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正是土地改革时期,部队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审查干部本人直至祖父母的家庭出身成分。
当年11月,我脱产去分局党委举办的“三查三整”学习班,规定学50天。学习中遇到两件事,搞得我对分局领导很不满意。
一是“查三代”。“三查三整”首先遇到的是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出生日期。我不到一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家里贫穷,由母亲给人做针线活养家糊口。那个时代,穷人家孩子从来也没过个什么生日,祖父等三代出身成分也根本没听说过,从哪里去知道?结果,小组会上老是揪着不放,说我不老实。
1947年6月,作者(左)与战友合影于山西省闻喜县水头镇
搞了六七天,我真有点火气,态度也开始有点傲慢了。心想,正因我对党是忠诚老实的,若不老实,瞎编个出生年月来,你能相信?那年月,根本无法调查。现在可好,硬要说我不老实,思想根本想不通。
最后,我表态说:“你们不相信,就开除我党籍好了。我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三次过草地,从长征到抗战胜利九死一生,那么艰苦危险的时期,我对党、对革命都从未动摇过,今后也决不会动摇!”
他们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说,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查。我也是这样想,等到全国解放后,总是可以查清楚的。
二是说我搞“个人崇拜”。来到后方后,机关里除了林、叶两位正副局长外,大多是抗战中期参加工作的,而且一直在后方机关工作,前方打仗的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每逢休息时,总有一些同志围拢来,向我询问前方打仗的情况。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老老实实地讲给他们听。如临浮战役、上党战役、吕梁战役、晋南战役等,每当讲到这些战役时,必然要讲到陈赓同志的指挥艺术,也特别说到,陈赓同胡宗南第一旅中将旅长黄正诚谈话时,黄听到陈赓的声音身上发抖等等。
没想到,有的人把这些归纳起来后拿到小组会上,批评我是搞“个人崇拜”。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查三代”搞了五六天没有把我搞倒,怎么又来个什么“个人崇拜”,而我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对陈赓同志也没有过于夸大之处。对此事,在小组会上又搞了两天,我坚决不承认自己在搞什么“个人崇拜”。
有一天休会,叫各单位负责人回去把工作安排下。这天,我就到军区组织部找张南生部长,向他反映以上两个一直批判我的问题。张部长是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初期的1938年时,他在“秦赖支队”任政治主任,我带电台在该支队工作半年多,他对我很了解。
我把两个问题详细向他汇报后说:“我对此想不通。”张部长听后说:“乱弹琴,说‘三代’,有多少人能讲清?我就不知道我祖父是什么成分。穷小子有几个过生日的?”“陈赓同志指挥打仗那是有名的,就连蒋介石都拿他没办法,活捉‘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党中央都发电表扬了他,这也是‘个人崇拜’?毫无道理么,我和分局林局长讲讲,你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背包袱。”
我说:“共产党员要讲心里话,我要求回四纵队,后方工作不习惯。”张部长说:“那不行,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任务光荣,就是要我们这些老家伙来担重担的。”
后来,学习结束时,林局长在总结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那些不讲原则、不实事求是、乱扣帽子的做法。事后,又和我交换意见说:“这些事,我们党委有责任,没有及时纠正。不要记在心上,要大胆地工作。党是信任你的,放心好了。”
1947年12月,我们学校由同会迁移到固镇附近的百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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