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研究和审美形式

电视编排是电视研究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学科最近在合适的电视审美形式上缺乏研究兴趣，方法和理论都参差不齐。一般说来，它们在整个领域被共享。然而，我们可以确定某些兴趣的领域和研究方法。例如，电视类型理论关注的是接受问题，它被理解成一种“文化实践”和明确的独特议题，这种议题对某些媒体学者来说可能是过期的，不管它们是文本形式和审美机制，还是跟当代方法不相适应的通用意义的结构主义理论。如今能够激发很多媒体学者兴趣的中心问题——电视节目如何与文化权力和政治的具体系统历史地相适应——似乎与代表类型理论的问题相去甚远（米特尔，2000，25）。这样，叙述的视听形式退化成了一种指令表和预先解释，类似于古代修辞学的衰变。这就导致类属文学问题，其中，修辞学者必须使出一切正确手段，例如语言风格和水平，对公众发言、比喻、恰当的公共地点等。这明确破坏了审美形式和逻辑形式的有机联系，修辞学退化成了一种空洞的“纯粹修辞”。

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纯粹审美”理论，而且这种“形式主义”还有一些变体。谈及电视仪式，很少会超过一种相当模糊的说法，它试图表明间接返祖性的影响如何作用于宗教社会。这种说法让人很容易想起电视福音布道活动。但它几乎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除了否定“机能主义者”沟通传递的明显意图。无论如何，这个方法都没有把握视听符号的审美特质。

在科纳所列举的四种电视理论中，没有一个理论特别注意媒体的审美和形式特点。只要它们稍微注意到一点，就会立即变成政治代表的一种审美标准。科纳认为：“这样的方法（大众传媒研究）必然会产生一个根本上狭窄的视野，即将电视特点当作是社会化美学的一个完整的新系统，在此系统中，‘真实’和‘想象’之间，描写与社会主体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相互联系；同时，视觉形象很快变得具有了重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我们通常看到有人尝试对视听理论进行分类概述，例如科纳列举了“理论描述的核心”（1997，249）：再现理论、媒介理论、制度理论和过程理论。更早时候有波德维尔（1985）的尝试，他将模仿理论和叙述理论相互区别开来。卡罗尔在其综述（1988a，1988b）中也进行了分类，其分类与波德维尔的分类完全不同。这些分类尝试不是用同样的刷子涂抹一切东西，但它们确实多少证明了这一点：在某种类型与其他类型之间保持距离是方便且有利的，或者它们宣称这个领域的理论构建一般都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中等水平”理论出现的时刻到了，分别是“系统理论”或“宏大理论”消亡后的“渐进理论”（卡罗尔，1996，2，II－IV）（波德维尔和卡罗尔，1996）。

这种消亡并没有解决视听理论构建的问题，因为第一，不可能脱离理论连贯性的要求，第二，我们也不能抵制诱惑，往往想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对于第一点来说，在文化理论传统中，没有什么能比利用各种不尽如人意的模仿理论更敷衍的了，把它们调合成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这些理论组合轻而易举地就被拆散，表明了它们在分析应用（“实证研究”）中是多么的随意。至于第二点，有很多例子表明，电影本体论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任何分析都能证实其正确性。除了德勒兹的例子，其他所有例子都受到了波德维尔刻薄的批判（1989）。但是，当我们原则上反对它们作为理论构建的类型时，这个做法能让我们摆脱它们所造成的困境吗？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客体的本质，它总是意义的产物。这有助于理论构建，而这种理论不再仅强调对错（尽可能像事实对象）。意义只能通过另一种意义进行阐释。我们有可能在方法上将意义具体化——例如，把它当作实证的行为，像事实一样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忘了行为也是一种意义，就会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我们认为意义对经验免疫，或认为它是一个功能自治的、自足系统的话，那么我们是用皮尔斯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让思路清晰。这种理论只能随意进行交换。当卡罗尔批评这种理论是“媒体本质主义”（例如所有宏大的经典电影理论，包括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理论、巴赞的理论、阿恩海姆的理论等）时，他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媒体本质主义”接下来就表现于“媒体特殊性”和媒体美学中。然而，一错再错（abusus non tollit usum），要找到一个意义理论，能够处理好对象的属性特征的话，这也就足够了。

此外，我们不能否认电视在实际上就意味着电视使用（这同样也适用于广播、文学、报纸、电影——总而言之，适用于所有没有固定其用途的大众媒体）。处理人造意义的使用是与形式美学截然相反的一种理论努力，尤其是民族方法学的形式。然而，人种学还有必要想象家庭关系如何在起居室中表现、沉淀和改变［参见《性别、谎言和录像带》（索德伯格，1989）］；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甚至也能对饭菜饮食进行人种学调查。遥控改变了电视使用方式的观点已经成了一种陈腐见解；可能也是平庸短命的是，对工作时在计算视窗看电视引起的变化进行调查，因为其他网站内容的限制也很容易改变。电视消费的可能“用处”［许多最不可预见的“观众活动”（使用文化理论的流行语）的可能性］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变化多端。制作者很可能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些，这说明了电视节目不是作为意义而制作的。

提出一个符号学方法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的意义决定因素（正如索绪尔打算做的那样）；相反，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结合到符号过程的解释链当中。但是，在分析中尽可能地符合“优先解读”是明智之举，因为解释的增加也会导致任意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增长。从符号学上来说，与动态客体的关系保持不变，但是，第一相关物，也即符号本身的规律性越多，解释项就会更随性地发生改变（既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退化性的）。

这在大陆哲学（指欧洲大陆）的背景之下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所有回归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总会考虑到意义是无限的。符号学在其中强调的是要特别注意符号的属性。这绝不允许符号属性从三元关系中分割开来（除了纯粹抽象），然后从中得到“媒体效果”。一个媒介绝不可能独立产生效果；而只能在符号、容体和解释项（按顺序的、迭代的、三元的）关系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