再来电告诉我。同时，我向他介绍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通信方面的负责人伍永福同志，让他去后可先找伍永福同志帮忙办理。

张司令走后，部队由政治部主任周桓负全责。在敌人发起进攻前，领导并不掌握情况，只知道对方用小恩小惠请吃，根本没有想到会动武，所以，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措手不及，各支队自己分头突围。其中，大部分冲出去后到了原东北军的骑兵第四师，这个部队比较进步，和我军关系尚好；一部分未能突围的就向李家钰投降了。而我们司政两部，全部被川军缴了械。

当时围攻我电台的有两个连的兵力，他们以为电台有武装保护。实际上，我们电台一共只有五个人，除我自己有支手枪外，再无任何武器，情况非常严峻。事先我不知任何情况，但可以肯定不是日本兵，因为听到外面讲话的全是四川口音，所以，判断是川军所为。

我们五个人一面就地卧倒在坑下隐蔽，一面对外呼喊：我们是八路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一起打日本侵略者，所以我们不向你们开枪（实际上我们没有武器），请你们也放下武器。有什么问题请你们长官进来谈。

对方不听，继续开枪，一发迫击炮弹把屋顶也炸塌了，最后，一个排长带人把门砸开冲进屋里。因没有灯，他也看不清我们到底有没有武器。面对这突然的情况，我们毫不惧怕，理直气壮地高声说：“川军兄弟们，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八路军打日本，你们不打日本，反来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又打枪又打炮，把屋顶都炸塌了。我们为了不伤害你们，一枪不发，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何在？对得起全国人民吗？”

这时，有个自称是连长的人冲了进来。我一听，是地道的四川口音，就说，“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他答：“是的。”我说，“我也是四川人，刘伯承将军也是四川人，你知道吗？”他回答“听说过”。我又接着对他说，我们129师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我们这支队伍直接归刘将军指挥，从1937年9月开赴山西敌人后方，在平型关、娘子关、长乐村等地打了许多大胜仗，消灭日军五六千，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几乎每天都在和日军作战。你们从四川开来山西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打日本鬼子。我说，“那么我问你们，我们是八路军还是日本人？”连长闭口不答。

我接着又说，“你们今天这样做，能对得起你们的父老乡亲吗？你们出发前，四川的老百姓都欢送你们，你们父母亲朋都欢送你们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可是，你们现在却专门来打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我们如果不是怕伤害你们这些无辜，保存力量一致对日作战的话，我现在就可打几个手榴弹，叫你们有来无回。假如你们再不听劝告，我马上拉响手榴弹，大家同归于尽！”

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手榴弹。这时，那个连长吓得说话打起了哆嗦：“长官，长官，长官请原谅，我们也是奉上司的命令，没有办法，我们本不想打的。”我说：“那好，现在大家都不要动，我们的机器、个人东西，你们丝毫不准动，待天明后请你们长官来面谈。如果不听劝告者，还是那句话，拉手榴弹。”连长哆嗦地说：“长官，我们保证不动。”

我立刻宣布，我们的同志带好武器到坑上休息，川军弟兄就地坐下不准乱动。我观察，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天就要大亮，担心他们发现我们没有武器后会反悔，就假装说：“我们的同志都把手榴弹、枪用被子包好，表示我们决不伤害川军弟兄的诚意。”大家齐声答是，以这种办法来迷惑他们。

刚天明，周主任就派警卫员来通知我们出去集合。

我们出去时，司、政所有人员都已在一个老百姓打粮的场上集中。此时，他们有个团长开口讲话：“很对不起，我是奉上司命令，请各位原谅，军部指示要我和诸位一起到城里去，那边一切住宿都已作了很好的安排，请诸位绝对放心。”

周桓主任接着说：“我们到城里去找他们军长算账。”并提出三条要求：（1）沿途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2）我们的武器、马匹、电台、个人用品全部归我们自己带。（3）我们的生活要绝对保证。

那个团长答：“(1)（3）两条保证做到，第二条马上不能保证，因部队夜间很乱，又不是我们一个团的，进到城里后，我们保证负责清查。”并一再请求原谅。

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潞安府。

进城后，周主任、我、还有朱副官长三人被安排住在一个小洋房内。我们提出，我们三人一定要在一个房间里，决不分开。对方没办法，只好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内。房间很漂亮，取暖是烧的地炉，外面没有任何烟火，脚踩在地板上都是很暖和的。其他40多人分住在三处。

当时，川军名义上说是保证安全，实际上对我们实行了软禁。大门、院内和我们住房的小门，一共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上校副官专门负责我们的生活和对外联系。每日三餐前都来，一进门先报告，然后问：“周主任、电务长（把我称‘电务长’）、朱副官长，早餐喜欢吃什么？”

周主任原是宁都起义的，朱副官长是原东北军的一个中校，他们都会吃，我是提不出什么好的食品。周主任提出说，每日三餐饭菜不准有重样的，香烟除绿锡包、白锡包外，别的不要（据说，在当时这烟大概是最高级的），每天每人一条烟。这是故意刁难他们，实际上一个人一天哪能抽一条香烟？另外，还提出要海参、燕窝、团鱼（鳖鱼）等。

当时，到哪去找燕窝？头一两天倒还真的按要求办了，三四天后，看来确实没法解决，有一天送来的香烟是五台山牌的，当时此香烟还算是比较好的。周主任把香烟向地上用力一摔后，破口大骂：“你们就给老子抽这样的烟，叫你们军长来，老子有话对他讲。”那个上校副官立正站着不敢动，只是求饶说：“请周主任、电务长、朱副官长原谅，此处确实再也买不到比这更好的香烟了。我一定向军长报告……”

而当时，李家钰根本不敢和我们见面。那个副官每次前来总是说军长军务太忙，实在无法抽身前来相见。

大约又住了几天后，那位上校领着一个自称是军参谋长的人来说：“几天来我们招待不周，请诸位长官原谅。我们军长在前线无法抽身前来拜见诸位长官，委托本人前来向诸位长官表示歉意。发生这场误会，是下属所为，也是我们缺乏严格管教，诸位长官受了委屈，再次表示道歉。我们已向刘伯承将军去电表示道歉。遵照刘将军指示，护送各位回129师。”

当即，我们提出：（1）你们军长不来当面道歉我们不走。（2）所有人员及武器、电台、马匹和个人物品全部归还。（3）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那个参谋长只是说好话：“军长在前线确实无法抽身，人员武器能保证，司、政两机关的人员和电台是完好的，其他各部都到了骑兵第四师，经过多天交涉，同时也已将此事向刘伯承将军作了汇报，并得到了刘将军的谅解。”我们要求把刘伯承将军的电报拿来给我们看看，他说电报在李军长那，无法取来。其实，我们也知道，当时除我司、政两机关外，其他各支队他也无法解决。

就这样，川军将扣押我们的电台、马匹和警卫营的枪都基本交还齐了，还给每人发了5元伙食费，同时派出一个连的武装，护送我们到达离长治城十千米的微子镇。这里是我385旅的驻区，在此休息了一天。从微子镇到辽县的129师师部，中间除有东北军骑兵第4师一个连外，其余都归我军所辖。

第三天中午，我们到达桐峪镇。此时，东北军的骑兵连把周、朱和我三人请去，招待我们吃午饭。吃饭过程中连长提出，无线电台原属东北军的，现游击纵队散了，师部批示把电台留给他们。我当即表示，都是友军，电台你们确实需要，可以给你们。但我人一定要回129师，因为我是八路军的。他们再三恳求，只有电台没有人是无法通信的，要求我留下，我一再表示不同意。

后来，其中一位同志做我工作说：“这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当时，我内心非常恼火，心想，去年在青城镇时，你把情况搞错了，要我们半夜偷偷离开。这次，张司令委托你负全责，又是你事先不知情况，致使整个游击纵队都垮了。这下好了，你们都回八路军，却把我一人留在骑4师，脱离八路军，就像孩子脱离亲生母亲似的，我不干。

他最后说：“这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员要服从大局，这是命令。”我回答，如果是命令我服从，但要求你们回师部后向刘师长汇报，另派一人来替我。

就这样，我留在桐峪住了一夜。但这一夜根本无法入眠，翻来覆去，一个人感到特别孤独苦闷，整夜都没有闭眼。

第二天早餐后，一个骑兵排护送我到他们团部驻地——河南（现河北）涉县。行程一整天，到达团部时已天黑了。晚饭后不久，那个团的团长来看我，一见面倒是很热情，说：“我团急需电台，阁下来我非常高兴，解决了我们无电台之苦。我们团的电台台长一般是上尉，阁下在129师是？”我说，我们八路军还没有设军衔，但电台工作人员的领导对他们的生活待遇一般都超过团级，如有马、有勤务员等，到贵团来我不讲什么待遇，只要工作方便就可以。你们是友军，共同抗日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那个团长接着说：“一切照旧不变，希望能尽快和129师通电。工作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找张副官或直接找我都可以。”接着，张副官找来几个士兵把天线拉好，可是搞到半夜也叫不通对方。师部G171电台、G180台我都听到了，就是他们听不到我台的信号。

由于心情特别不好，再加上机器因受到震动有损坏，这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团部几个参谋和一个副官与我同住一个房间，全都出去不知干什么，直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才回来，一进门就讲赢了多少。副官说：“老子花了20元才睡了三个小时。”我这才知道，他们都去赌博、嫖女人去了。

早饭时，几个人都讲：“秦台长，吃过早饭后，我们带你去看看，这地方虽不太大，漂亮娘们不少。”我说：“昨夜没有呼通129师，我都急坏了，饭也吃不下，哪还有心思去玩？”那个副官说：“管他那么多，战争年代，我们当兵的有机会不吃喝玩乐、玩玩女人，一上火线说不准一下完蛋了，那可就太冤了。”

整整两天两夜，都与129师联系不上，一方面机器确实有点毛病，主要是心情太坏，心里总是在想，若不能回到129师，长时期和这些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的队伍在一起，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可以说，我从桐峪镇到涉县的那一天行军中，就对这支部队的不良行为产生了极坏的印象。途中一路枪声不断，他们无论见什么鸟都放枪，遇见老百姓的鸡举枪就打，打死后挑在枪上，到了村里就要老百姓烧给他们吃。

中途在一个村庄休息吃中饭，向老百姓派饭吃，可排长和三个班长都不知去了何处。吃饭时，我问几个士兵：“你们排长、班长怎么不来吃饭？”他们答说：“他们有钱去吃肉了。”我当时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去嫖女人。从此，深感这支部队根本不能打仗。果然，后来不到两个月，叫日本兵一冲全部垮了。

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无法待下去，就去找团长说，机器修不好。我试探地对他说：“是不是向师部要一部机器。”他说：“师部只有一个电台，他们还不知我团有个电台，若知道他还要呢？”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找129师支援。”我说："129师师部工作的有两个台，肯定拿不出来的。但我原来用的一部机器，来纵队之时，存放在辽县附近金沟村的老百姓家。”团长说：“那太好了，你写封信我马上派两人去取。”我说：“写信不行，非我本人去，其他任何人都取不出来的。从这里到那个地方，步行要三天，来回六天，机器需检修一下，来回最多七天。”团长说：“这样吧，我派一个班骑兵护送你，三天路程一天半至两天就可到达。”我心想，身边跟着一个班，行动不方便。就说，有两个骑兵就可以了，人多途中吃住都不方便。他当即同意。

从涉县到桐峪走了一天，天快黑了，原来那个骑兵连要我留住一夜，第二天再走。此时此刻的我，心里真是恨不得现在就到达师部。我说不行，时间太紧，战争时期通信特别重要，一定要日夜兼程争取四天返回来。

距桐峪镇两千多米的地方，有我军的工作团驻扎。前几天，周桓同志他们路过时，在那休息了几天，所以，他们也都知道我的情况，当晚到达后，就留我说：“你休息两天再走吧。”我说：“不行，明天一定得走，这里离骑四师太近，搞不好他们会来找麻烦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对两名护送的士兵讲：“我是坚决不再回你们团的。谢谢你们送我到此，现请你们回去，这里由工作团派人护送我。”可他俩说什么也不走，说：“我们回去没法向团长交待，你如果实在不走，那我们俩就一起去参加八路军。”

看他们决心很大，我要不回去，他们确实没法交待，就和他俩讲，你们是友军，我们八路军不好接受你们。如果实在不敢回去，那你们就在这个工作团干，这样，刘师长也好为你们讲明情况。否则，还说我们瓦解友军的队伍呢。就这样，他俩同意留在了工作团。

工作团派了两个民兵护送我，经过三天行程，顺利地回到129师师部。

一进电台中队，大家只知道我被骑4师要去，估计回不来了。这一见面，同志们特别高兴，十几个人一齐上来把我抬起转圈，我当时感动得热泪满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晚上，我去向刘师长汇报情况。一见面，刘师长很惊讶地问：“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接着，便将前后详情作了汇报，同时，对前阶段发生的情况也提出了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刘师长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你回来了很好，不回来，在那边做统战工作也需要。”我说：“无论如何我是待不下去，依我观察，骑4师根本不能打仗，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和土匪没什么区别。”刘师长说：“不能依靠他们抗日，我们和他们友好，只要他们不找我们的麻烦就行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去了，这一趟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

周维中队长接着说：“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正好后方司令部急需电台，决定派秦华礼同志去。首长还有什么指示么。”刘师长说：“战争时期，大家都要艰苦地工作，那就这样决定了。”

上述这段本来是很光荣的经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造反派”们却硬说我是大叛徒。

1938年4月，晋冀豫军区成立，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后王树声），政治委员黄镇。后方司令部后来改为晋冀豫边区纵队，下设一、二、三、四个军分区，还有边区政府，政府主席是杨秀峰。

我奉命携带电台随后方司令部行动，电台番号F156，对外叫”156分队”。我任队长，报务主任贺子民，报务员有吴明显、万友林。使用的是15W手摇发电机，本应用两个10管，为节约，只用一只10管——7.5W，效果很好。

到达后方司令部后，我们先是住在辽县城外两千米的殷家庄，这段时期大约有三个月，比较平静。但我们电台工作一直特别忙，24小时不停地工作，要同时分别与总部、中央军委、前方司令部以及下属各军分区联系，所以工作量很大。

不久，司令部又移驻马村十里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后，又移驻到清泉镇。这个时期，电台发展快，每个分区都配有一部电台，都是用干电池的，2.5W的机器。与此同时，有线通信也有发展，成立了太行区电信局，驻桐峪镇，局长程万鹏，是宁都暴动过来的老同志；岑俊平任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