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上级决定：原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同时将原属两个大区的通信学校合并成立“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8年2-3月，正当忙于两校合并和迁移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当时，学校距离医院较远，爱人突然临产，送医院也来不及，搞得特别紧张，又遇难产，一天多也产不下来。正好，我们分局林局长的夫人就是产科医生，林局长得知此事后，立即打电话叫他夫人赶到家里接产。

1948年6月2日，华北电讯专科学校部分领导干部合影于河北省涿鹿县大李庄（左三为作者）

15多千米的路，从单位派人骑马去接，来回就是大半天。也巧，医生刚进门，孩子就落了地。由于是在河南省，又是3月间出生的，所以，当时给孩子取的小名，就叫“豫春”——即春天在河南出生之意。

产妇未满月就要长途行军。从河南武安县迁往河北石家庄，途中行程九天，我带队伍先行出发，家属随分局后勤统一行动。

学校驻石家庄郊外获鹿县附近，距离石家庄15千米。两校合并后规模扩大了，校长兼政委由我军通信最高统帅三局王诤局长担任，下设有四个大队，大队为团一级建制。这是我军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学生1500人左右，校部有教务处、政治处、校务处。

我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副大队长冯永庆是老红军，后接任的吴希圣同志也是老红军。

二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当时，我们二大队在全校中学员最多，专业也多。其中，一、二、三中队均设有报务、机务专业，第四中队设有气象、旗语、对空联系等专业。教员除从部队抽调部分外，还有几名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驾机起义过来的，他们主要教对空旗语、气象等课程。

1949年9月20日，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二大队全体干部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为精简机构，大队一级只设教务主任一人；行政方面设管理员两人，管理全大队的给养伙食费用等。此外，大队部有个通信排，大约30人左右，设排长一人。通信排执行任务时，起初全是徒步，后来条件改善了，专门配置了五辆自行车。

两校合并以后，我主要抓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机构配备干部。关于学校和大队的情况，前面讲了。中队设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人，不设副职；教务设主任教员，每队6-8名；每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配司务长一人。

二是制定教育计划。学制都是一年，先由各中队根据所设专业提出计划意见，经大队审核后再报校部备案。

学员们进行装机训练

三是招生。学校除一大队部分学员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外，其余各大队的学员都是从山西、河北、河南等老解放区招收的初中毕业生，多数是山西人，极少数是高中生。

四是建校劳动和入学教育。学生入学后，先参加一个月的建校劳动和入学政治教育。当时，学校在农村，没有教室、课桌，也没有床铺，全都在老百姓家里睡地铺，每间屋住10-15人不等。地面特别潮湿，所以学员们要自己动手，砍些树枝和麦草垫在下面隔潮。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彻底隔潮，只是比不铺垫要稍好一些。

学员进校前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凡地主家出身、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都不接收。经过政治审查合格者即发军衣，作为正式参军。进校后，还要进行两周的传统教育，如“忆苦思甜”。这是建校劳动和入学教育的第一项任务。

当时，农村中每个村镇都有大庙、祠堂。经与农会（农民协会）协商同意，将庙里的菩萨搬掉（但动用祠堂必须征得全村群众同意），再经过地下党组织、政府、农青妇各组织做工作，向群众讲明，为全国人民解放培养干部之急，在得到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后，将祠堂就地改为临时课堂。

利用大庙当课堂

祠堂里面的牌位集中移至一处，统一保管。课桌椅全部是用泥土搭建制作的，按三人一张桌，用泥推起来，再用泥桨抹光。课桌下面掏出三个方洞放书本，桌面的左上角挖一个小圆洞，放墨水瓶。在墙上用泥桨抹出一块几尺见方的墙面，晾干后，再用老百姓烧饭锅底下的黑烟灰涂抹在上面，这样，黑板问题也解决了。粉笔在石家庄可买到。

打扫室内外卫生，单位伙房的炉灶由学员自己动手垒砌，这是建校劳动的第二项任务。

另外，每个队都分有一亩左右的菜地，是经农会批准暂时划给的。伙食费很少，我记得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分钱（济南票）、油25克、盐15克，口粮每人一个月22.5千克。所以，要改善伙食必须自己种菜、养猪。粮食得靠自己去峰峰煤矿那边背，来回一趟要四天时间，背一次粮可吃一个半月。这是建校劳动的第三项任务。

五是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大队党委会和中队一级的党支部委员会。

1948年6月作者（中）与战友合影于河北省石家庄

我们学校军事行动上归抗大分校，由肖克校长统一指挥，其他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干部任免等归属军委三局领导。

石家庄距北平只有350多千米，此时北平还未解放。获鹿地区很热，夏天最高气温可达38℃——40℃，蚊子特别多。当地老百姓的顺口溜说“热获鹿，冷寿阳（山西的北部）”，寿阳冬季有时会达到零下35℃——40℃。

大约是1948年的8月，国民党飞机经常轰炸石家庄，有半个月左右，我们白天全部都转移到南边距离驻地约五千米的大山洞里去上课。此处一排有20多个深约10米，宽约6米的山洞，是过去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里面有水。一般我们是清晨七八点钟就进入山洞，下午5时左右返回到驻地。

记得是10月左右，傅作义从北平出动了20个团向石家庄发起进攻。这一带是华北军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所在地。有天晚上，突然接到抗大肖克校长的紧急电话，指示所有单位把来不急带走的东西，全部就地埋藏好，立即向山西老区转移。

这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刚一岁多，他妈妈又在重病中（伤寒病），孩子没奶吃，只好临时找到本村一个富农家的妇女，她有奶，就交给她喂养。我们部队连续行军七八天后，转移到河北省的元氏县与赞皇县边界。这里靠近山西省辽县的十八盘摩天岭地区，如果敌人占领石家庄的话，我们就还要翻过摩天岭到辽县和顺去。

在元氏、赞皇停留十天左右后，傅作义的部队被我军击退，学校再次返回原地。这一次，往返将近两个月，各队仍驻原处。等到我们赶去看望二儿子时，孩子已经病得身瘦如柴、奄奄一息了，连开水都不能喝。连夜送到石家庄铁路医院，但医院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只开了些西药，连着服了四五天也无任何好转。看样子，这孩子已完全没有希望救活了。

这时，有人帮我们请来获鹿县一位60多岁的老中医，他先是摸了摸孩子的脉搏，又看了看手和舌头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一个小瓶，把瓶子里装的细药粉从孩子的嘴里往喉头喷进去，一天喷四次。

没想到，两天以后，孩子会哭了，喂开水也可以喝下去了，而且老是要喝水。那时，没有奶粉，只好泡点糖水喂，再煮一点小米汤放点糖。就这样，经过四五天后，竟然痊愈了。只是，至今也说不上孩子当时得的是什么病。那时，水果很少，有也没钱买，都是供给制。我就每天把西红柿、菠菜叶挤成水，拌上糖，和着小米汤喂孩子。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后，全部恢复。

就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那一带流行伤寒病，死了不少人。我的爱人王炳不幸也染上了这种疾病。由于无药救治，人昏死过去。人们都以为她也去世了，就抬放到了太平间。第二天早晨，正当大家准备去处理后事时，却发现她已苏醒过来，身旁依偎着一条大黄狗。她当时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至今也还是个谜。

1948年底，刘邓、陈谢大军南下，需要部分通信骨干充实到野战部队中去。学校分别抽调了一大队的杨杰大队长、三大队的张书田同志，还有华北军区通信处的叶云章等同志，直到召开欢送会时，我才知道。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直接找到王诤局长，要求回前方去。

我对王局长说：“这么多年来，我长期在前方冲冲打打惯了，虽然学校也是部队，但完全不同于前方。而且，1947年调离四纵队时，陈、谢首长说过，需要干部时欢迎我回去。你们领导也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次在学校抽调干部时，不让我回前方？”

王局长一再解释说：“原先到学校抽调干部时，是考虑过你的。但局务会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说你从抗战开始就在前方，已经整整十年了，现在又有两个孩子，刚来后方才一年，又要去前方，总觉得不合适，所以就没叫你去。”

王局长还说：“学校工作也很重要，培养任务光荣而艰巨。这一年来，你在学校，尤其是你们二大队，学生多，专业多，教员成分复杂，但工作成绩大，行政管理、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都做得很出色。选派上前线的干部已经决定了，不好再变了。”

我说：“既然组织上已正式决定了，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安排。不过有个要求，如再从学校抽干部到前方，希望组织上一定先考虑我。”王局长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先考虑你，好吧！”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前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