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突来的暴风骤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各地。作为一名跟随党历经千辛万苦的磨难、一路走来的老战士、老党员,对此,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人生历程中所经历的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历练。
上世纪60年代的全家福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看,他的动机是好的,那时又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变质了,叫作“修正主义”,是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多少年来,我们这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党员,一直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的,从来都是只有服从,未有任何怀疑。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对上级的指示是坚决执行的。何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如“三反五反”的扩大化,“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当时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两个运动中要订指标,规定每个单位一定要有××个“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百分之几的大右派,这本身就是非常错误的,完全脱离实际的。还有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一直到党支部都要批判,而且提出,主要批判一把手——党委书记。
共产党员按党章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在当时,是党的最高纪律。话又说回来,你就是百分之百地看得非常正确的问题,提出来后,不但得不到支持,相反自己还要受到批判以致处分。
尽管这样,“文革”一开始我还是坚决拥护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参加革命34年来,对党、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坚信不疑的;二是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变质,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活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危机感;三是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觉得国家确实是有变质的危险性的。所以坚决拥护,认真执行。
1966年7-8月,全国各文教团体、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所有的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当时叫“停课闹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停止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并重新设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后来,这个“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代表机构,一切重大行动的命令和指示,都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
此后,全国范围内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机关工作基本瘫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停止了活动;“造反派”随便抄家,打、砸、抢现象处处不禁不止;工厂也停工不生产了,特别是高等院校,党、政领导干部和教师,不少人受到批斗。
“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那个时期的形象写照。
南京首先从南京大学开始,校长、书记几乎全部被打倒,有的还被抓去关押,进行批斗。我在1966年11月前,还比较平静。原因有三:一是我平时与学生、青年教职工的交流与沟通多,关系较好;二是从工作到生活方面,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三是作为一名经历过红军长征的老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一些试图“造反”的人,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批斗我。
从1966年3-4月起批“三家村”,再到批“海瑞罢官”,起初,学校只是少数人写些批判文章,而教学和其他工作都还能正常进行。那时,我还单纯地认为,这场运动对学校而言,只是组织开展批判学术界、文艺界出现的错误,我们大家则是通过文件的学习,提高认识而已。
可是,到了8-9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红卫兵”组织遍及全国并到处串连。这时,我院也出现了大批的大字报,批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提出要揪斗干部和教师。
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魏瑞芳同志。这时,院党委实际已经瘫痪,无法开展工作了。“造反派”们对我个人还较客气,没有批判,但已开始在找岔子了。如要我下命令,叫魏瑞芳“劳动改造”。这时,我还是理直气壮地讲法制:“劳动改造属刑事犯罪,要经过法院宣判后才能做的。你们随便乱斗是违法的……”
“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说:“什么法律不法律,过去‘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在,一切权力归红卫兵。”我说:“内战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起来闹革命,成立农民协会,是毛主席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那时,农会在农村是属于政权性质的。红卫兵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组织,如果一切权力归红卫兵,那把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放在什么位置?”
对于这些道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其中有几个人说:“不要和他啰嗦,他不管,我们自己干。”
当天下午,一部分红卫兵就把魏瑞芳带出去,并且在脖子上挂了两只鞋子,在校区内游街示众。第二天,就强迫魏瑞芳连续数天“劳动改造”。
不久,从北京邮电学院来了十几名学生,提出要“请党委书记开座谈会”,组织围攻我。他们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里,围着质问我:“你为什么不叫魏瑞芳劳动改造?”
这时,我院的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中,因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开始形成了两个派别。除了起来“造反”的一派外,另一派是反对乱批斗干部、乱“打砸抢”的,这部分人数比较多。当时,就有几个人站出来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北京邮电学院的,没有任何权利来干涉我院的‘文化大革命’,请你们立即离开,否则就不客气!”
那十几个人看到情况对他们不利,当晚就离开南京,转到了重庆邮电学院,批斗重邮的党委副书记方刚同志。谁知,方刚同志因受不了侮辱,第二天就从二楼跳下,当场死亡。
这段时间,学校虽已全部自动停课,党政各级组织都已停止工作,但“造反派”们对我还找不到理由批斗。到了11-12月间,全国各地出现了抢档案的风潮,除国务院本部、党中央机关极少数单位外,各级机关、基层单位的机密档案都被抄抢。
为确保国家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组织几位同志把党中央、邮电部、省委文件以及学院的人事档案材料紧急送到南京空军司令部保管,认为解放军较安全。
动乱的年代1
不料,少数几个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却借此机会闹了起来。他们组织人员,一是要砸开党委的机密保险柜,二是要抢走存放在空军司令部的档案材料。一时间,学院内贴满大字报,说我是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逼着我命令机要室管机密保险柜的同志交出钥匙。就这样,一直围攻了我两天三夜,被我拒绝。
面对这种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局面,一部分反对这种打、砸、抢,乱抄家等不法行为的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们站了出来,他们也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因他们当时佩戴的袖章是在红布上印着黑色字体,故被称作“黑字兵”。
应该说,这部分教职工和同学们,是真正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威信,因他们觉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一旦被抢走,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一天晚上约12时,有十几个人把我推到档案室门口,用大铁锤砸门,企图将责任嫁祸于我。这时,那些老师、职工和同学们担心混在“造反派”中的坏人对我下毒手,便派出几十个人,冲上楼来把我抢走。
记得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几位普通的工人,如金玉良、陆殿良、吴起亮、杨金根、赵兴平等都是水电工、炊事员,也赶到了现场。我平时和这些工人同志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对我也很关心。他们一方面发动部分教师、干部、学生和那些砸档案室的“造反派”们进行辩论,同时,组织人把我和学院另一位领导设法带出南京,准备前去上海华东局,请求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
当晚,我们从市区步行走到栖霞山,后又冒着倾盆大雨由栖霞前往镇江,几经周折到了上海。这时,华东局负责人早已被“造反派”软禁,接待站也已被“造反派”抢占,组织是找不到了。没办法,只好找了个最小的、最偏僻的旅馆住下,一个房间只能住两个人,白天不能出门,在那住了约一个星期,什么消息也不知。
有一天,王绍南同志(是个青年教师)说:“你们在此等着,千万不要出门,以防意外。我先回南京了解一下情况再来。”哪知,他一回到南京,就被“造反派”抓住了。没办法,他只好如实说,但要求他们保证不伤害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当时“造反派”们答应得很好。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楼下传来一阵阵砸门声,我觉得不对劲,起来坐在床上。这时,冲进来五六个人,他们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押到了火车站。
动乱的年代2
回到南京下关火车站,一下火车,就有十几个人拿出一块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一进学院,就在小礼堂开批斗大会。小礼堂里里外外全是人,批斗完后,随即就把我关在办公楼三楼他们私设的“监狱”里。
在这个关押的地方,我每晚上只能在一张长条桌子上睡觉,周围有十来个人围着,楼上、楼下每一道门都有两个戴红袖章的“造反派”把守,上厕所都得随身跟两个“造反派”。白天批斗,晚上要我交待,吃饭由他们从食堂送来,一关就是八个多月,每天至少批斗八九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在批斗的过程中,一直被压弯着腰,甚至下跪。
当时,我母亲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我是独子,自从参加红军长征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以为我死了,每逢过年、过节都烧香,非常疼爱我。这八个月里,她看不见我,日夜想念我,我老伴又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怕老人家承受不了,只好说我在外开会,工作很忙,等等。
夺权席卷各地,我们学院也无法幸免,就连食堂管伙食的管理员都被夺了权,十几个正式共产党员被他们宣布“开除党籍”。大部分教师、中层以上的党员干部也受到批斗,说他们是黑帮,我是他们的总后台。
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我的家庭。“造反派”们对我的夫人和子女也不放过,称为“黑五类”。我的夫人王炳因身体原因,早在6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在家休养,这时也被关押起来,挂牌批斗;大儿子被逼得无法在家待,逃至山西农村的姥姥家住了几个月;小儿子半夜外出在校园内寻找我时,竟被造反派围住打耳光辱骂;就连当时还在上小学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被打骂得不敢走出家门。
就在我承受着无端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与屈辱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在查抄邮电部档案室的过程中,发现了我在1961年3月的全国邮电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便说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3月,邮电部在北京小西天召开全国邮电教育工作会议,我是会议的小组长。会议起草了一份《会议记要》发往各院校,作为本年的工作计划安排。那时发的会议记要,一般有个前言,这个前言文稿的开头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在小组会上,我对此提法深感不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也没敢讲是错误的。我的原话说:“提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不妥,因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毛主席不是发展了马列主义么?如果说到了顶峰,那就不能再发展了。”当时,我还举例说,我们的登山队上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把国旗一插,就不能再上去了,因到了顶了,就要往回走。
我的意思是,写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伟大的马列主义比较好。这些话,当时会议的记录都全文记下了。
那时各种正式会议记录文件都要存入档案室的。这个《会议纪要》被抄出后,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明真相、不懂革命历史的青年,借机煽动,一夜之间,全院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大叛徒”“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推行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假党员”等等。
就这样,从1966年12月起,连续数月,造反派们采取轮换“战术”对我进行折磨。每天早晨7点,就命令我参加“劳改”,而批斗会则常常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才让休息。
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习惯。尤其是被强制连续弯腰、甚至下跪一个多小时后,双手、两腿都发麻,走路都困难,每天至少要被批斗十一二场,也就是十一二个小时,几天下来,手指、脚都发肿。思想不通,抵触情绪也很大,叫弯腰不弯,叫下跪硬是不跪,并当场顶撞说:“我是共产党员,从来不向敌人低头的。”几个人就用双手在我脑袋后拼死命地往下按压,用脚踢我的腰。就是这样,我还是死不弯腰。开始我讲没有罪,后来想,这样硬顶也不是办法,向毛主席低头请罪不是向你们一伙坏蛋低头。
这段时期,社会上已经有不少老同志因受不了这种屈辱而自杀。当时,“造反派”既怕我自杀又怕我逃跑,所以,看守得特别严,每次批斗会前后,至少有四个人专门看押我。
动乱的年代3
一段时间下来,我的心里反倒坦然起来。心想,参加革命30多年来,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次过草地等等,无论在什么样艰难困苦的场合,我始终是忠于党和忠于人民的,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的,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当然,在工作中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我工作是积极认真负责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立过功,得过奖,受过表扬。同时,也想到我96岁高龄、最可爱的老母亲,我的老伴和六个都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们。而且,我绝对相信毛主席,相信党。35年来,我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我怕什么,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到底是怎么一种结果。
当时,我看出来,这个运动在短时期内是停不下来了,长期下去,没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是很难支撑的。所以,决心想办法锻炼身体。
看守我的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一般都在夜间12时左右睡觉,早晨八九点钟才醒过来。楼内所有的门都有人把守,我想出门到外面去锻炼,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趁着天刚亮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起床,独自在楼内行走,来回跑步,打太极拳等。
有天早上,一个“造反派”不知怎么突然早醒了,一看我不在房间里,以为我逃跑了,立刻就大声喊叫起来:“大家快起来,‘反革命分子’秦××逃跑了!”
他们听到喊叫声后跑出来一看,我正在走廊里打太极拳,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边打边骂说:“你他妈的嚣张!”我说:“干革命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不锻炼怎么行呢?”他们对我又是几个耳光,说:“你他妈的反革命,还要锻炼身体?”紧跟着,两个“造反派”上来就把我的双手反背后举起,逼着我低着头弯着腰(当时这种姿势叫“坐喷气式飞机”)押回房间,硬卡着我的头跪下,大声吼叫:“你他妈的想干什么?”我说:“没有别的什么,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因平时每天锻炼习惯了。”
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已经被扭曲了的人性,我心里很难过,也很着急。又过了五六天,我真诚地出于爱护青年的目的,对看押我的几位同学说:“同学们,我们谈谈心好么?”
回答说:“你他妈的反革命分子,大叛徒,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心。”我说:“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还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许多高级将官还被请到我们的军事学院任教员,我们之间怎么不可以谈谈心?”
说起这些,他们不理睬我,有的抽香烟,有的闭眼睡觉。我继续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个年代,人们在任何场合发言、作报告前,都要先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开始讲别的)‘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我的领会是,不管遇着什么问题都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不要盲目,人云亦云。”
这时,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叫:“你他妈的反革命分子还来教训我们?”我很冷静地说:“你冷静点,这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这么一讲,他们都不乱叫了。
我接着对他们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对一些问题一定要冷静分析,要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不能随便听人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容易出错。
比如,对机要档案,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保密,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千方百计使用各种手段要窃取我们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干部人事档案,所以,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保密委员会,各级党委、政府都有这样的组织,就连基层党支部都设有保密委员。过去,泄密的,轻者受党纪处分,重者是要开除公职或判刑的。现在据说全国各地都把机要档案、军队的调动部署公布于世,这不正是美帝国主义想要得到的吗?这样做,对党和国家、对人民是极大的犯罪呀!
说到这些后,大多数人都不出声了,既不反对,也不表态。实际上,大部分同学暗地里开始接受了我的意见,但表面上还要装着无所谓的样子。
我接着说,同学们对我这样关心和保护,我非常感谢。同学们一是怕我自杀,二是怕我逃跑。这点,请你们一万个放心,这两件事,就是你们枪毙我,我也不会干的。一是我上有96岁的老母亲,下有六个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还有经过战争年代一起走过来的妻子,我要自杀了,他们还怎么生活?二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能往哪里逃?
这时,有一名学生说:“你可以跑到美国去么,你不是和美国有联系吗?”
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我一个大老粗,怎么可能与美国有什么联系?他们拿出一份英文翻译出来的电报说:“这不是美国发给你的电报吗?”我猛然一愣,这怎么可能。我说:“不可能。”他们说,是从档案室抄出来的,还能有假?
我这才想起来,是1959年美国一个电信器材公司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发给我的一份纯属广告性的电报。当时我是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为南邮院长的,此任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因我不识英语,院办公室收到电报后,就请外语老师翻译出来。这是份广告电报,提出如我院需购买电信器材,可与他们公司联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院根本不可能购买美国的产品,所以,也就没有理睬他们,办公室把电报存入了档案室。从此,也没有人过问过此事。
他们接着又说:“你没有直接和美国联系,是不是通过张国焘取得联系的,一定要老实交待。”
就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极其幼稚的问题,当时却被年轻的学生们用来整整批斗了我两个多月,硬逼着我承认这是一条里通外国的罪行。我只能很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对方电报上除了要求购买他们的产品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政治问题吗?
渐渐地,他们早上睡大觉也不管我了。但他们的头头发现了,不大放心,就每三天换一次班,这样一来,反倒便于我与学生们沟通,争取群众了。
结果,当时负责看守我的一些青年学生,到了1967年的5-6月间,大部分转了过来,不再跟着一起去乱批斗干部,甚至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大方向”。意思是说,他们坚决反对“打砸抢”,乱批斗干部,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文革”期间,作者(前排右二)及夫人王炳(前排右一)与部分教师、同学在家中合影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些年轻的同学和教师们,在“文革”最为混乱的时期,一直在暗中设法保护着我。每逢夜晚“造反派”的喇叭突然响起,勒令我前往什么地方接受批斗的时候,总有一些同学自发地悄悄隐藏在校园内一些比较偏僻的路口桥边,暗中保护着我,直到我返回家后,他们才撤离。这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才听说。
当时,还有一些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同学,平时,表面上以非常严厉的态度训斥我和其他一些被批斗的干部、教师,但却从不动手打人,也不进行肉体折磨,他们实际上是以这种变相的方式对我和一些干部、教师们进行保护。
这些感情和正义的举动,令我始终在内心深处充满着感激之情,我深深感激着这些可爱、正直的年轻人。
1967年6月左右,“造反派”们终于放我回家去住了。但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就用高音喇叭高声广播,勒令我到指定地点集中。他们用十几张大报纸糊起一面约有两米高的纸旗,上写着“牛鬼蛇神劳改大队”,我成了大队长,参加“劳动改造”的共有90多人,这其中有干部、有教师,甚至还有普通工人。排队时,我在排头撑着纸旗,到大操场铲草。
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每天都是39℃——40℃。中午饭后1点就开始劳动,中间不让休息。不过,因当时天太热,五六天后也就松了,监视我们的“造反派”们怕热,都跑到体育馆里睡觉去了。当然,我们也就坐在树荫下休息。
晚上挨批斗,经常一斗就得跪在地上两三个小时,或者站立着,弯下腰双手快触地,每天如此。不过,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如有时一两天不开批斗会了,反倒觉得挺奇怪的了。
那时,对我进行批斗时,每次都有两个人把我双手反到背后举起,硬压着我低头弯腰,在两边,还各有一人看守,天天如此。开始一个月,我心情很不愉快,心想,我跟党35年了,经过长征(三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三次差点没了命。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别的同志都跑了,我拼命把机器保护出来,无数次在最艰难、危险的时刻,我都坚持完成通信任务,因此立过功,得过奖。革命一辈子,现在倒成了“反革命”,还要打倒我,实在想不通!但后来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从此,我就开始在心中思考,觉得这里有问题,并逐渐对“文革”运动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把我叫去,问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想法?那时,我当然不敢讲“文革”是错的,只是讲“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为了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把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
“造反派”问我属于哪一类,我说,我完全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怎么样?一是我自己没有问题,二是那么多老同志绝对不可能都是坏的,所有的党组织、干部都打倒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来贯彻执行。
谁知,这句话被他们抓住了,说我要“秋后算账”。一个晚上,全院贴满“打倒秦××秋后算账”的大字报,接着,就批斗了两个多月。
整个“文革”期间,除了最初被批斗的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心里想不通,心情很不愉快以外,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始终是很乐观的。
在“劳动改造”中,我经常和一起参加“劳改”的人开玩笑说,我觉得自己现在比当院长、党委书记时还要神气呢。大家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我说,你们看,我一是还当着官——“劳改大队大队长”,二是每次上主席台,还有两个警卫员扶着,在台上两边还各有一警卫员保护。批斗会开完后,“造反派”说“把×××押下去”,让我先走,其实就是让首长先走,这在过去,还从未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每天不是斗,就是在地里体力劳动,不分晴天还是下雨,天天都如此。
说来也怪,这两年来,我的身体反倒不生病了。尤其是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的一二月,天下大雪,气温降到零下10℃——12℃,在南京来说,那是最冷的时候了。“造反派”故意整人。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各单位都设接待站,特别是高校,因有教室可住大量的人。我院也有接待站,每天约有五六百人从外地来到南邮,吃住等不收任何费用。
当时,有几千条棉被要我们的“劳改队”洗。而且,冬天下着大雪也不许用热水,一律用冷水洗,又是在金川河旁,大风吹来特别冷。
记得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时,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0℃——30℃,我的手都从未冻裂过,可这时,双手的手背全部冻裂流血,疼痛难忍。那时,不生病,“造反派”是根本不准休息的,连续六七天下来,实在受不了。有个星期天,我请假去鼓楼医院,想找外科黄医生帮着开个病假条,休息一下。
黄医生对我全身进行检查后,开玩笑地说“老首长,您什么病也没有,我们每天开病假条,‘造反派’都要来查,尤其像您这样的‘走资派’,查得更严,‘造反派’之间他们互相都有联系,若查出来无病开假条,不但您要受大苦,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要受包庇‘走资派’罪挨批斗,怎么办?”
我不能连累他,结果,假条没开成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到了三九天,连续下了五六天的大雪,地面上全都结成冰冻,走路稍有不慎就摔倒。这样,我们每天一大早还得去食堂走道内洗被子,脚手全冻得开裂,流血。心里就总想着,有什么办法能休息几天?
那时,我住学院家属区的八幢三楼。一天晚上约12时,等孩子们、老母亲和夫人都睡熟了,我悄悄起身,来到卫生间,在洗澡池内放满自来水,然后躺在里面泡了半个多小时,就觉得浑身发冷,起来后,也不用毛巾擦干,赤裸着身体站在阳台上,迎着纷纷飘落的大雪吹冷风,直冻得全身发抖。心想,明天就能感冒了,一定会发高烧的,这样,不用医生开假条,也可请假休息几天了。
谁知,连续四天,不但没有发高烧,就连感冒也没有。
第五天晚上,我又悄悄在自来水池里泡凉水。心想,时间长一些可能会有效果,就浸泡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后,全身带着水珠来到阳台上。还是那样大的雪,我坐在那让风吹了一个多小时后,全身上下抖得无法控制,上下牙齿直哆嗦。心想,这次一定会感冒的,结果,还是什么病也没有。
从那时起,我就坚持一年四季(尤其是冬季)每日早起,个人卫生清洁完后,就用冷水冲头冲澡。结果,多少年来都没有感冒过,别人患上了感冒也传染不上我。
无意间锻炼出了一副好身板,这竟然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个人的第一个意外收获和成果。
大约是在1968年的夏季,由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军宣队”派来的任学院的第一把手,“工宣队”派来的任学院的第二把手。
第一批进驻我院的“工宣队”是714厂的,“军宣队”来自南京军区政治部。这批宣传队比较正派。他们一进院就宣布,不准武斗,也不准乱斗干部、教师。同时宣布,解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大队”,成员都分配到各“红卫兵”连队,一起参加学习和劳动。
这样,我被编到二营四连。营长是当时二系的一位学生,名叫刘洳林。这个学生对我很尊重,也很关心。在组织参加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劳动中,如抬石头、拉大板车的重活,都不让我干,还专门编成一个小组,安排几个学生照顾我,分配我每天就只在工地上捡石头子。后来,又让我在大厅的台阶上贴磁砖。晚上开会也不要我参加,目的是要我好好休息。
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劳动结束后,学院除留了大约30人在家看守外,其余人全部下放到距南京市区数十公里外的汤泉镇。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到农村去斗、批、改”。
那年,我已56岁了。我们住在汤泉中学,吃水要用板车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去拉,尤其到下大雪的时候,上坡路滑,有时板车前面七八个人拉,后面要七八个人推,也很难拉上坡;到了天晴化雪时,烂泥很深,大车轮陷下去就没有办法拉上来。而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刘洳林同学都不要我参加。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这位同学。
自从“军、工宣队”驻院后,乱批斗干部、教师,打砸抢的现象基本停止了。后来,我们又从汤泉镇转移至六合县的水家湾镇。
我是1970年4月30日在汤泉镇中学礼堂召开的全院大会上,被正式宣布“解放”的,对这个日子,我记忆深刻。
我被宣布所谓“解放”后,还要继续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一名工人带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教师,还有四个学生,下放到苏北大丰县的丰富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公社修有线广播喇叭、收音机,前后三个多月,除了劳动外,每天还可以到水田里去摸鱼虾什么的,生活不错,心情也挺愉快。
回院后,接到通知,要求所谓被“解放”了的干部,集体参加继续革命学习班。当时,在宁高校的正副书记、院长,还有文艺界的一部分干部约120多人,集中住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又从艺术学院转移到龙潭镇的一个大山沟里,过着完全军事化的生活。
学习班里编号叫队、排、班。生活完全是学生自己动手,如有炊事班,有司务长,烧饭用的柴木是到十多千米外的山上砍来的,用水得去河里挑。住在村大队的粮食仓库里,12个人一个大地铺,垫的是稻草。
行动完全是军事化,每天都要出早操、晚点名。那个年代叫“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毛主席像前排队,集体念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每晚,还要面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舞曲全是歌唱毛主席的,约两个多月,日子过得也很快乐,倒真像回到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样子了。大家都是老同志,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一天到晚有说有笑,高兴极了。
一段时间后,学习班从龙潭转回市内,在棉毛纺织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就在这个过程中,工厂听说学习班里有位老红军,就一定要请我给青年工人们讲长征的故事,进行传统教育。后来,市女子一中学听说后,也来请我。
当时,未经“工宣队”和学习班领导批准,我是不能出去讲的。后经批准,我到棉毛纺织厂为青工们作了两场报告,又给女子第一中学作了三场报告,反映很好。
学习班结束后,各院校的返回原单位。那时,我院教职员工还在农村六合县一个叫水家湾的地方,住在一所中学校里,搞所谓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结果,一下子就关起了20多人,天天批斗。这一切完全“由工、军宣队”直接领导,谁知,搞了几个月,一个“反革命”“特务”也没有查出来。
到了1972年的2月,我被“结合”了,恢复工作职务。
当时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省委决定我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院长),要召开各种大小会议,代表学院当面向受到错误批斗的教师、干部们道歉,并宣布平反。
这些教师、干部都是很好的同志,虽然受了那样大的委屈,1972年开展招生工作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还都很高,没有任何怨言。当然,广大群众也完全清楚,“文革”中让他们遭受委屈的责任不在我,那时我同他们一起挨批被斗,所以,他们常对我说:“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吃过那么多苦,流过血,都无缘无故地受批斗,并无怨言,我们这算什么?”
由此,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几个败类外,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我在心里深深地敬重着他们。
1970年4月30日,我刚被宣布“解放”后,就由一名“工宣队”员带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教师、学生)去农村搞教育革命,作调查研究,而后,又带着我赴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参观。
首先,我们到了北京邮电学院,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重点了解北邮的招生准备工作。因我曾在北邮工作过,熟人不少,在北邮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学生中的群众关系比较好。对于这些,“工宣队”是知道的,因此,离开南京之前,“工宣队”员专门向我宣布纪律说,“你到了那里后,不要乱说话,没有我们的同意,不能随便接触人,离开我们时,一定要给我说一声,不要一个人随便出去乱走”等等。
我们到了北邮,住在学院招待所。当时,北邮的书记、院长都没“解放”,还在“劳动改造”,副院长还被关押着。到了那里后,很多教授、干部,还有我在北邮工作时毕业留校的一些学生知道我到了北邮,非常高兴。他们也都知道我曾被关押、批斗了好几年,都要求来看望我,好几个同志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但我跟“工宣队”反映后,“工宣队”坚决不同意,说:“你还没有‘结合’,问题尚未完全搞清,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查清,这次带你出来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等等。
北邮的同志们知道“工宣队”这样对待我后,他们联络了60多人给“工宣队”写了一张便条说:“秦华礼原在北邮工作,是党委第二书记,他对这里的干部情况很了解,我们正在审查我院原来的几个领导干部,需要找秦华礼作些调查。本来准备去南邮找他的,正好他来了,我们一定要他给我们写些有关方面的情况。”
这样一来,“工宣队”就不好阻拦了,表示同意我去,但一再交待,要求我去了后不要乱讲话,问什么,就如实说什么,不问的,就不要乱讲,早点回招待所。
当时,我还真有点摸不透北邮这些同志是什么意思。因为,对北邮几位领导的历史情况,我并不太了解。
当天下午,我按照要求于5点30分来到约定的教室。
进去一看,一个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在座的人也故意装得十分严肃的样子。见此情景,我心想,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搞啥名堂。因在1968年时,北邮曾有七八个“造反派”专门来南邮批斗过我。不过,经过三年多的批斗,我也有对付的经验了。所以,我很沉着地大步向教室里走去。
谁知,我刚一走进教室门,全场100多人“呼”地一下全体起立,对我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并招呼我坐下。我刚坐下,就一下子围上来几十个老师和同学,大家纷纷说:"12年未见我们的好书记,前几年您挨批斗的情况我们听说了,您受苦了,大家都很想念您,听说您来了,所有的同志都想见见您,但时间太紧,好多人来不及通知。”
他们拿出糖果及各种点心请我吃。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情地回顾起1956-1958年以来,他们入学时,我在车站接他们时的情景,尤其是回顾“八一”团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的欢乐情景,谈得特别多。不知不觉一看手表,已经是晚上21点30分了,我们在一起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说,该回招待所了,太晚回去,“工宣队”会有意见的,他们齐声讲:“怕什么,待会儿我们送您回去。”
结果,我们一直谈到晚上23点30多,大家这才依依不舍地结束,派了六个同学送我返回招待所。
进门后,“工宣队”同志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送我的几个同学告诉“工宣队”的同志说,还没谈完呢,以后还要找他的。
这次活动,对我本人的启发和教育很深。最主要的,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要尽可能地多接触群众,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多交流谈心,这样,自然地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并在工作中得到支持。所以,我在南邮工作的25年期间,同教师、工人、学生和干部的关系是很好的,我经常抽时间到教研室、学生宿舍及班级了解情况,与大家谈心交流,尤其是星期日和节假日,还常带着青年团员们去野外过团组织生活,每年清明节带领学生去雨花台烈士陵园扫墓。
在日常工作中,我没有脱离过群众,总是和广大群众在一起。
1971年上半年,国家电信总局军管会向江苏省革委会发来电报称,“南京邮电学院撤销,改办工厂”,并派军区通信团进院作接收房产工作。而当时学院教职员工600多人,经他们审查,只留下60名“政治完全可靠”的人,其余的人,包括我在内都送农村处理。
在这一过程中,驻校“军宣队”为配合撤校,强行要求查阅人事档案,为挑选和处理学校人员作准备。这一情况被陈文喜同志发现后,他立即向当时学校革委会的领导房庆新、刘洪均等几位同志反映,并对“军宣队”的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
为了挽救学院,坚持办学,大家商量,必须派人去北京电信总局打官司。
那时,国务院严格规定,凡去北京的,都要有省革委会开具的介绍信,才能购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没有介绍信,即便就是到了北京,也不安排住宿。
而那个时候,我还没被安排工作,正接受“工、军宣队”的“管制”,在六合的水家湾参加劳动改造。考虑到国家电总军管会的几位副主任张凯、马克绍等,都曾是我的战友和部下,房庆新、刘洪均、陈文喜等商量后认为,由我出面到北京,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做出分工:我和房、刘俩人直接上北京,到国家电信总局“打官司”,陈文喜留守后方(学院),负责与省高教局及在北京的我们三人联系。
我们到了北京后,电信总局接待室的值班人员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文革”通知说,没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一律不予接待。
刘洪均同志能说善辩,他当即上前说:“我们老首长、老红军秦华礼同志前来找你们军管会的负责人张凯、马克绍,有要事相商,秦过去是他们的老领导。”
正说着,张凯同志从外面进来。一见是我,立刻请我们先到会议室坐下,并把马克绍、钟夫翔(原副部长)、刘澄清等同志都叫来了。钟、刘在“文革”期间都挨了批斗,因此,叫他们先出来工作,分管通信工业生产。
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老同志们见面特别亲热。
相互询问近况后,刘洪均同志就将来意向他们简略说清,并说:“我们这次来,没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我们是避开省革委会来的,因学院‘工(军)宣队’不准我们来北京。所以,住宿问题也无法解决。”
张凯接着说:“没有问题,老领导来了,怎么也得设法安排吃住。”随即,叫人与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联系,由国家电信总局出具介绍信,并派车送我们到达招待所。
当时,招待所有规定,外来人员住房时间不得超过十天。到了第八天,黑板上就会提前登出告示:××号房间客人于明天办理离所手续等。
我们三人住到了第八天,也未见有要我们离所的通知。我们想,可能一是我们三人每天早、晚把房间打扫得非常干净;二是每天有人开着小车来看我们;三是每天晚上都与南京通长途电话,他们摸不清我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所以,我们主动去问,他们答说:“如果你们还有事没有办完,可办个续住手续。”问怎么办,所长说:“这样吧,你们把介绍信交给我去办,接待室盖个续住的章就行了。有了续住的章,随你们住多久,也没人管了。”
结果,这一住就是25天,食宿费用全都由电信总局结账,每天有一位专职联系人和我们联系。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求电总军管会把学院改办工厂的命令撤销,改为恢复办学。
当时,国家电总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是总参通信兵部的副主任(大校)、老红军,十几天来,一直不和我们见面。当然,越是这样,我们的决心就越大,不解决问题,即不恢复办学,我们誓不罢休。
经过近20天的数次交涉,他们既不见面,也不愿改变原有的决定。
我们三人一商量,决定写份大字报,一式三份,同时报国务院、通信兵部和国家经委各一份。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精神,申诉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
大字报由我和房庆新口述,刘洪均执笔,经过两天三夜的反复斟酌,大字报草稿已写好。
有一天,联络员来了,我们把大字报交给他详细看过后,请他如实向电总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映,并说明,如果两天内再不见我们,我们就将大字报贴出后返回南京,一切后果由他负全部责任。
经联络员反映后,第三天,来了一小车,接我们三人到通信兵部会议室面谈。一见面,都很客气,那位负责人先找了因工作太忙等等的一些客观原因,解释一直未与我们见面的理由,接下来问我们具体意见是什么。
我当时一听就有点火气,说我们专程来京,就是为了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英明指示的,你们却去电报,要撤销学校办工厂,并已派通信团的一位参谋长带人进驻学校,具体执行了。
当即,我们取出中央文件读给他听,并说解放军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对“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重要的指示,为什么就不执行呢?还要撤销学校改办工厂,这明明是在公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嘛。我们的具体意见就是,立即改变办工厂的决定,保留学校。
那位负责人听了我们的话后说:“如果情况有了变化,恢复办学校也可以。”我接着说:“什么情况变化,原本就是学校,而你们却给省革委会去电报,并派解放军进驻学院,要撤掉学校办工厂。毛主席1969年就明确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怎么是情况有变化呢?”说得他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儿,那位负责人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给他们讲一下,还是办学校。”我坚持说:“一、不是什么还是办学校,是恢复,因它原本就是学校。二、不是你口头给他们讲一下就行的,要写个正式文件,或给省革委会正式写封信,撤销原办工厂的电报,撤走进驻的解放军人员,否则空口无凭,我们没法向全体师生员工交待。”
最后,那位负责人说:“我们给省革委会发一电报,取消先前的办工厂的电报,恢复学校,再写封信你们带回去。你们在此20多天了,早点回去吧。”我说:“你早这样明确,我们早就走了,明天就乘火车回南京。”
由于连续数日研究大字报内容,未能很好的休息,就在与陈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不能动也不能起床,稍一动就呕吐,头晕眼黑,只得把已经订好的返程火车票退了,在床上躺了四天四夜才恢复。
就在这四天中,北京一位名叫胡正先(外号叫“小毛铁”)的老战友夫妇前来招待所看望我。这是一位自从长征走出草地后,整整34年未取得联系的老战友。这次,他听说我来到了北京,就与夫人一同前来看我。
当时,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只能侧身卧着说话。
老战友分别30多年了,第一次见面,总是相互问问过去一些其他老同志的情况,因胡正先和夫人来时都已是满头白发,我一下没认出来,当问到“小毛铁”现在哪里时,他的夫人笑着说:“在总参三部,您想见他吗?”我说:“真想去看看他啊,但一来现不能动,二来我还在挨批斗,也不便去,以免给他带来麻烦。”当时,他夫人就笑了起来说:“您睁开眼看看,与您说话的是胡正先,他就是‘小毛铁’!”
老胡叫我去他家玩几天,他说不怕什么麻烦。他还告诉我,曾有两三批“红卫兵”去找过他,调查我在1936年东渡黄河后的情况。并有两批人要老胡编造说我过了黄河后没有归队的情况。
老胡说,他当即就很不客气地讲:“你们向我调查,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讲真实情况。1936年,我们还在草地长征途中,你们为什么硬要我说假话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不是陷害人吗?”结果,那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2015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庆活动,再次见到了胡正先。80多年了,老战友见面格外激动。只是,当年长征路上我们红军通信学校那些一路同行的50多位教师和学员,现在就只剩下了我们俩人,心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特别难过。我深深地怀念着那些战友们。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学校终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全国一些高校、尤其是邮电系统的高校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全国不少同类院校被一纸文件强行解散,大批教师改行,大量教学设备流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武邮、西邮、重邮几所院校的遭遇,都充分证实了这个问题。
在为保留学校、坚持办学而努力抗争的过程中,陈文喜、房庆新、刘洪均三位同志在全院广大教职员工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坚决斗争,不懈努力,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省高教局的军代表余同志局长大力支持,曾下令说:“邮电学院的一件设备、一间房屋、一个人,没有高教局的命令,谁也不能动!”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支持说:“办一所高校不容易,撤掉,一句话就可以。”
对于这些人和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回想起来,我在“文革”期间遇到的军代表中,像高教局的余同志局长、教卫组的孙曼同志都是十分正派的好同志,他们没有私心,对党、对同志都是真诚的,在重要的关键时刻,都能果断而正确地解决问题,一切都是按党的政策执行的,没有偏心眼,至今我仍敬佩他们。
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终于保留下来了。这时,进驻学院的“工(军)宣队”也换了人。
对于我的工作,新任的“军宣队”领导一直坚持说我的问题还没查清,所以,尽管省革委会多次指示,要按照“三结合”的原则,“结合”我出来工作,但他们就不写报告。
当时,新任“军宣队”的队长是60军通信处的一位副处长(副团职),出于自己想转业后留在学院担任院长的私欲,他一再坚持,秦华礼的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而不写“结合”报告。
1971年9月30日下午,省机要局派交通员专程来学院,给我送来一张10月1日在鼓楼广场观礼台的国庆观礼票,票上专门注明观礼人为“秦华礼”三个字。这样,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因当时我还没有被“结合”,参加各类活动都要向“工宣队”请假。我拿着票去问“工宣队”队长,当时,“工宣队”已改由734厂派来的,队长是厂保卫科科长。他见此情形后说:“很好,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明天我们派车送你去。”
我说,为了节约不用车,我步行去。
第二天,我7点钟就赶到了国庆观礼主席台。
在主席台上见到许多老同志,大都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见面,感到特别亲切,相互问好。因大家在“文革”期间全是挨批斗、被打倒,而到现在都还未恢复工作,所以,能在这样的场合见面,都特别高兴。
我在观礼台上的位置是第二排正中,被安排在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司令员的正背后。当时,正好是由我院研制出的黑白电视发射台安装在鼓楼食品商店楼上,向全省(市)转播庆祝大会实况,学院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观看了大会的现场实况转播。
当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站在许司令员的背后时,都非常高兴。当日下午,全院师生员工自发地贴出大字报,要求“结合”我出来工作。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纷纷向“军宣队”提出质问:“为何不‘结合’秦华礼?”有的大字报就直接问:“不‘结合’秦华礼,是不是你想留在学院当院长?”措辞很强烈,要求立即“结合”秦华礼的呼声传遍全院。还有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自发地跑到省委,提出“撤走‘军宣队’,‘结合’秦华礼”的要求。
省委虽然在1970年就提出要“结合”我,但在那个年代不好直接命令,要由基层先写出报告,这样,就避免了极少数人找省委的麻烦。但“军宣队”也无权自行决定领导干部的任免。所以,那时,学院只有两个副职,正职一直空着。
1971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全国各高校恢复招生,学制为四年(“文革”前是五年,医科为六年)。学生是在职的工、农、兵(不是高中毕业生),入学方法为本人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学校审查录取。毕业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1972年1月,上级发出通知,明确我院于当年5月正式开学,招生名额为400名。当时的学院,由于“文革”肆虐,校内遭到严重破坏,房屋漏水,绝大部分课桌椅和学生宿舍都无法使用,所有教室内的四周、天花板上全是大字报,外墙贴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语、口号,实在不像个学校,需要用很大力气去清洗、粉刷、修补,等于彻底维修翻新。
时间紧,工作量大,任务十分繁重。而那时,学校又没钱,完全要靠自己动手,所以,省委也急了。这时,省委要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全省各项工作。政治部主任陈德先(老红军、工程兵政委、少将)亲自电话通知我和“军宣队”长去他那里接受任务。
我们到他办公室坐下后,他开门见山就说:“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省高校都要招生,5月开学。省常委决定,各高校第一把手出席扩大会(“文革”前一直都是这样)。”当即明确由我参加会议,“军宣队”长在家抓紧做招生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因还没正式宣布我工作,回来后我什么也没讲。而“军宣队”长本来想转业留在学院当第一把手的,听到陈德先主任这一讲,知道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不将陈主任交待的任务向两位副主任和其他干部传达。
第二天,我就去江苏饭店报到参加会议。会议连续开了十天,接着,高教局又专门开了一天会议,部署招生任务。会议结束回来后才知道,省委已经正式任命我担任学院“革委会”主任(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军宣队”长任副主任、副组长,薛凤鸣和房庆新两位同志任副主任。
有了省委的正式任命,我就可以大胆开展工作了。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召开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高教局招生工作会议的决定。
会议召开前,我先与“军宣队”长、薛、房商量,根据省委常委扩大会精神及高教局会议决定,自己对1972年工作的设想和意见,提出要立即动员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迎接新任务。薛、房均表示同意,但“军宣队”长不发言,事后,还在背后向我发难。
摄于1972年
我们动员全院师生员工紧急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清除教室、办公楼、学生宿舍的大字报,内外粉刷。这样大的工作量,重要的就是要精心计划、精密组织、加强领导。
组织领导方面,首先将各级已被“文革”打乱的组织及机关的各部、处、系全部恢复,干部都按原职务工作,各单位的党、团员成立临时支部,由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指定负责人。各党、团支部分别召开大会表决心。接着,召开全院迎接新任务誓师大会。
就此,一场维修、粉刷校园和恢复学院正常工作秩序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当时,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一些年老体弱的教师、干部,要求他们不用参加,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有的自己出钱买工具,有些参加劳动的同志,连中午都不肯休息。
二三月的南京,天气还很冷。无线大楼外墙的粉刷很困难,群众就自己设计吊梯,在楼顶端固定两根粗绳,用十几厘米宽、六十多厘米长的厚木板固定两绳头,在腰间套上保险绳吊在墙外操作。当时,天气很冷,不少人患上了感冒,但就是不肯休息,坚持带病参加劳动,那个场面,十分壮观、也非常动人。
这些劳动在当时,全都是无偿的,很多单位夜间还开着灯干活。
参加建校劳动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艰苦的劳动,在没有外请一个人、也没花学校一分钱的情况下,学院无线、有线两幢教学楼和两幢办公楼以及学生宿舍焕然一新。
紧接着,各系抓紧实验室设备的安装,各专业课教师分头赴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邮电局收集资料,编写教材。后勤部门抓紧维修课桌椅,人事部门加紧招生的准备工作。
本届招收的本科生,根据教育部决定,学制为四年,全部招收工、农、兵入学,不需要考试,由各企、事业单位及部队保送上学。
但是,工、农、兵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文化水平悬殊太大,除极少数人是高中生外,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毕业。由于是单位保送,有些单位就把各方面表现很差,但在本单位又无法处理的人送到学校来。这些人来到学校后,不但不认真学习,还在学校乱搞男女关系、打群架等等。
本来,按照国务院规定,工、农、兵学生学习期满毕业后,从哪个地方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可是,个别表现特差的学生,如青岛某部队工厂送来的一名学生,白天不上课在宿舍睡大觉;夜间通宵不归,打群架,学校还不能对他提出批评。有次,我们批评他后,他就把自己的父母亲叫到学校来无理取闹,要求学校向他们道歉,并且吃住在学校招待所不走,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像这样的人,单位本来就是甩包袱的,学满四年后送回原单位,单位不接收,当地不安排,户口也不给上,就没有粮食吃。给学校造成很大困难,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坏,但却无法解决。
1973年3月底,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于是,我决定由分管人事的副院长龚惠山同志执笔,以我和他的名义,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说明这类情况已导致学校无法开展正常教学。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阅后,将信批转到教育部,并以国务院名义直接发文给各省、市、区及部队和企业、院校,明确提出,有关此类问题,可由学校退回原单位,地方公安部门要给安排户口。这样,才给学校解决了困难,并把三个一年多来既不学习、又严重违法乱纪的学生退回到原单位。
就在大家为恢复教学而欢欣,集中精力开展工作的时候,作为“军宣队”的负责人却总是在处处制造麻烦,使得许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这段时期虽然只有三年多,但却超过了我参加革命工作40多年来的锻炼。因此,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讲策略,有些对全局工作影响不太大,而又能把工作抓起来的,就暂时迁就一下;但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就决不能随便迁就。
记得,当时有这么几个突出的问题:
(1)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从确定2月招生、4月开学的工作安排后,一直到了3月底,距离新生入学不到十天的时间,学院的组织机构还未确定下来,干部无法到位。
为此,我提出原处、系、部的干部都恢复原职,立即到位工作。学生仍恢复一、二、三个系。但军宣队长坚决不同意说:“干部问题还未作结论,除个别可恢复原职工作外,大部分处级、系级干部还要经过审查结论后,才能安排工作。”“不能恢复系教学组织,要组成大队、中队的军队组织,基础课教师要分到各大队、中队去”等等。
在那种情况下,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只有少数,如房庆新同志支持我的意见,因他长期在学院工作,熟悉情况。还有少数同志不表态。时间非常紧迫,没有办法,我直接去高教局请示余同志局长。他果断地答复:“①原处、系、科级干部,有无问题,你秦华礼同志最了解,由你决定,宣布恢复原职工作。②教学组织仍按地方院校叫系,不能按军队大队、中队,地方就是地方,军队就是军队,怎么能混为一谈呢?③机关、机构的设置,以工作方便为原则,不要搞重叠,必须要的组织可恢复。总之,以便于开展工作为原则。以上几点,你就说,是高教局的决定。”“离开学的时间只有几天了,怎么能还为此事扯皮?”
有了高教局的明确支持就好办了。因时间太紧急了,回来后,我也不召开“革委会”核心小组会,直接通知原各部、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系主任等中层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讨论,就直接宣布各部、处、系的部长、处长、系主任的任命,并要求大家各就各位,立即开展工作。同时提出了“把迎接新生的工作抓紧、抓好,各系立即安排好各门课的主讲教师,总务部门一定安排好学生的住宿、伙食”等具体工作要求。
(2)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我们提出要理顺正常教学秩序,因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每周三下午安排半天搞运动。“军宣队”长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以教学压革命,每周要有一半时间,即三天搞大批判。”为此,争论不休,无法正常教学。
接着,他又找了几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要召开“双委会”,即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还要“停课闹革命”,白天晚上都开会,根本不让人们有时间抓工作。实际上,还是“文革”中那一套。
紧接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一些人再次提出了那些无中生有的问题,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问题”“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反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问题”等等,学校里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每次开会,都要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要你立即在会上答复,并且直接提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秦华礼是总后台”,提出现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等等。
在这过程中,又开始批判“走后门”,即有的孩子参军,没有经过正式手续入伍的。省委也专门召开县、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强迫每个干部当场表态。
当时,各高校的第一把手集中在西康路礼堂开会。会上,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首先自我批评,接着各院第一把手发言,表示儿子参军是开“后门”的。其实,我儿子参军是经过正式手续的。这时,有个别人趁机编造谎言煽动群众。有人写了一张小字报交给“军宣队”长,内容说,她曾亲自听到秦华礼在家给老战友打电话,解决小儿子参军的事。
因我头天晚上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明确表态,从没找过任何人“开后门”。事实也是如此。可是第二天上午上班时,突然发现从学生宿舍到食堂,再到办公楼贴满了大字报:“秦华礼给×××老战友打电话开后门”,批判“秦华礼不老实、欺骗群众”等等。实际上,是一些人在煽动和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当即贴出质问大字报:①说听到我给老战友打电话的,是何时、何地,怎样听到的?②我三个孩子参军,二儿子是1965年初中毕业后,考上江西上饶通信兵学校的。小儿子、二女儿是1970年由学校推荐报名参军的。而这个时候,我正在农村六合县水家湾镇的“红卫兵”2营4连受“管制”、挨批斗。再说,“文革”开始后,家里的电话已被“造反派”强行拆走,那时,怎么会有电话给我打?
我要求写大字报说这事的人公开答复。因他们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这些事里,大部分群众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原来支持他们的人群中,大部分人反过来贴出大字报,批判他们搞阴谋活动,干扰教学秩序。
(3)提高教学质量。有次,我召开各系主任、教务处长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当三系主任潘锡圭教授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办法时,“军宣队”长当场提出质问:“你说的是什么教学质量?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我看你所讲的质量,仍然是‘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还说:“业务课要大减,政治课要增加时间。”
“文革”期间南邮学生的红专辩论会
此时,会上争论很激烈,绝大部分同志坚持,业务课时不能再减了,中央教育部规定每周48小时课时,业务课要占44小时。但“军宣队”长仍然坚持他的意见。最后,我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按原计划及课表执行。
1975年下半年,突然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我们学院也闹腾起来了。
“工(军)宣队”和学院中的少数人联合起来,宣传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对这个说法,我当时是有些相信的。因毛泽东同志曾不只一次地讲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而这时正好是八年多。
在这次运动中,他们的一些做法与“文革”前期和中期基本一样,除了没有搞打砸抢外,其余的,全是先前的那一套。一时间,全院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全是“文革”中的重复,如什么”196个人是×××的黑干将”“×××是总后台”等等。
教师们自己动手平整篮球场
因当时我们自己动手劳动,修建了两个水泥篮球场和西院家属区一段200多米的水泥路,在教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等,结果,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加以大批特批。一些学生、教职工在他们的煽动下,组织了各种批判“小分队”,实际上就是“文革”中的“战斗队”。
这样一来,完全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以致有些人再次提出“停课闹革命”的错误主张。院主要领导干部几乎24小时分别参加各“小分队”的座谈会,实际就是批判会。在这样的会上,总是有人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要你答复。
这期间,我们不但没法工作,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不给。常常中午、晚上刚参加完某个“座谈会”结束回到家,饭碗刚端在手上,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饭,就有四五个人来,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如要是说我工作离不开时,他们就大喊大叫“秦华礼抵制‘批右倾翻案风’”“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大帽子就扣了过来。这完全就是“文革”中那种车轮战术的批判,只是还没有采取“坐喷气式飞机”或者要你低头、下跪就是了。
常常晚上十一二点钟时,我刚躺上床准备休息,这时就来几个人敲门说:“我们班正开会,请你去回答问题。”我若是不去,他们就大喊“秦华礼抵制‘批邓的群众运动’”等等。总之,就是不让你工作和休息。
我从1972年2月被“结合”重新开始工作起,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前的近四年时间中,由于种种阻力,想开展正常有序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内心很郁闷,也有些灰心了,实在没法工作。1975年11月,我向省委常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说身体不好,需请假住院治疗。
报告送上去的第三天,省高教局宋局长代表省委来看望我。我猜想主要是来察看,我是否真病了,因为他们完全清楚我和“军宣队”之间尖锐的矛盾,我工作的难度特别大。
说来也真巧了,当时,我正好呼吸道严重感染,发烧咳嗽,咳出的是大块浓痰。宋局长表态说:“徐书记让我代表他们来看望你,省委很关心你的身体,同意你住院治疗。你看你住院治疗期间,学院工作由谁来负责好?”我说:“我已考虑好了,我住院后,由核心小组副组长负全责,党、政都由他统管。”宋局长说:“你们的情况省委全完了解。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回去向常委汇报,你就安心治疗吧,希望早日恢复健康。”
当日,我召开党的核心小组会议,把宋局长的意见向到会同志传达,并通知各单位,我住院后,党、政工作由核心小组副组长全面负责。
后来,经南京军区通信团季团长的安排,我住进了部队的125医院,除我家人和办公室机要秘书宋玉亮同志知道我住在哪里外,其他任何人也不知我住在哪个医院。
125医院的大门有警卫,高干病房楼前还设有卫兵,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所以,“造反派”们跑到铁医、工人医院、鼓楼医院以及省、市中医院,到处找,也找不到我,他们又怀疑我住到北京的邮电医院去了。但那时,北京一般人进不去,所以,他们无法找到我。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恩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逝世。
这时,正逢我临时出院回家。1月8日晚上约10时左右,院团委书记陈文喜来到我家,要我第二天在悼念周总理大会上读悼词,没有稿子就读《人民日报》上的讣告,我当即同意,并做好了准备。
谁知,第二天天刚亮时,就来人通知追悼会不开了。
当时,我内心特别悲愤,就说,毛主席讲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什么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都有着极其崇高威望的总理逝世后,不让开追悼会?”
就在这个时期,我院师生自发地组织了上千人去雨花台悼念,并在火车站宣传悼念活动,用柏油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写下“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的大字标语。火车一到北京就不得了了,中央的报纸、广播报道,内部又发文件,要在全国开展抓反革命的大行动。
在南京地区,报纸、电台不停地宣传,上级专门召开会议,布置在党内外层层清查“反革命”。结果,我院在火车上书写标语的张夏阳(中共党员)等三位同学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关进娃娃桥监狱。
江苏省委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大会,逼着我院当时主持全面工作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介绍经验,而《新华日报》则以大篇幅刊登了所谓南京邮电学院抓“反革命”的经验。
此外,对学院一部分干部和职工采取各种手段,要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学生中有160多人被逼承认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实际上,这些学生是跑到火车站看热闹的,有的写了十几次书面检讨才算过了关。
当时,我正在125医院病房休息。当我从广播中听到我院在五台山大会上介绍抓“反革命”的经验发言时,感到特别震惊和担心,这样搞下去,学校又会大乱了,怎么得了?而那个时候,被关在娃娃桥监狱的我院三个学生中的张夏阳,已被判决处以死刑,并剃成了光头,街道居民、单位参加宣判大会的入场票均已下发到参会者手中。
就在此时,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据说过去有规定,领袖人物逝世一个月内,不得对犯人执行死刑,因而张夏阳得于幸免。但就这样,仍被关在监狱里不放出来。由于广大群众强烈呼吁要求放人,在强大的压力下,江苏省委才决定放人,但不准单位或群众欢迎,并说:“当时抓人是对的,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根本不承认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更激起了全院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
于是,我一方面亲自去省委请示,提出对南京事件平反的意见;另一方面,着手准备在学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给三位被关押的学生恢复名誉、给予奖励。同时还要求《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撤销5月份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报道,公开在报上恢复三位被抓学生的名誉。但是,当时省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请示省委书记许家屯后,许不同意召开平反大会,并答复说:“当时抓人是对的,现在放人也是对的。”
我非常气愤地说:“你们一错再错!当时抓人根本就是错误的,现在又不准平反,就是错上加错!”
当时,因许家屯在北京开会,那位副省长说:“这样吧,你们先作准备,我再请示。”我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下午就召开全校大会,如果错了我负全部责任。”
到了下午1点,还未得到正式答复。因上午已发出通知,下午2点准时开大会,此时,有参加常委会的同志提出说:“省委没有正式批准,还是等一等,再请示一下再开。”而大多数人同意开。我当即表示,已请示过三次,并已通知了开会时间,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省委不同意,我们也要按原决定进行。倘若错了,我一人承担,常委会有详细记录可查,同志们不用担心。
当天下午,学院准时召开大会,将张夏阳、张勇山、毕春根等三位同学请到主席台就坐。大会宣布党委决定,表彰三位同学为模范共产党员,每人奖《毛泽东选集》一套。原被批判时所写的书面检讨材料,一律当场销毁。当时,全场群众热烈欢呼“共产党万岁!”三位学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
正在这时,南京大学听说南邮已召开平反大会,他们也急了,来电话询问我们情况,是否经过省委谁批准的?我告诉他们说,请示过三次至今未批,但我们认为平反是正确的,虽然省委不批准,我们这么做绝对不会错。他们说,他们也马上召开大会。
第二天,《新华日报》大篇幅刊登南京大学召开平反大会的详情。我们南邮首先三次请示省委均不批准,而我们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首先召开平反大会,并一再要求《新华日报》撤销1976年5月刊登的《邮电学院抓反革命的经验》及公开承认错抓三位学生的姓名,《新华日报》不但不采纳,对我们首先提出召开平反大会的情况也只字不提。全体师生员工都非常气愤,并提出质问。当时,我也很气愤,就打电话直接质问该报负责人,得到回答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刊登的。
我从1975年11月起,一直到1976年5月间,都在住院休息。5月份出医院后,邮电部钟夫翔部长来电话,让我去北京的邮电医院疗养。在那里,我住到7月,遇唐山大地震,连续数天倾盆大雨,国务院动员各医院、疗养院的休养人员全出院,医院主要任务是接受地震中的伤残人员。
这时,我老伴带着长孙来北京看我。当时的飞机、火车、汽车等一切交通工具,全部用来运送唐山地震中的伤员去各省、市抢救,我们只好先到邮电部大院的临时帐篷里暂住。那个时候,因地震造成的影响,人们根本不敢住在屋内,而市内几乎所有大小店铺也都关了门,除邮电部食堂每天每人供应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买不到。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约六七天后,才买到返回南京的火车票。一到南京,全市也都是防震棚,而且全部是搭建在街上的。正在此时,有一位在汉中工作的老战友叫常纹,前往上海看他的儿子,因我们有30多年未见面,他就想在南京停留两天,来看看我。
我从北京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经买了站票,准备第二天一大早从上海乘火车来南京。可谁知,刚到南京的当晚,他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汉中也地震了,要他立即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走了。至此以后,常纹再也没有来过南京,至今还感到遗憾。
(1)在“文革”初期,中央曾发了个“五一六”通知,主要精神就是说,在党内、政府里、文化、教育界有一批资产阶级当权派,这部分人要全部清除出去。后来,有些青少年就借用这个通知的发布时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名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其中,大部分成员是一些高干子女,另外,还有些就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而这些老同志由于在一起交流过对“文革”或当前形势的看法,被定名为“老人串联会”。
据我的记忆,当时这些组织好像是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的,可到了后来,不知怎么又把“五一六”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因此,全国又来了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运动,把一些高干子女如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儿子等,还有原来一些保护老干部的人都作为“‘五一六’分子”进行清查。
开始,有人调查说,南邮有个姓秦的是“老串会”成员。因我院有两个姓秦的院领导,检举的人就想当然地说成是秦华礼,可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没有任何根据。当时学院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学院当时的领导机构叫“革委会”,学院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是薛凤鸣和房庆新两位同志,分别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一切工作的决策权都在“工(军)宣队”。
“工(军)宣队”领导找我谈话,说是要考验我是不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要我参加清查“五一六”工作。我当即表态说:“我不能参加。”理由一是现有人怀疑我是“老串会”的;二是在“文革”期间,整个运动中我是被批斗的对象;三是对任何情况都不了解。
“工宣队长”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有意考验你,你是学院原来的第一把手,对人员情况都了解,你是老同志又是老领导,威信很高,他们听你的话,好做工作,你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力量”等。
无奈之下,我答应参加做工作,但声明:①决不担任何职务,就是一般工作人员。②跟谁谈话,请你们指定,并一定要有“工(军)宣队员”带我一同去。
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所以,每次跟当时的审查对象谈话时,都有一名“工宣队员”陪同着我,并且,一见面就先介绍说:“×××,你看,你的老领导都非常关心你,亲自来跟你谈话,应该老实交待”等等。
在整个清理“五一六”期间,大约关押了20人左右,其中,有五六个人被关了半年才放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关押的同志,都是原来“造反派”组织里的主要负责人。还有被关的,本来是当作积极分子使用,安排他们担任看守的,可后来,又把这部分同志也搞成“五一六分子”,说他们里通外国——给“五一六分子”通风报信。这些同志想不开,其中一个人还成了精神病人,至今未痊愈。当时,也有人跳楼自杀。
我跟几个同志谈话时的内容,按照“工(军)宣队”的要求,主要是说“党和群众相信你们过去做错了,只要坦白交待,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五一六’划清界线,党和群众是欢迎的,顽固是没有出路的”。
所有谈话主要是开导式的,别的,也没有多话可说。因我那时还没有“结合”,是在考验中,所以,任何时候讲话都持谨慎态度。“四人帮”被粉碎后,上级党组织宣布,清查“五一六”是错误的,要给予平反。
(2)“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后期,又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对凡是历史上、特别是在国民党地区工作过的,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过的人,都要进行审查。同清查“五一六”一样,仍然是扩大化。
我院当然也不例外,除对原在国民党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干部、教师实行人人过关外,还接到从北京传来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网”,受此牵连,我院有六七个人被审查。当时,审查的做法与清查“五一六”时一样,私设公堂,关、押与逼供拷打,而且,还创造了一套花样,用黑布把被审人的眼睛蒙上,用汽车从六合县水家湾拉回南京,关在黑暗的房间里,要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
结果,与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一样,一个反革命、特务也没有抓出来。
1972年2月,江苏省委决定恢复我原来的职务,正式工作,主持学院党、政全面工作。
开始工作后,我面临两大紧急任务:一是准备招生工作;二是平反工作。两项大任务都要限期完成,第二项任务更急,因涉及到的这部分人,大都是教师,还有一些干部,不把他们解放出来,学院的招生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
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主要是一些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工作难做,特别是当时对那些错误做法就持坚决反对意见的一些同志,工作就更难做。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明确要求,本次的平反工作(指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不管原来是谁做的,完全由现任的主要负责人向被平反的(指错被审查的)同志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对此,开始我也想不通。在省委扩大会的小组会上我发言说:“我们当时都在被批斗,以至于被关监狱。那时的‘工(军)宣队’决定一切,他们要批斗谁,就批斗谁。现在,他们抬起屁股走了,反倒要我来替他们去承认错误,我何错之有?”
因出席会议的同志大都是在“文革”中挨批斗的,所以,大家也在会上有很大火气。有的提出,应该把“工(军)宣队”揪回来,要他们公开承认错误。不仅要向被平反的同志道歉,还应该向我们道歉呢。我们都是有着四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也都是较高级的干部,“文革”中虽受到很大的冲击、委屈,但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的,是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的,遇事都能从大局、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出发。
经过学习讨论,我反复思考,作为一名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国家正在危难之时,一切都应从大局出发,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出发,从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出发,尽管自“文革”以来的六七年中,我自己受到了无中生有的打骂、关押、批斗等等,但这些都是个人之事。今天,党组织需要我出来主持全面工作,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被平反的同志和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清楚,今天我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向原先被批斗错了的同志们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这正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充分说明我本人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也同时充分说明,共产党员是经得起任何挫折与考验的,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要能够忍辱负重。
我当即决定,一切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加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两天之内,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正式宣布平反。
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核心小组扩大会成员绝大多数同志都坚决支持这样做,有两个同志提出保留个人意见,认为,“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做了那么多错事,而且还迫害死了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导致一位教师和一位学生终身精神病。造成这样的恶果,他什么事也没有,反而要我们这些人来替他承认错误,想不通。
从组织原则来说,保留个人意见是允许的。平反工作组已将所有材料准备好,第三天正式召开全院大会。
我原打算在开大会前,先分别和每位被平反的同志谈谈心,交流一下思想。但考虑时间紧,不个别谈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宣布后,他们有问题提出来再谈也可以的。
大会开始,我首先代表学院党委向大会宣布平反决定,之后,向被平反的同志作检讨。主要内容:由于我们领导上政策水平低,执行了错误路线,错误地把一些同志搞成“五一六”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逼供、关押、拷打等,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使你们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和委屈,很对不起你们。今天,我在此向你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并三鞠躬。
这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大家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被平反的同志热泪盈眶,有一位女教师当场哭出声来。有一位教授主动跑上台来讲话,高呼“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学院党委,今后一定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讲话时泪流满面,激动得嘴唇发抖。
散会后,我们将所有被平反的同志集中起来,一起来到水池旁,工作组将每个人的材料一一整齐摆好,我请他们亲自详细查看材料,如有遗漏或疑问的马上提出。大家都一致表示,完全相信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同志,不看了。随即,泼上汽油当场全部烧毁,从此,这一重大工作顺利结束。
1977年11月18日,作者(前排右五)与正式撤出院的“工宣队”合影
此后,连续将近七八个晚上,每晚总有六七个同志来到我家,表示对党的感谢。有的还提出,要求参加党组织。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有几名教授被吸收入党。教师们都纷纷写报告,要求到企业去,在实践中编写新教材,有的坚决要求参加教室课桌椅的维修工作。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真正充分调动了起来。在维修被“文革”中损坏的课桌椅工作中,全部是由教职工们无偿劳动所完成的。
这一工作使我自己受益匪浅,至今,有几个教授一谈起那时的情景都说:“老院长、老书记,您真了不起,不愧是老同志,在‘文革’中,您同我们一起无缘无故挨批斗、被打骂、关押,受那么大的屈辱,别人犯的错误,您来向我们作检讨,赔礼道歉,鞠躬认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而且,您为保留学校,冒着极大风险去北京告状,使南邮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得到了扩大发展。要是没有您冒着风险去斗争,南邮绝对不可能有今天。那我们这些人也不知要到何处去了。”“在南邮,我还入了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功劳”等等。
平反工作进行完后,整个“文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了,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这些工作虽很累,但我从中受到很大教育,会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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