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行区到太岳区

1941年1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师部通信科长周维同志的电话，叫我马上去司令部队列科（管干部调动的）。去后，刘贤润科长对我说：“你有新的任务。具体的，你带上介绍信，去政治部组织部报到。”

我到了组织部后，见到张南生副部长。张副部长原在“秦赖支队”工作过，我们很熟悉。一见面，张副部长就说：“老秦，组织决定调你去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任电台中队长。”

决死一纵队是一支新建部队，它的全称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山西新军的主力，是我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山西当局阎锡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后，组建的一支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武装。部队用阎锡山的番号，除阎锡山派了一部分军事干部外，绝大部分政工干部和一部分军事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一些老红军干部，但党组织及党员身份都是保密的，没有公开。

介绍完情况后，张副部长又说：“调你去新部队接受新任务，这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那个部队里不少是阎锡山部队的旧军官，所以，还有统战工作的任务，困难是比较多的。你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服从调动，有党的领导，任何困难也不怕。”张副部长说：“那好，你今天就出发，先到集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报到。”

我立即办好行政及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带一名警卫员、一名饲养员和马匹，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的总司令部通信科。

海凤阁科长一见到我就说：“经过百团大战后，我们深深感到太岳区决死一纵队的通信工作太差。有线方面已派程万鹏同志去任局长。无线方面，原来虽有个大队，但人员除一名是地下党同志外，其余全是阎锡山旧军队的，工作责任心很差。那个大队长还抽大烟，近半年多不到部队来，常住在家里。所以，有近四个多月与总部、师部都联系不上。那里有什么情况，只能派侦察员送信，光来回一趟就要十一二天，彭老总、左参谋长非常着急，多次指示，要我采取措施解决。这次，同129师李达参谋长电话协商了好几次，调你来。开始他们不同意，最后我说，决死一纵队归129师刘师长指挥，你们不派通信干部来，那里的通信任务怎么办？他才同意了。”

海科长接着说：“那里原是无线电大队，一共只有四部电台。经总部决定，大队撤销，成立无线电中队，你去任中队长。你去后，通信队伍要好好整顿一下，建立起一些严格的制度和通信纪律。总部这里有部分决死一纵队的学员，都是中共党员，现已结业，派他们随你一同前去。过会儿，左参谋长还要找你谈话。”

午饭后，海科长带我去见左权参谋长。他的话很简单，但要求明确。左参谋长说：“你去那里任务很重，也很光荣，不仅要很好地完成通信任务，还要做好统战工作。通信工作是军事指挥员的耳目，没有通信，我这个参谋长可就成了聋子。”“近半年了，对那里的情况不明，怎么指挥打仗？你去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千方百计设法和总部、师部的电台沟通。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海科长接着说：“他所需要的器材，我们已经给他解决了。”左参谋长说：“那很好，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就找你们的头头海凤阁吧！”说着又问：“什么时候动身？”我说：“今天晚上就出发，先到385旅旅部，再定何时过封锁线。”左参谋长说：“越快越好，几个月了，不知那面的情况，真急人啊！”

决死队袖章

晚饭后，我带领从教导队毕业的陈希贤、吴万泉、张凌云、程浩等同志，加上我的勤务兵、饲养员和一名驮运电信器材的运输员，共计八人，由总部驻地麻田镇向385旅进发。

经过两天半的行军，我们到达山西省武乡县境内的西营镇。这个镇约有五六百户人家，有条较直的街道，镇子里还有商店，看上去挺繁华的。我们到了一家饭馆住下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买了酒，又点了一大盘红烧肉，这是我自1935年3月离开四川家乡后，近七年来第一次吃到了红烧肉，那味儿可真美呀！

西营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有武装基干民兵。我们原计划在此住一夜，第二天再走大约45千米的路，赶到385旅旅部。谁知，第二天早饭后正准备出发，民兵队长跑来说：“你们赶快进山隐蔽，敌人已从夏店出发，开始扫荡了。我们派五个武装民兵护送你们到对面山上，那里敌人一般不去的。但是，山沟里只有五六户人家，吃饭很困难，你们在这多买些烧饼带上当干粮。”

就这样，我们走了四个多小时，到达一个特别荒的小山沟。沟里老百姓住的都是土窑洞，吃水特别困难，老百姓仅仅是家中的大人共用一个小盆洗洗脸，小孩基本不洗脸的，更谈不上洗脚、洗澡了，全家男女老小都睡在一个大炕上，炕头就是做饭的锅，所以，大炕终年都是热的。

我们八个人分住在两间窑洞里，虽然天气严寒，但都只有一捆麦草铺在地下。在那里一连住了四五天，敌人倒是没有来过，但到了最后两天的时候，可以说是水尽粮绝了。当时正临近春节，一大片的黄土地上连棵野菜都见不着，只得向老乡们要了些小米糠吃。

不久，敌人撤退了，区政府派基干民兵来接我们。当我们再次返回西营镇时，全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原来十分繁荣的村镇全被敌人破坏了，绝大部分房屋被烧毁，还死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街边到处是尸体。

接着，区政府派了三个武装民兵护送我们从西营出发，经过下梁、夏店，前后两天的行军，终于到达385旅旅部。385旅的旅长是陈锡联，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我的电台跟了他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之间比较熟悉。

见到我后，陈旅长说：“接总部电报通知说，你们已于某日出发，但将近十天了，得不到一点消息。前几天，小股敌人出来骚扰，我们很不放心，派侦察员出去找你们，也没有结果。我正发愁呢，今天见到了很高兴。你们先在这休息两天，等过了年后，再护送你们过白晋铁路，决死一纵队由我们发电报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

我说：“非常感谢首长的关心，只是，我们急于尽早赶到决死纵队，以便迅速开始工作。”陈旅长说：“不靠这三四天，从这里到铁路一天半，过路后到纵队驻地，也只有一天半的路程，没有关系。”就这样，我们在385旅旅部过了个春节。

节后第二天，旅部派了一个武装排护送我们。那个时候，过铁路很苦，也很累。我们行进到距离铁路15千米外时，就得隐蔽下来，等到天黑才开始行动。从隐蔽地点到铁路线的15千米路，一般要小跑三四个小时，穿过铁路后，仍然跑步行军十多千米路，才能到达我们的地盘，这样就安全了。

穿过封锁线后，我们又行走了一天半，到达位于山西省沁源县阎寨村的纵队司令部驻地，已是当天下午3时左右。纵队参谋长李成芳同志已在驻地等候我们多时了。我与李参谋长很熟悉，1934年时，他是红31军93师279团二营的政治委员，我在二营四连担任排长兼连队宣传队长，后任连指导员。但从1934年下半年分开后，就再未见过面。七年多时间，再次见面格外亲切。

纵队电台的马克绍同志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饭。李参谋长说：“你们先吃饭吧，有什么事吃过饭再说。”可我离开总部、师部已经半个多月了，总部和师部一直没有我们的消息，更重要的是，离开总部时左参谋长亲自交待，要我到达纵队后，立即设法与总部、师部电台取得联系。所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定要尽快和总部建立起通信联系。

我先上机侦听总部的F153、F154台和师部的G171、G180台，半小时后，几个台我都收听到了，但呼叫他们五六次，对方就是听不到我台的呼叫。

我分析，可能是波长——频道有误。于是，叫老马把收报机移到对面的窑洞，将我已对好的刻度盘不动，我负责调试发报机的波长。结果，很快就与对方台取得了联系。

由于长时期的工作交往，我们各个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及信号音调等，大家都很熟悉，半个多月未有联系了，他们也特别着急，所以，一接收到相互间的信号，都格外高兴。

成长中的决死纵队

我叫老马立刻派人去报告首长，就说总部、师部电台都联系上了，有报可以马上发出。

不一会儿，就送来了发往总部、师部的电报，同时，也收到了总部的来电。直到所有工作处理完后，我才下机吃饭。这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十几个小时未进食，肚子虽然有些饿，但心情特别愉快轻松，边吃饭边和老马他们闲聊，他也向我介绍了纵队电台工作中的一些情况。

饭后，我立即上机，叫见习员陈希贤在旁边听，目的是要他们尽快熟悉业务，便于独立工作。

这时，政委来电台看望我们。当时，电台与首长们的宿舍仅相距100米左右。一进门，马克绍同志就向他介绍说：“这就是由八路军总部派来的秦华礼中队长，旁边是原派往总部学习毕业回来陈希贤。”

政委说：“听说你到了，我非常高兴。近半年了，我们和总部、师部都断了联系，有重大事情只能派侦察员送信，来回最快也得八九天，太困难了。你来了好，一两个小时就和总部、师部都联系上了，还是老八路行，好吧，有什么问题找李参谋长。”

我说：“已经见过面了，他是我的老领导，我们很熟悉。”政委又问：“李聚奎司令员你认识么？”我说：“认识，他原是红31军的参谋长，但不熟悉。”政委说：“不熟悉没关系，有什么问题找他也可以。”

决死一纵队原来配置有无线电大队，五部电台，12名报务员。大队长叫李嘉瑞（李锡伍），山西省阳城县人，原是阎锡山部队的。此人吸大烟，长时期不在单位上班，和他太太另住在一个小乡村里。我到达时，他仍在家里。副大队长马克绍，山西省平遥县果子沟人，是1936年在太原入党的地下党员。该同志政治思想很好，工作也积极负责，但对通信业务不太熟悉，尤其是对八路军的通信情况不甚了解。报务员李秀文业务熟悉，但此人旧军队习气很重，对马克绍表面尊重，实际内心不服，常在一些报务员中搞些小动作，大多数报务员都听他的。

所以，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很差，作风较散慢。除报务人员外，其他必要的工作人员如手摇机员、机务员、通信员，部队行动时背机器的运输人员等，基本没有，全靠临时请民夫。而机务维修方面完全依靠李嘉瑞，但他在家长期不来工作，机器坏了无人维修。部队休整时，各团的电台都集中在司令部，只有一个台工作，其他人员都闲着无事干，大部分人看笑话，所以，长时期与总部、师部失去联系。

我到任后，立即按照总部左参谋长和海科长的指示，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1）千方百计与总部、129师师部电台联系。这点，到任后的当天已顺利实现，并取得领导及原电台人员的信任，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广泛接触群众，深入了解情况，团结好原有的报务人员。我到任后，和每个人都先进行个别谈话，听取他们对工作、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开始阶段，只聆听，并向他们表明，我刚到不了解情况，所以不好发表任何意见，请他们放心。

原计划抽空去李嘉瑞家看望他的，不料，我刚到后的第四天，他来单位看我。他来时，我正在机上与师部电台发报，那时我吸烟也喝酒。他一进门，老马便介绍说，这是原李大队长。因我正在发报不好讲话，便顺手从工作台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说了句“请坐”。

就这一简单的举动，对他触动很大。因他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来单位，这次听说从八路军调来个中队长，他急着赶来，一是想看看八路军来的人，技术水平怎么样？二是摸摸底，对他的态度如何？大队改制为中队后，对他如何安排？他此时还抽大烟，还要不要他等等。三是对其他一些人员怎么安排，因送去培养的十人全毕业回来了。当然，当时的这些想法，是他两年以后才对我讲出来的。

那时，我每月有12元的津贴费，下班后，就叫通信员去买了些肉菜，搞了点酒，招待他吃了顿饭。我首先向他表示歉意说：“本来要去贵府拜访阁下的。”老马接着说：“秦中队长一到就问你住在哪里，要去看你的。我准备明天陪他一同去你那里的。”因他已近40岁了，我说：“你是无线通信战线上的老前辈，往后还望多多指教。”就这么先给他戴了通高帽子，稳定一下情绪。

我假装不知他抽大烟，吃过饭后便要留他住下。他说：“我要回去准备一下，明后天就回单位来工作。”实际上，他未带大烟，晚上过不去。这方面，老马明白他的意思。于是，老马就开玩笑地说：“秦中队长刚到，工作又太忙，你既然来了，就住下吧。我叫人去你家把烟枪给你扛来，好吧？”我假装问：“什么烟枪？”李不大好意思地笑笑说：“啊呀，不良嗜好。”我说：“老马，那就由你派人办吧。”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分别同每个报务员谈了话，初步了解到这里的真实情况。

从大家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主要是生活没人过问，原先在阎锡山军队时，每月都发饷，可现在没有了，家里生活无着落。比如，就拿李秀文来说，他家就在武乡县，是抗日根据地，老婆是家庭妇女。另外，报务员大多都已是27-29岁的人，但找不到对象。

还有就是，电台没正规编制，临时找民夫，这样，在作战时无保证，工作很苦，也很累。所以，纪律很松懈，有些人几个月甚至半年不来上班，也没有人管。

（3）想方设法积极解决问题，整顿部队。我根据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并参照八路军和决死一纵队的实际情况，拟订出一个整顿计划，并向参谋长、政委作了汇报。

首先，是人员的安排。我与通信科晋夫科长商量后一致认为，李嘉瑞已近40，年龄偏大了，思想作风又不太好，不适宜在电台工作，改作三科的通信参谋，但要劝其戒掉大烟。其他原有人员中，马克绍任副中队长，李秀文任38团队长，李有桂任25团队长，朱启明任42团队长。

纵队司令部设中队并另设一个分队。每个队长配马一匹，报务员2-4人，并配一匹马驮行李。每台配队长一人，报务员2-3人，有手摇发电机的台，还配摇机员和运输员6人，武装通信班12人，饲养员3人，伙夫3人。

其次，是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报务人员待遇按照三局统一规定，按二、三、四级发津贴。三级每月8元，四级每月6元，见习员每月3元，另外，每台每月另有夜餐费10元。

第三，加强对新报务人员的培训。由于刚从总部教导队毕业回来的报务人员还不能独立工作，我专门拟定了一套业务训练计划，除每班必须安排一名见习员旁听外，新毕业的学员每人每天自己练习收发报的时间不得少于六小时。

第四，建立工作纪律与制度。我决定，现有的各个台不固定配属某团，统一由中队调动，平时集中在纵队司令部，由中队长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针对纵队通信工作的实际情况，我按照八路军的通信制度和规定，拟定了一套严格的纪律制度，其中，特别强调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报务人员的请假制度。强调要执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机上严禁与对方台谈私话等等。

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会随便告诉对方部队的行军路线、驻地、出发时间等等。我军的电台绝对不准在机上谈任何无关的私话。

此外，还规定了爱护器材、战时保护好机器，人在机器在等等。

这些制度与规定，以及人员的安排和马匹的配备等方案上报后，很快就被批准了。当我向全体人员宣布上级的批示后，所有到会人员长时间热烈鼓掌，有的高兴得跳起来，纷纷表示，要服从中队的统一调动，积极努力工作。

太岳军区（决死纵队）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各级首长的关心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电台就由原来的6部发展到1947年6月我调离时的17部，报务人员由12人增加到34人。

特别是在历次的战役中，如1941年的反扫荡、上党战役、孚山战役、晋南战役、吕梁战役等，都出色地完成了通信任务，受到陈赓司令员的表扬。其中，赵国富同志还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也有同志在完成通信任务过程中身负重伤，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吴毓来、刘荣树同志，牺牲时才16岁。这些同志至今一直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也永远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怀念。

1941年秋，日军由南、北两路向我太岳根据地进行轮翻扫荡。记得头天晚上，我们还在沁源县的阎寨村过中秋节、开军民联欢会，第二天天未亮就接到情报，敌人已开始向我军发起进攻。

司令员陈赓向司、政机关全体人员作动员说：“这次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来得突然，据分析，很可能时间长、兵力多、行动快。所以，我们必须轻装行动，便于同敌人周旋，可带可不带的东西就地埋藏。”

我们当即向老百姓借来一口大菜缸，将一部15W收发报机和一些备用器材、电池等放在大缸内，缸口上用六七层报纸蒙好，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牛油以防潮，埋在村外一个大水塘内。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水塘里可以掩埋东西。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向沁源县北部韩洪郭道方向转移。不料，刚到韩洪南边一个名叫崔庄的地方，就被敌人三面包围了。

当时，在我们司、政机关前面的是59团，已被敌人冲散，此时司、政两部只有一个特务连和一个通信排掩护，我们迅速冲进崔庄西边的大林渠。这是一片原始森林，估计敌人已经发觉这里是我军首脑机关，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攻，进入山里后，就迅速分成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地进行合围。

陈司令员当即下令，所有人员就地分散隐蔽，马匹一定要和人分开。饲养员张明德同志对我那匹由他喂养了三年的大青马非常有感情，说什么也不肯和马分开，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叫他牵马投降，小张拒绝，当即被敌人用刺刀捅死。至今一想起这件事来，我都会常常控制不住眼泪。

我们在转移过程中，分别将15W的收发报机和手摇发电机就地埋藏起来。那个时候，对于电台工作人员来说，电台的器材，特别是手摇发电机，那可是命根子，如果损坏或丢失了，是根本无法补充的。所以，电台的台长必须亲自负责保护它。

我当即叫见习员刘荣树和我一起，将手摇机埋在一棵大松树根下面。为了防止森林面积太大，回来后不易寻找，我叫小刘蹲下，我站在他肩上，用石头在松树杆上砸破两块皮作了个记号。

这时，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我们电台中队也被冲散了。只有报务员岳维、陈发荣，见习员刘荣树，摇机员黄福荣等和我在一起，硬向敌包围圈外冲去。岳维冲在前面，左腿负伤，就地钻进树丛下躲藏，没被敌人发现，后来送野战医院救治。紧随我身后的刘荣树，年仅16岁，山西辽县（左权县）人，当场中弹牺牲。

当时，我身边有一袋装油炒小米粉的干粮袋，时间长了，黑不溜秋的，乍一看，很像一枚长柄爆破筒，我就高举在头上乱甩着大喊“冲啊！”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声，搞得敌人莫明其妙，他们也闹不清我手里的是个什么武器，慌乱中向后一闪，我们立刻就从这个空隙中猛地冲下山去，待敌人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冲到深沟底下，敌人的机枪横扫也无用了。

说来也怪，在此之前，我患痢疾两个多月一直没好，陈司令员派侦察员到邢台城里买回药，注射后也未好转，身体很虚弱，平时行军骑马都困难，可这次却不知哪来的那么大一股劲。

敌人的枪炮不停地射击着。我们都有经验，听到炮弹从头顶飞过发出刺耳的吼声时，就地趴下不动，待炮弹在二三十米处爆炸后，再爬起来猛地向前冲一段；听到子弹响声时，根本不用管它，因距离还远，可以继续前进。但当听到“突突”或“扑扑”的声音时，就得特别小心，那时，距离已经比较近，容易被击伤。

以往，敌人出来扫荡，一般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就撤退了，而一到夜幕降临后，就是我们袭击敌人的好时光。但这次不同，敌人不但不退，还漫山遍野搭起帐篷住了下来，连续四天四夜，分成小包围圈搜捕我军人员，夜间还不断地用机枪乱扫射。我们只好在树林中隐蔽，无任何食物，甚至连水都没有，嘴皮也干裂流血。

到了第五天的拂晓时分，我和小黄说：“我们就冒险从敌人哨兵的间隙处摸出去吧。”当我们刚摸到离敌岗哨约十几米处时，正逢敌人换岗，哨兵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鬼子，一个是“皇协军”（国民党军投降日本的中国人）。我们就地趴下不动，约十分钟后，趁他们交接岗低头抽香烟时，我们迅速爬过岗，躲进了一片灌木林中。

这时，天已大亮，因距离敌哨兵太近，敌人的皮鞋声和讲话都听得很清楚，我们只好就地趴下。但那片灌木林实在太短太矮，稍一动敌人就会发现，所以，既不能站起身来，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有时喉咙发痒，就抓一小把细沙土放在嘴里慢慢吞下，用这种土办法止住咳嗽；尿急也只能趴在地上就地解决……

就这样，我们一直潜伏到天黑后，才顺着小山坡摸了出去，到达一个叫马森村的地方。

放眼望去，村子里四下都是被敌人杀害的老百姓尸体，房屋全被烧光，就连地里还未收割完的玉米、小米、黄豆等，也都被敌人浇上煤油烧掉了，只留下些被鬼子们踩踏烂的南瓜。此时，我们已是五天未进一滴水、一粒粮了，我见到生南瓜就拣起来拼命地吃。小黄劝我说：“中队长，你拉肚子未好，生南瓜不能吃。”我说：“不管它，先填饱肚子再说。”

说来也怪，从此痢疾彻底好了。至今70多年了，再未发生过这样的痢疾病。我分析，一个是饿，过去人们有个说法，叫“饿痢疾”；另一个，生南瓜很可能有某种杀痢疾病菌的作用。

我们从马森村过河到了沁源县的西山后，发现山上的敌人已经退了。于是，决定进山去找机器。从早上五六点钟一直找到下午两点多，整整大半天，终于找到了埋藏的手摇机，因留有记号比较容易找，一找到手摇机，我们俩人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本来准备再去寻找小刘的尸体，但这时，敌人再次上山来了，我们只好背着机器转移到西山。白天，敌人上山搜山，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躲藏；天黑后，找到一家在山上种地的、姓牛的河南老乡。当时，那一带山东人、河南人在那种地的较多，因是荒山，也不交租子，在那随便搭个草棚，就是刀耕火种，一两年后，再转换到别的地方。

牛老太太对八路军非常友好，说：“你们白天到山里去躲藏，天黑就来家，我给你们做吃的。”老太太最喜欢吃的是酸菜玉米稀饭，又烙玉米煎饼。我们吃过饭后，就在屋外一个打麦场的干草堆中睡觉。还未到天明，老太太就来叫醒我们说：“快来先吃点东西，再带上烙好的煎饼，中午就不要来了，防止敌人的便衣汉奸，天黑后再进屋来吃饭。”

白天，我和小黄约定好会合地点后，就分别下山了解敌情。我们在山上连续隐藏了七八天，摸准敌人的扫荡已结束，全部退回了据点后，便背上手摇机回到原先的驻地阎寨村。

阎寨村老乡的房屋全被敌人烧光了，我们住的窑洞也被炸塌。一些未来得及撤走的老人、小孩，还有被敌人从山里搜出来的老百姓均遭残杀，村子里到处都是尸体，那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我急于和总部、师部取得联系，顾不上别的，立即和几个通信员用高粱杆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工棚，其他人员就地露宿。

这时，正好陈司令员来了，见面就问：“电台怎样？”我报告说，随军的那台收发报机因埋在森林里尚未找到，手摇机找回来了，现在还有一部机器是出发前埋在此地的，可以用，正准备架线工作。陈司令员说：“那很好，赶快同集总、师部联系，越快越好。半个多月失去联络，总部派了几批侦察员来找我们，那么大的森林到哪里去找，没有电台是不行的呀！”

一个多小时后，我与总部、师部的F153、G171电台都联系上了，他们也非常着急，一直不停地守听和呼叫我台，我当时兴奋得泪流满面。

这次反扫荡战中，我们损失较大。59团团长胡兆奇被俘，我们电台牺牲了三人——见习报务员刘荣树、饲养员张明德、司务长李××，被俘的有报务员张凌云、苏德洪，机务员阎久发。后来，张、苏两同志被敌人押到抚顺煤矿当劳工，经地下组织营救，于1942年回到冀南军区，并经太行军区回到太岳区电台中队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对59团团长胡兆奇同志的保护。起初，我们都以为他已牺牲，根本不知他还活着。而当时敌人也知道有个团长被俘，但就是查不出来，这充分说明我军的干群、官兵关系特别好，被俘的干部、战士从不向敌人暴露他们的团长。

再就是，我们及时宣传胡团长已光荣牺牲，反扫荡刚结束就在阎寨村开了个声势很大的追悼会，在清河边上专门设立了灵堂，纵队营以上干部都亲自戴孝，拉灵（棺木），并在从阎寨村到沁源县城的路旁树了碑，完全是真办丧事一样，就连胡团长的家属都参加，半点假象也看不出来。直到胡团长1942年回来后，我们才知道，那次大规模的追掉会是假的，是迷惑敌人的。

我军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根据地的财力、物力消耗极大。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早已停发一切薪饷和供给，另一方面，日军则加紧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掠夺，再加上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我们部队和地方群众遇到了特大的经济困难。

根据我军在敌后抗战中所面临的严重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多次指示，必须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一切从长远打算，克服财经困难，必须依靠群众、依靠自己，以“自力更生”的方针，实现“自给自足”。

当时，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我们太岳根据地则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号召，就是既要打仗，又要生产，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种地。

这时，我们太岳纵队司令部驻在山西沁水县的郎必村。这一带荒山多，村子周围也有许多空地，我们就首先开荒种菜，如西红柿、南瓜、冬瓜、水萝卜、胡萝卜、土豆、大白菜、包心菜等。萝卜收了后，都埋在一米多深的地窑里，留到冬季再用。有条件的单位还养猪，我们电台专门养了两口大肥猪，马克绍同志分工负责专管生产。

另外，我们电台由司令部行政管理科统一分配，在山西沁水县一个叫作“三不管”（即沁县、阳城、陵川三个县的交界处）的山头上开荒种地。这片山地到底有多少亩，也不知道，反正是没人管，你能种多少随便。但土质不好，产量很低，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肥料，完全靠天吃饭。所以，我们到了秋季收获的时候，只收了100多斤小米。

大生产运动

当时，太岳区的财政特别困难，规定从战士到首长，每人每月只有1.5-5元的津贴。电台因工作特殊，我每月是12元，在本区最高，其他人则是10.8元、6元的。记得那时1.5元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根据地没有牙膏卖）。

电台每月的办公费用包括收发电报纸、灯油等在内，不到10元，非常困难，完全靠节约和利废。

那个时候，纸张特别少，要求写报告的字要非常小，开会讲话不得用讲稿，一个信封要用4-6遍，这还是给上级或外单位报告请示联系工作时用的。其他情况下，正式信封至少要用四次，个人通信或一般来往信件，全是用旧报纸糊的信封。

夜间，除了报务房准许点盏灯外，其余所有房间一律不准点灯，包括开会在内。夏天，每人发一套老百姓手工织的粗布军衣，然后发动群众摘槐树花，用几口大铁锅将槐花煮烂后，把白布军衣放进锅里染成黄色。再一个办法，就是用谷草灰将白布染一下变变色，但洗几次后，衣服很快也就成淡白色的了。

这段时期虽很困难，但肚子还可以吃饱。

1942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时期。

一方面，日本侵略军对我晋冀鲁豫边区先后发动了五次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继续推行“三光政策”，再加上特别是太行、太岳两个区连年遭到水、旱以及蝗虫、冰雹等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致使我军在财经、粮食上遭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

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长期斗争中肩负着极为繁重的对敌斗争和生产建设任务，也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组织机构，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同时，百团大战之后，战斗部队严重减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各级机关的“臃肿”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严峻的形势和日益艰苦的斗争任务摆在全军区面前，能不能顺利渡过眼前这个难关，是直接关系到我军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早在1941年底，党中央就提出了既能支持长期抗战、又能有利于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即《中共中央1941年12月17日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的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最迫切的重要任务。”

纵队陈赓司令员在沁源县司令部驻地向营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说：“我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号召，我区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军的掠夺、烧杀，又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党、政军机关庞大，单位太多，行动指挥不便。”“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特别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所以我们要实行‘精兵简政’，实行整编，紧缩领导机关。”“直属机关可合并的合并，如作战与训练、侦察与通信、宣传与教育、统战与群工等部门，都可以合并在一起。这样，过去领导机关那种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琐的情况就可大为减少，机关单位少了，兵也精了，行动指挥就更方便了。机关多余的人员充实连队。战斗部队根据实际情况，有的团，下不设营，直辖三至五个连队；有的团，虽保留营一级，但由原来的四个连缩编为三个连，领导机关伙食单设的要合并，马匹要大大减少。这样一来，我们的干部就会有些变动，当团长的要去当营长，当营长的要去当连长。我们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干部要能上能下。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红军时当师长，改编八路军不是去当团长了么！当团长的不是去当营长了么！一些老弱战士、干部、荣誉军人要慎重地、适当地安置到地方。还有一部分干部要集中学习，还要抽一些强有力的部队干部去地方参加民兵工作，参加游击队，加强人民武装。”“同志们，这样总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渡过接近胜利的两年，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全面胜利。要求我们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很好地完成精兵简政任务。”

随后，机关进行具体部署，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都纷纷向机关党总支写出书面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北方局的号召，服从命令听从调动，党叫到哪就到哪，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行动很快，两三天的时间，机关整编就完成了。司令部原来的科都降为股，如通信科改为通信股，股长刘俊英是中央苏区的老红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处长邓仕俊是四川人，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无线电台中队（队长是我）撤销，全区电台直接属通信股管。

在没有正式宣布整编决定之前的一天下午，政治部组织部来电话说，王新亭主任请我去他那一趟，我随即就去了。王主任叫我坐下，那年代上下级关系非常密切，下级见上级首长也很随便。

我坐下后便问：“主任有何指示？”王主任说：“精兵简政机关的整编已基本确定。现新成立一个第四军分区，那里原有国民党刘峙的部队，20万大军，日军一进攻，不战而逃了。分区地点在中条山区，那里很艰苦，没有电台，通信联络十分困难，决定派你带一部电台去分区司令部。司令员是唐天际，政委是李哲人，分区下设17团，团长尤太忠你认识么？”我说：“太熟悉了，1934年在四川时，我俩都在93师279团二营四连干过。”

王主任接着说：“分区的无线通信统归你指挥。”我问：“什么时候走？”王主任说：“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就出发。他们司令、政委派交通员送报告来说，有线电话现在无法架通，无线电台和司令部快一个月联系不上，简直变成瞎子、聋子了。”

我说：“那好，我马上回去准备一下，天黑后出发。”王主任接着说：“那里环境和生活都非常艰苦。”我回答：“长征那么苦都过来了，这算什么苦。”

回来后，我即向参谋处邓仕俊处长讲了此事。他当时虽是处长，但一方面他比我小好几岁，另一方面我们又是老乡，同年同月一块儿参军的，在129师师部时，天天在一起，特别熟悉。所以，我叫他“小邓”，有时还开玩笑，叫他“小白脸儿”。

我说：“小邓，王主任跟我谈过，调我去中条山四分区，带一部电台的全部人马。”邓说：“那太好了，我们都急坏了，近一个月失去联系，你老兄去那太好了。什么时候走？”我说：“天黑就出发。”邓说：“那好，我叫特务连派一个排护送你，先到‘尤麻子’（尤太忠团长）那儿，再由他派部队护送你。”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阳城县的松村17团，在那儿休息了半天。当晚，尤太忠同志派一个排护送我们继续前行，第三天晚上10点多，我们到达司令部驻地——山西省阳城县黄河镇。

当时，随同我一起前去的还有一位通信参谋叫彭和朋，也是四川人，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分区司令部机构很小，除司令员、政委外，还有一位参谋长，下面不设机构，如通信、训练、作战、侦察，都叫“参谋”；管机要的就是一个译电员，行政方面由一个管理员总管后勤。

我们电台我是台长，不设报务主任，报务员有杨卓如、李达三、李宝三，机务员是阎步奎。另外，配有一个通信班，负责站岗送电报，行军时背机器。按规定，台长配一匹马，其他报务员三人共一匹马驮行李，平时，三人可轮流骑马。所有司、政两部及各部门都为一个伙食单位。

抗日烽火中的八路军

1942年10月，日军侵占沁源县。按以往惯例，日军扫荡像沁源这样的地方，一般五六天后就撤走了。所以，这次我们部队撤离时，将一些暂不用的器材和个人棉被都就地掩埋起来。我们司令部机关转移到距沁源县约25千米一个名叫桑曲村的山沟里。

桑曲村约有60多户人家，大多住的是土窑洞，只有一两户地主家住着瓦房。我们到这里住了近半个月，谁知，扫荡的敌人不但不退，还大肆修筑工事、设据点，就连我们司令部原先驻地阎寨村也设了据点。这时，天气越来越冷了，棉衣、棉被都埋在村边，怎么办？分区决定，司、政机关晚上分批出去找东西，特务连派一个排掩护。

这样，我们第一批组织了五个人，由我带队，白天先到达离村一千米外的山沟里隐蔽，天黑后，再进村挖取埋藏的东西。

不料，就在我们刚把东西找出来准备走时，被敌人发现了，又是机关枪，又是迫击炮，一齐向我们射来。掩护我们的武装排也立刻机枪还击，结果，吓得敌人只打枪不敢出来。我们曾在此住过两年多，对周围地形特别熟悉，很快就顺利离开了村子，第二天中午回到部队驻地。

敌人在沁源一住就是两年半。我们司令部从桑曲又转移到沁水县的郎必村。

从1942年的三四月起一直到10月，当地基本没有下过雨，老百姓的庄稼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也只有小孩的指头大，三四月时全靠野菜充饥，当地的柳树、杨树叶子也全都被吃光了。

我们每天下午将柳树、杨树叶摘下来后，用菜刀切碎放在锅里煮熟，捞起来放在篓子里用河水泡上一夜，第二天捞出后再掺上很少一点小米，煮上一锅清汤当饭吃。

粮食实在太少，原来规定每人每天一斤小米，后因天灾减到半斤，实际只有150克左右。1943年上半年，豫西特大灾荒，十万多灾民从敌占区逃到我根据地中条山一带，区党委、纵队政治部号召，每人每天要捐一两小米救济灾胞。这样，我们每人每天就只有四两小米的口粮。

那个时候，炊事员的权利很大，每到开饭时，所有人都得听从他的指挥，每人一只大土碗，整齐而有序地一路排好，炊事员则很公道地给每个人分发野菜汤，干部战士都一样。党支部提倡，党员要关心非党员群众，干部要关心战士。所以，我们干部将炊事员平均分配的一碗野菜汤，还得主动分一点给饭量大的战士。

到了五六月时，柳、杨树叶子就太老了，根本煮不烂，这时，我们种的胡萝卜虽然小，但可以吃了。本来，胡萝卜叶子是不吃的，但那时也当粮食吃，一股中药味，很难吃。政治部有个小报，天天都宣传，开会也讲，胡萝卜有糖质、铁质等等，营养如何如何丰富。

开始几天，吃起来觉得还不错，比柳树叶好吃，有点甜甜的味道，但既没有油也没有盐，三四天以后，就实在难以下咽了。吃久了，既烧心又口吐清水，比吃柳树叶还难受。

由于特大旱灾，太岳区中条山地区持续八个月的大旱，地里的草都干死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蝗虫灾害。大批蝗虫从济源、林县一带铺天盖地而来，最大的蝗灾面积有方圆几十里，这些虫子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十甚至几百亩地里的庄稼啃得一干二净，最后，连地上的草都啃光了。

这一时期，蝗虫倒成了风行一时的美味佳肴了。我们白天除了工作值班外，其他人员都同老百姓一起，到地里去用树枝打蝗虫。谁知，把这一群打跑了，那一片又飞了过来，后来，我们就白天做好准备，把大批干柴草运来堆在田地周围，天一黑，就带上床单，男的都脱下长裤，两人一组，由几个人把事先堆好的干柴草点着，火烟一熏，蝗虫飞起时被火苗烧到翅膀，就有大批蝗虫落地，我们赶紧用床单或裤子把它们包起来，带回去用点油在锅里一炒，唉呀，吃起来可真香！

这样一来，老百姓打蝗虫的积极性更高了。原先，这里的老百姓从来未见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有这样厉害的蝗虫。所以，刚开始时，他们认为是“神虫”下凡了，不敢打，说会越打越多，有的老乡还烧香拜神。后来，四分区的地委和军分区司政两部开展了“打破迷信，人定胜天”的宣传，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结果，老乡打蝗虫的积极性一下子上来了。

在这场扑灭蝗灾的战斗中，除了前面讲到的火攻外，我们还发动群众和部队组织成剿蝗队，对虫群进行分割包围。利用早晨露水重、蝗虫飞不动的时机捕捉，同时，放置一些干柴草，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点火，挖掘虫卵。

当时，还专门出台了“挖一斤虫卵可换一斤小米”的奖励办法。就这样，家家户户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都参加扑打蝗虫的战斗。阳城县黄河镇，特别是我们驻地的下四坪村，党政军民每天有近3000人参加扑虫。在太行、太岳两区来说，这真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灭蝗虫运动。

伴随着严重灾荒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流行性霍乱症，没有药物治疗，有的村子里，每天饿死、病死者达二三十人之多。

1943年10月左右，我们刚刚度过大旱和虫灾，又遭遇连续数天的大暴雨，山沟里洪水倾盆而下，许多民房被冲塌，有些牲畜也被洪水冲走。

尽管一再遭受着这些特大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正确的路线指引，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军队带头开荒生产，不但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还抽出人力帮助群众生产，最终战胜了困难。

经过这次同日军、同特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更高了，决心也更大了，对共产党更加坚信不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纷纷提出“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口号，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不仅对全国人民和各根据地军民给予很大鼓舞，得到全民的支持，就连日本侵略军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生存力极为坚韧。

由于我们在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确立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还开展了巧妙的突破封锁线工作。到了1942年底以后，我们逐渐扭转了过去两年来的劣势，增强了抗日队伍的力量。

不过，就在我们刚刚渡过难关，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的时候，敌人又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当年11月，敌人从东西南北四面向我四分区包围。中条山是片大森林，山也很大，我们晚上从驻地黄河镇下四坪村转移出来，经过一夜行军，天明时到了一座大山上，部队在树林就地隐蔽。我立刻指挥电台在树林里架线，我亲自上机值班，其他人员均在原地休息。

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很疲劳，不少同志一坐下就睡着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忽然发现，左边山上有十几个人，像是敌人，但我一时看不清楚，立即叫通信员跑步去司令部汇报。果然，是敌人上山来了，我们立刻转移。

就在这时，敌人的机枪、直弹筒一齐向我们射来。我叫通信排长王炳春以最快速度把天线收下来；摇机员孙树凯是河南人，个子高力气也大，叫他负责把机器背出去；我连耳机也顾不上摘，把收发报机装进木箱里，抱起来就冒着敌人的枪炮，拼命向封锁线外冲出去。

半小时后，我们脱离危险转移到大山里，司政机关的人员都会合了，这时才听通信彭参谋讲，报务员李达三同志牺牲了。说当时在敌人密集火炮的轰炸下，他吓得瘫软了，怎么拖也拖不动，趴在地上起不来。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四天四夜，全靠原来准备的玉米面干粮充饥。大森林里没有老百姓，好处就是山上有水。

敌人撤退后，我们仍返回原驻地，大部分房屋已被敌人烧掉，庄稼全被毁掉。敌人为躲避我们埋的地雷，就在牛羊的尾巴上捆绑上鞭炮，然后集中起来点着了，让受到惊吓的牛、羊拼命向前跑，结果，踏响地雷，把村子里的牛、羊等牲口基本炸光了。

通过这次反扫荡，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残酷的战争，除了能锻炼人的意志，还能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山西阳城地区的老百姓过去只吃羊肉，不吃猪肉和牛肉。这次反扫荡中，老百姓转移到大山里，六七天后返回村子，粮食基本没有了，人们都饿得不行，见到许多死牛羊，有的已腐烂了，都弄回家去煮熟了吃。我们同老乡都很熟悉了，便和他们开玩笑地问：“你们不是不吃牛肉么？怎么现在也吃了呢？”他们说：“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吃起来都很香，除毒药外。”

回顾这两年的艰难困苦，我们除了有房住，没有遇到夹金山、党岭山那样的大雪山和草地淤泥外，日军频繁而残酷的烧杀、掠夺所造成的困难，与长征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多大区别。这么大的艰苦困难如何能克服？世人是难以想象的，当今的青年人更难相信，但这完全是事实呀！

我认为，之所以能够战胜这样特大的困难，一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有正确的方针路线和许多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正确政策。举例说，抗战一开始，我们就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这样一来，地主富农就不怕分他的土地了，也不怕抽他儿子去当兵，只要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就行了。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样不仅得到全国工农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一些地主资本家的支持。再如，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那时提出“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军民之间建立了鱼水的关系。

二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全体指战员在党的教育下，又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已经培养出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那个时候，几天几夜不吃饭、没水喝，已成了习惯，什么困苦、危险都不在乎，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也无法办到的。

比如，当时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部队还要抽空组织做游戏、打篮球、下象棋，还经常开文艺晚会，指战员自编自演，早晨出操还举行歌咏比赛等等。记得1943年“大生产运动”时，队伍一集合或在山上种地，都相互比赛唱歌。

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了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更加残酷，规模越来越大，连续扫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手段也更狠毒。

继1941年秋季大扫荡之后，紧接着又开始了1942年的夏季大扫荡。日军从5月中旬到7月上旬，调动了25000多人的兵力，先后对我太岳区八路军总部和太行区根据地进行了“铁桶合围”和“抉剔扫荡”。

扫荡中，敌人还暗地里派出大批特务到我根据地活动，采取各种手段收买一些流氓和吸大烟的人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刺探我军情，散布鼠疫菌，在水井里投放毒药。同时，收买了敌占区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经训练后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到我根据地，配合日军扫荡。

太行、太岳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形势图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也非常活跃，派人刺杀八路军的高级干部，破坏八路军的后方设施，扬言要消灭共产党等。他们采取所谓“铁桶战术”，企图把我军堵在“铁桶”里闷死。

在这个时期，敌人的手段比以往更加毒辣、更加狡猾。

一是他们在主要作战部队出发之前，先以小股先遣部队作佯攻，利用无线电台和汉奸散布谣言来迷惑我军，并派出大量便衣队化装成我游击队员、民兵及便衣特务等，混入我根据地腹地，在我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大肆捕捉老百姓，用在老百姓手上烙字、若不向他们提供八路军的情报就烧房子等办法，强迫当地人给他们当向导，寻找我军埋藏的物资或进行其他的破坏。同时，还派出大批的别动队携带着电台，躲藏在交通要道旁的庄稼地里和山沟、山头上，也有的还在交叉路口伪装成我军人员，采取捉人、窃听、观察等种种手段刺探我军情，用电台、军鸽、通信狼犬传递情报。

二是一旦合击圈围拢后，就迅速调集飞机前来扫射轰炸，从四面以梳篦式队形向中心压缩。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常依托1000人左右的独立支队夜间行动，进行远程式的拂晓袭击。他们伪装成我军人员绕过村庄，向预定目标直接奔袭我首脑和后方机关。从敌人这次的部署和战术特点看，他们是想把我军一网打尽。

就在敌人尚未正式向我根据地开始大扫荡之前，集团军总部在麻田镇召开了全军通信工作会议，时间大概是1942年5月上旬。我们太岳区出席会议的有纵队通信科长朱忠邨，386旅通信科长朱刚和我，一共三人。当时，我是太岳纵队司令部无线电台中队长。随同前往的还有772团团长王德胜和两个报务员吴毓来、廖代春，俩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我们从司令部驻地山西省沁源县阎寨村出发，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385旅旅部。休息半天后，再由旅部派出一个武装排护送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白晋铁路。

当晚11时左右，就在我们通过铁路时，被敌人发觉。敌人的机枪、迫击炮一齐向我们射来，因在我们行进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班，我们六人就从正中直往路东冲了过去，两千多米路后就是我们的游击区，比较安全，部队也只护送到此。

又经过三天的行军，前后共五天，我们顺利到达总部驻地麻田镇。出席这次会议的有50多人，大部分同志都是在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会合时见的面，这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在此相见，觉得特别亲热。七八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第一天晚上通宵没有睡觉，诉说着分别后的情况，从天黑一直谈到天亮，话也说不完。

会议刚进行到第二天中午，突然接到情报，敌人已由西到东、从南到北向总部驻地突进。当时我们分析，敌人从西边压进，这样，敌后方可能较空虚，我们三人可趁敌空隙返回太岳。

三科长海凤阁同志请示左权参谋长，左参谋长不同意说：“他们都是太岳区通信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骨干，没有武装护送绝不能冒险。同时根据情报分析，此次敌人对我根据地扫荡，兵力多，战略布置手段狠毒，时间可能很长，所以，不能冒险行事。为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一律跟随总部行动。”

这样，我们天黑后就随“四营”（当时，总部对外叫“干部团”，三科叫“四营”）即刻撤离麻田向东转移。

当时，总部机关、后勤部门、中共北方局再加上特务团约10000人，上千匹牲口都拥挤在大烟村——十字岭一线，情况极不利，从麻田到大烟村不到十千米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夜，人们也很疲劳。

正当部队在大烟村准备做早饭时，突然发现对面山头有人，四营教导员说：“上去看看。”谁知，刚出门不远，敌人的机关枪、火箭筒就像雨点似的射来。此时，近10000人的部队和上千口牲畜乱作一团。

我、朱忠邨、朱刚三人一直向东突围。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冲出重围。稍事休息后，又被从武安出来的敌人包围。自此，直到天黑，我们一直冒着天上飞机的狂轰乱炸，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左冲右突。

总部直属单位几千人突围出去，到了武安县阳邑北面一个叫黑龙洞沟的地方。这是一个宽不到150米的山沟，两边全都是如同刀削般的山崖，总政治部罗瑞卿主任骑着马，在沟里前后来回指挥着部队突围。我们起初由北向南突围，结果遭遇从阳邑出来的敌人围堵，就一直在沟里来回奔跑，还是无法突出去。

罗主任果断下达命令，要求部队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全部丢掉，向东突围。这时，天已渐渐地黑了下来，我们就从东面悬崖抓着树枝向上攀登，趁着天黑，翻过山到达武安县的沟河镇。由于整整一天一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人已疲惫不堪，进村后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快天明时，朱忠邨同志提出要去找他的马，我们极力劝阻，他坚决要去。谁知，一出村口就被敌俘去了。后来，在山西太原被敌人杀害。

这时，村子已经被敌人团团包围，我和朱刚拼命从敌人的包围圈向外冲去。

刚到山边上不远，就发现上面有七八个人，我们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回答说：“自己人，快上来。”我们一听话音不对头，转身往后跑，这时，敌人的机关枪已经猛然向我们扫来，并狂喊“抓活的！”我俩只能向左边山上跑去，前面遇到769团的一个连，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一个排。我们说是干部团四营的，特务团的同志告诉我们说：“左参谋长、海凤阁科长都已牺牲。总部全被敌人冲散了，彭老总也去向不明，你们就随我们一起行动吧。”

未到天黑时，我们又被敌人包围。此时，我们已经与连队跑散了。我和朱刚约定，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能跑散，死也要死在一起。等我们再次冲出敌人包围圈时，天已经快黑了。我们来到阳邑北边一个名叫冶陶镇的地方，这里约有二三百户人家，老百姓都转移到山上去了。

在此，遇见了彭老总的一名警卫员，名字不记得了。他身背一支20响的驳壳枪，子弹也不少。他告诉我们，自己在黑龙洞沟突围时，与首长跑散了。我们就叫他随我们一起走，三人无论如何也不跑散，生死在一起。这样，又多了一支武器。朱刚有支手枪，我有支“勃朗宁”手枪，子弹80多发。在村里弄了些玉米面搞成糊糊，饱餐了一顿。

天刚明，我们就上山隐蔽。这里全是大石头山，光秃秃的，什么树都没有，但有个好处，就是小石洞多，一两个人躲在里边，一般外面看不见的。

我们上山后就在那儿睡着了。突然，一阵枪声把我们惊醒，定睛一看，是敌人搜山来了。敌人的习惯是，上山前先乱放一阵枪。我们一看约有四五十人，前面一人打着个小太阳旗，正向我们的方向过来。这时，我们三人就摆成一字形，每人相隔十米左右，隐蔽到最危险、也是最难走的山顶石洞里，每个人子弹都上枪膛，决心万不得已时就开枪，打死他一个够本，打死他两个就赚一个，死也就值得了。

我紧握着手枪，食指扣着扳机，静静趴在一个小石洞里。如果敌人要从此往上爬，必经此地，但这个地方最危险也最难走，稍有不慎一脚踩滑掉了下去，不死也残。

日军正要从我这个方向往上爬，前面带路的汉奸说：“皇军，那上不去，太危险，八路军的也上不去的。”只见日军用手一挥说：“开路开路的。”

就这样，敌人从距离我两米左右的岩石下面过去了，我们三人都脱离了危险。当时，如果敌人硬要从那向上爬，我们三人是绝对跑不掉的。

敌人撤退后，我们趁天快黑时来到沟河村。这里是区政府所在地，有基干民兵。白天，都疏散在山上，天黑后再回到村里。到了区政府后，我们说是干部团的，他们都知道是总部的。他们对敌情分析说：“敌人短时间不会撤退，总部都被敌人冲散了，一时无法联络上，你们三人穿着军衣行动很不方便，在这里换上便衣，同基干队一块儿行动，这样方便一些。”

一天，我们又被敌人包围，突围出去后，转移到了白草坪的一个大山里。这里只有不到十户人家，都是从平原来到山上种地的，根本没有粮食，最困难的是没有水。在这片山上，还有我总医院疏散的伤病员，虽然有野菜，但是没有水也无法吃。已有五天多了，我们滴水未饮，嘴皮干得破裂流血。有一天，在一位老乡家要了点柿子皮和小米糠吃下去，结果，肚子胀痛，排便不畅痛苦极了。

还有一次，正巧碰着山沟的一处石崖向外滴水，很多伤病员都在那用碗排队接水，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接一小碗，我们身强力壮的人，也不好意思去和伤病员同志争着排队接水。

一天晚上，我们走到一个小窝棚前。当时，天特别黑，伸手摸着老百姓喂猪的一个石槽内还有不少水，就用双手捧起来喝。谁知，进了嘴里后又酸又臭，我们三人说，管他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饱饱地喝了一肚子，真解渴。说来也怪，还就没有发生任何病症。

就这样，我们在白草坪整整待了十天。

白天和敌人周旋，晚上就在树林睡觉。这里的山有一个特点，从这个山头到那一山头，如大声喊叫都可听到，但走过去差不多要50分钟。在那里隐蔽期间，我们三人除了自我保护外，还协助特务团的同志掩护伤病员。每当发现对面山头有敌人搜山，就立即把重伤员背进树林里隐蔽，然后，我们三人从东往西悄悄绕到敌人后面，啪啪放上几枪，吸引敌人扭转身向后追来，我们又从西向东绕过去，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那段时期，虽然很艰苦，但我们都很乐观。后来，从区基干队了解到敌人已经撤退，我们就回到了总部。

在返回总部的沿途，我们发现，这次部队的损失特别大。尤其是牺牲的左权同志，是抗战以来我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同时牺牲的三科长海凤阁同志是正师级。另外，我军在黄崖洞经过五年才修建起来的兵工厂、造币厂（造冀南币）、印刷厂，还有服装厂等，全被敌人炸坏，大批村庄被烧毁。

这次敌人对我根据地扫荡的时间之长，兵力之多，手段之残酷毒辣，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扫荡期间，日军用了许多新花招，所以群众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敌人派出多股二三十人的搜索队，白天搜山，夜间由特工队分头进入各村偷袭，他们还假装妇女呼喊、婴儿啼哭、牲口叫，或假扮成我军的收容人员，诱捕躲藏在山洞里的伤病员和群众。

记得有天晚上大约10时，我们从沟河村出来经过冶陶镇时，就差点上当，要不是区民兵护送的话，很可能就被敌人特工队抓住了。当时，我们在村外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以为是老乡的孩子哭，就准备进村看看，民兵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去，这是敌特工队伪装的，现在村子里根本无人的。白天，他们见到人不管老幼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见到牛、羊、猪、骡、马、驴等牲口就全部赶走，凡一时运不走的粮食和牲口，都洒上煤油烧毁。有时，敌人也假装帮农民耕地，散发食盐、香烟、罐头等办法，诱惑老百姓给他们当向导，如不答应就用机枪扫射。

另外，敌人在搜山过程中抓捕了大批的壮丁，全都送到东北的煤矿去做苦工了。

尽管敌人的扫荡十分残酷，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大民兵的配合，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对敌人的公路、铁路、电话线路进行全面破击，最终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在这次反扫荡的斗争中，我们的正规军还以夜袭的方式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如我769团将敌300多人运送粮食、弹药的骡马队全部歼灭；又如，我新一旅一个突击营，奇袭位于长治的敌飞机场，烧毁敌机3架，汽车14辆。

日军对我太岳、太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敌人付出了死伤3000多人的代价。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三人回到了麻田镇八路军总部。

三科科长海凤阁同志牺牲后，三科由吴子云同志代理科长。吴科长给我们领来军衣，在总部休息两天后，由特务团的一个武装班护送我和朱刚到达385旅旅部。

我们在陈锡联旅长那里休息了两三天后，他又专门派了两个侦察员护送我们过白晋线返回太岳区。

经过一天半的行军，我们来到山西虒亭镇的一个火车站。晚上10时左右，侦察员把我们领进当地一个维持会长家里。

一进屋，就见屋里面很阔气，接待室有沙发，茶几上还摆放着各种糖果、香烟。我们一进门就有人引路，坐下后有人送上茶来。侦察员他们很熟悉情况，一坐下就自己拿香烟吸。

我们是第一次遇着这样的情况，加上侦察员事先也没介绍，所以，我们什么也不敢碰。侦察员说：“没关系，你们随便点，喜欢吸什么烟、吃什么糖自己拿，这是专门为我们、也是为日本人准备的。我们护送干部经过到此，都由维持会负责，日本鬼子来了，他也招待……”

不一会儿，会长来了，告诉我们说：“敌人在车站增兵不少，约有300人，估计又要有大的行动。四周封锁特别严，晚上是不能过路的了。”侦察员问“那什么时候才能过路？”他说“等到明早7点半，直接从敌哨棚跟前过去。”

1943年十八集团军无线电九中队部分同志合影于山西沁源县（前左一为作者）

我当时心想，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从敌哨棚过，敌人还看不出你是八路军？侦察员说：“绝对保险，你们听他的指挥。”随即告诉维持会长说：“这两位就交给你负责了。”又转身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好了，绝对安全。”说完，两位侦察员辞别我们返回部队了。

尽管说是绝对保险，可我们心里总是嘀咕着，因为对周围情况、地形全不熟悉呀！不一会儿，有两个人来说：“请二位跟我到后面去休息。”我们更觉得奇怪，相互递了个眼色，我们每个人随身都有手枪，万不得已时先打死他再说。

随着来人走了约一千多米，来到一个两米多宽的土山洞内，里面有油灯，地上铺着干麦草，还有几床旧棉被。他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随便出去，洞口有人放哨，除了我来叫你们之外，任何人喊叫什么，你们都不要随便回答。”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放心，俩人轮流闭眼休息。快到天明时，那人送来一大盆土豆丝猪肉面条说：“你们快吃饱，我们7点半一定要到达敌岗哨。这正是他们换岗的时候，你们二位跟在后面走，一定要大摇大摆地走，有点军官派头，敌人问什么都由我回答，你们别出声。万不得已时看我的笑脸，你们就假装骂着说，快走，别误时间。别的，什么话也别讲。”

吃完面，我们准时于7点半钟的时候来到敌人哨棚。

正逢换岗，每岗两人，一个“皇协军”，一个日本兵。我们两手插在裤袋里走到跟前，敌人持枪拦住问：“干什么的？良民证的。”陪同我们的维持会长将他的“良民证”递了过去，对方看后问：“他俩干什么的？”他转过看我们时是笑脸，我们俩便齐声讲：“他妈的，快走，误了时间‘撕拉撕拉的’杀你的头。”

他对日军说：“‘太军’，我们是去抓民夫赶运军粮的。”敌人看看我们后，手一摆：“开路开路的。”就这样，我们大摇大摆地闯了过敌人的岗哨。

穿过铁路后，又走了约四五里，那位会长回头对我们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这以后如有什么不测的话，可就没有我的责任了。并请二位到达目的地后，随即告知侦察队。”我们说“谢谢了”。

又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顺利回到太岳纵队司令部。同志们一见我回来了，高兴得都一齐围拢来，紧紧握住手问这问那，并讲述着他们在这一个月中反扫荡的情况。

吃过晚饭后，我同朱刚一起去司令部向陈司令员汇报情况。首长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唉呀！你俩倒是回来了，头几天电台也联系不上，后来派侦察员去，才知道总部的情况，还是六七天前才接到总部电报，说你们已到五旅，我们区的电台完整无损，不错！”我说：“我们一块儿去的五个人，现只剩下我们俩，马克思不要，我们就回来了。”

接着，我又将这一个多月来疏散的情况，左参谋长、海凤阁同志的牺牲以及我们所见到的部队、人民群众的反扫荡，特别是看到黄崖洞兵工厂被敌人破坏的严重情况，都一一作了汇报。

陈司令员很幽默地说：“马克思看你们太年轻，还不成熟，要你们在阳世间多修炼修炼。”逗得在屋子里的政委和几个参谋都哈哈大笑。

1944年初，军区另派贺子民携带一部电台接替我原来的工作，我奉命调回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司令部，任通信科长兼无线电中队长，分工主管全区无线电通信即电台调配、报务人员的培训和分配。副科长是戴其萼，他分管有线电通信和日常事务工作。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整日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军人来说，在那样一种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要想组成个家庭，是非常困难的。一是那一带生活困难，人口稀少，不大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二是头天才结婚，第二天就成了寡妇，这种事战争时期常常发生。所以，即便是能碰到那么一两个女孩子，人家也不一定愿意。

记得，当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叫作”258团”。具体说，就是年满25岁以上，军龄超过8年，团职干部，只有同时达到这三条标准，才可以谈婚论嫁。那一年，我已经30多岁了，机关中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司令部管理科的一位科长，主动为我介绍了一位当地姑娘，名叫王炳，山西省沁源县郭道乡官军村人。13岁就参加县抗日宣传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40年代初王炳（左）与战友合影

记得正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机关搞文艺活动，王炳也来了，还登台唱了一首歌，我听了心中一动：这“老兄”还行。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那个时候，干部找对象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首先要向支部汇报，然后要报到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王新亭。经过组织审查，同意我们进行交往。不过，王炳住的地方离部队很远，来一趟，要走上一天半的山路。所以，平时，也是很少碰面。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就把王炳调到我们部队驻附近的一所小学，学习文化。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交往，也相互了解，产生了感情。

那个时候，谈恋爱是没什么条件的。山西一带，农村里平顶房屋比较多，有时王炳来看望我，我们就爬梯子登上屋顶，席地而坐，一边看着天空中闪烁着的星星，一边谈谈心、聊聊天。结果，每到这个时候，张凌云他们一帮小年青就会悄悄躲在梯子下面听我们说话。这件事情，以后多年过去，都一直在战友们中间传为笑谈。

1945年3月，就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经组织批准，我们在山西翼城正式结婚。我的印象很深，结婚那天，因陈赓司令员已经赶赴前线，所以专门委托副政委杨奇清给我送来4毛钱，并代表陈司令员参加了我的婚礼。结果，我就用这4毛钱买了4斤猪肉，和电台与机关的战友们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战地婚礼，组建起了一个革命家庭。而当时我们这个新家庭中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床缴获的日本鬼子的军用毛毯。

王炳（左一）40年代初与战友合影

从此，王炳同志成为了我这一生中最为亲密的革命伴侣。

1945年9月，作者（左一）与夫人王炳（中）和部分战友合影于山西省翼城县

1945年8月15日，日军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据统计，八年全国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12.5万余次，以60多万指战员和600多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的重大代价，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7万余人，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一亿。朱德同志当年曾评价说：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中心”。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八年全国抗战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我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余万人，这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