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利事件如何制定丑闻目标

对美国总统来说，《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水门事件意味着什么；《波士顿环球报》的CSA丑闻影射天主教教堂（尤吉·贝拉曾经说道：“即使拿破仑本人也有自己的水门”）。较早之前就有关于CSA丑闻的报道，但是他们没让教堂卷入其中（坎农，2002a）。坎农推测，人们首先必须总是关注这样的话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事件。

最具爆炸性的丑闻是《波士顿环球报》（著名“街头教师”性侵男孩A21／31／2002）萨夏·菲弗事件（2002）。这篇2049个字的报道是个导火索。现在回顾起来，这一事件也是典型的丑闻报道，它包括了叙述逻辑的目的论的全部先决条件——既有作者的也有整个团队的。它显示了其他故事的论据模式——实际上，也是整个丑闻的过程。目前的目标不是去重建历史上已经报道过的事件——而是对事实的重新发现和评估。我们的唯一任务是去重建和解释媒体如何制造意义。

事件简要情况如下：2005年12月7号，本故事的核心人物保罗·尚利在一审中被宣布有罪，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于2010年最终确定其罪名成立。他被判处在州立监狱服刑12到15年，被宣布有罪的指控是对小男孩的强奸。然而，原告（保罗·布萨）在他20岁时，也就是在他起诉尚利10年后，恢复了他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原告的恢复记忆方法，是通过可疑的、不再广泛使用的治疗方法“被压抑的记忆恢复法”。很有趣的是，四个原告（审判初期有四位原告）恢复记忆仅仅是在阅读《环球报》的报道，这看似是促使了记忆的恢复——所以在法庭审问时问题就显露出来。作为犯罪事实已经被法庭确认的犯罪，尚利是个理式的审问对象。但是他所面对的指控，却并非是导致媒体丑闻的原因。来自法伊弗最初事件的这四个原告都不能在审判阶段继续支撑自己的指控。无论如何，怀疑之余，道德沦丧已经被确认。罗马教廷严厉惩罚了尚利，撤除了其牧师职务（坎农，290f，《天主教会法典》“消除教会势力”或解除僧职）。这就使得我们将所有事实问题，神职人员纪律，道德品行的解决聚焦于丑闻本身。

逻辑预先决定性最先实施，丑闻事件的最初报道也是丑闻剩余价值的整个矛盾值域，及矛盾效果的例证。

与逻辑支撑非常一致的是，这一著名事件以堕落（摘下面具）的英雄、叛徒人物开始的。然后转变成了“哥特式”叙述（英格布雷森，2004）。这一逻辑证明了意义建构对于随后的核心建设是决定性的。

理式的构筑。叙述的前期阶段，很明显菲弗事件与一个“重要的社会理式”有关——我们称之为事件的重点。叙述的后期阶段，这一理式被用来构筑这一事件中的理式目标和行动目的，因为只有一个很强大的典范被树立以后，才会有清晰的裁定。准确来说，可以看出这一典范在目前这一案例中是相当矛盾的，因为，尚利就其行为来说——在不同的语义场中，已经被大家尊崇长达几十年。不需要明确的重述，预设在元文本中越完美，就越难在典范中取得极性变化。

换言之，需微妙操作的是极性改变。丑闻性要想起作用，完美形象就要被极化，否则这些公众舆论要做出正面评价。手头的这个案件，明显的同性恋方面的刑事定罪与对其的辩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价值判断的逆转已经深入到尚利的个人档案里：评价良好的个人简历。他公开地质疑教堂教义，尤其是谴责了同性恋。他为那些与自己性别认同做斗争的青少年，创造了一个“被疏离青少年部”。现在一个人如何从如此高的基座上下来呢？这个故事——在他的犯罪简历中——一种“很正常”的与二十岁的成年人亚瑟·奥斯丁的同性关系被报道。因为不能给这种行为定罪，它变成了一种“权力滥用”，把身份认同的元文本框架模式变成了权力合法化的模式。经过这一转变，很自然地官方当局应该成为指控的焦点（而不是道德问题）。尚利公开攻击教堂教义被积极归因于实际主体。然而同样将主要指控归结于主教，认为他没有及时采取激烈措施（即对抗反抗的措施，紧随着元文本模式究竟什么曾经获得过赞美）。再加上在其他元文本模式中，他们本应该采取激烈措施反对自我实现，某种非祭司式的行为自由。这个事件仅仅稍微提及了他“公开质疑”的内容（尽管在丑闻制造过程中它变得越来越清楚）。这里焦点转到了公开的演讲（对某些人来说是值得尊敬的，对某些人来说是丑闻），尚利在“波士顿委员会”公开论坛上发表过演讲，从而形成了名叫NAMbLA（北美人／男同性恋协会）的施压集团（和广泛传播的报道相反，尚利没有参与其中）。顺便提一下，NAMbLA纽约分会的赞助人是霍雷肖·阿尔杰，他是牧师和著名的低俗小说的作者，“美国梦”的创造者，但也是臭名昭著的鸡奸者——在集会中与多个男孩发生关系。

菲弗的去英雄化、丑闻化的运动可能仅仅因为两个元文本的貌似合理性，这可以假定为已知信息。人性的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结果：粗俗的，低分辨率的细粒图像。这一粗糙化的过程、原始的泛化，也是故意的，也就是有目的的符号和“以客户为取向的”期望效果。作为“解释”，这一切都可以被归于简化复杂事实的新闻任务。紧跟着这一模式，是预先决定目的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尚利媒体丑闻事件，不是直接经验或第一人称“参与者观察”的结果。这一新闻叙述以其他叙述资源为基础。总体上说，这些资源现在以电子方式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允许我们去重构和重新编辑。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先前叙述，正确的唯一的资源，产生了一幅明显地比新闻报道的要复杂的画面，它是极度简单和还原性的。这些新闻故事的主要资源如下：一大主教区人事档案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二，人身伤害律师和他们的作为叙述可能性的案例；三，有些包含在第二点、律师亲身见证的故事，再推演成自己的故事。除以上的主要来源外，还有历史资源的遗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公共关系的同性恋场景的统计结果。所有这些性质不同的叙述都在重塑自身元文本的新闻目的。

过多的尚利事件报道，角度不同、描绘入微，必须成为一件单一连贯的事件。“解释”总是新闻任务，通过单一连贯事件理解主要的解释力量。这一粗糙的“权威”关系就像小木槌，在这把木槌的定音下，完全复杂的，矛盾的关系变得非常清楚。例如，尚利的档案文件显示了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在教堂官方和对年轻人（同性恋群体和双性恋群体）的教牧关怀方面，即关于如何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性别。如果这是官方权力的关系，教会道德权威会遭遇悔改的侮辱。明显地，这是菲弗的元文本模式的参照框架，加之于这一框架的是这种权威的滥用。这一权威证明了这些模式如此彻底，大主教的官方权威使用更加貌似有理。他们不能使用它反对像尚利这样的牧师，他们掩饰这些造成失误的错误。

丑闻制造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为了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审视尚利自己的话语和他们的致歉目标。毫不意外的是，当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尚利用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的关系。他看待自己主要是“有问题的青年牧师”“性别问题少数派牧师”，然而同时他没有否定或是为自己的性关系道歉（是同性恋或异性恋）或为其他人口中的“诱惑”道歉。在这种话语中，参照框架结构是复杂的。牧师动机和同性恋自我实现话语一样清楚和坦率，但这一需要并未进一步在文本中引发我们的兴趣。更加有趣的是尚利没有把自己描述得很清楚，就好像要扭转丑闻话语局势。他认为自己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带有缺点（consfumature）。在辩护陈词之后，他说：“很抱歉，因为没有告知我生活中的错误，因我引起的此种状况让我悔恨交加。我是多么嫉妒那些在晚年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情况正相反，我会做很多未做过的事情。举例来说，我将不会成为牧师并与那些必须遵守的独身禁令进行斗争，也不会有那些无数的荒唐结果。但是谁又能知道呢？”他然后引用了神话－叙述的文学方式来阐释他的生活。“我的思绪跑到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中那个美丽的威士忌牧师，最后一个留在墨西哥，永远在地下，再也无法离开（怀平朱斯基，200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怀平朱斯基让自己参与到关于尚利的话语中，这就使得“客观性”的标准完全“平衡”。

另外一个法庭话语是对尚利行为的重构（使用关于“强奸”的指控）。然而这里甚至不是专业权威或权利滥用核心考虑的内容。比较之下而言，菲弗建议，裁决作为自己的指控，从来没有组成民事犯罪或刑事犯罪的要素，也没有通过检举起诉来出台。司法过程当然也通过犯罪者、受害者、动机等来解释事件，但是严厉的规则和因果关系的排除和包括有关。这种建构目前受到调节以至于它与其他叙述的可比性不得而知。

这些比较证明了菲弗的丑闻构建成就。从公众舆论的名义来看，她最主要的贡献包括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假设道德动机。通过这一文本阐释她成功地使自己的权力元文本加以简化那些叙述成分的目的。然而，在阐释“邪恶的动机”时，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不同的文本资源有其他叙述成分且带有各自不同的目的，这些目标有很大不同。基于那些目标必须归属于不同元文本的事实、上述状况会恶化的事实。在这一事件中，两个元文本有相冲突的危险：“滥用的权力”和同性恋的“自我实现”。后者是公共关系的部分，不仅仅是“运动”，也是具体指NAMbLA，是最著名的尚利的公共形象。这里多年的新闻消息来源的两难境地以复仇的形式涌现，仅仅这一次，它甚至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消息来源确有自己的兴趣点，当他们接触到新闻媒体时，这些兴趣点可以是决定性的。菲弗的消息来源展示了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兴趣冲突的不可协调性。她对这一点的纠正体现了她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如元文本所表达的一样。

尚利很显然在炫耀自己与男孩和年轻成年人的同性关系。媒体丑闻如何成功地看到这些遭遇不是作为自我实现而是作为权力的滥用？尚利把它看作是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的使命，不是从过失行为中转变过来而是解放他们。这就给《环球报》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新闻媒体把这当作是与教堂等级制度冲突的事件，它明确赞扬了尚利反对大主教的压迫权威。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同性恋话语将落在元文本的身份和自我实现方面。另一方面，菲弗不能同时承认反抗等级制度的内容和原因——一种微妙的操纵。这一有争议的内容精确地说是“男人－男孩之爱”。

这一困境引发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根本不一致的反思，或者是同性恋自我实现或权威的力量，但这会令人沉溺于历史编纂学规范。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即刻显得更重要和微妙的叙述功能，出于同样原因，丑闻发挥其丑闻的功能。当一件事既有积极正面的又有消极负面的价值观时，那么从逻辑上说是非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元文本变得很有帮助，因为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们能发挥作用。菲弗报道的事件完成了这一高超的技艺：转换极化的价值观而不是巧妙地确定自由的积极价值，在颂歌中的自我实现。然而，通过负面地再次语境化，来用作权威元文本。除了后者语境中的这一点以外，目标是专业权威的滥用：“尚利利用他的权力和权威去捕食那些来向他寻求引导和支持的人。”

单独的一个人不能制造出丑闻，除非是作为部分代表整体。佩特罗尼乌斯给出了他经典的解释：不能打败驴子的人，打败了马鞍。惩罚一个独自的恶棍还远远不够。丑闻会出现如果这个个体代表更多更为普遍的行为人。尚利如果是一个独自的恶棍，公众就会把他至多作为忏悔的享乐主义者，最差作为精神病患者。这就足以使他成为魔鬼，对他的定罪本是一种公众奇观。然而这一事件就会成为其他版本的报道，不再是丑闻。只有通过某种共同身份（corporate identity），恶棍才能引发丑闻制造的兴趣。通过这一恶棍——虽然通过服从上级，与之保持不寻常的紧张或断裂的关系——整个机构都被拖进丑闻中。

完成这一过程并不十分复杂，这使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法则。因此，展示更多的案例作为“更多案例”，暗含之意是操作过程中一定有规律或规则性。为了父母、教育者、精神病治疗师，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里下列不同的案例不是没有更多案例——而是他们属于白噪声，属于碎屑的“社会沉淀物”。然而，后者看似在美国居于很高的位置。因此，如果这没有成功地成为“牧师”的问题——教堂的每个机构——那么公众舆论就不会有理由去注意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它。针对社会沉淀物无计可施，并且让它逐步建立起来反对某些人是无用的。公共舆论使用“怪物”模式来对待这些经常出现的状态：持续的犯罪、地方性腐败等。同时，无论是谁成功建立一系列的法则，然后把这些法则缩减到一个简单的原因，就能进行有效的评判，这是公众舆论的功能模式。这里可以被运用莱布尼兹有效因果关系的常规等式法则：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尤其是如果它是系列事件，尤其是在正规体制内，尤其是事件的原因必须在规则内，在那些使用规则的人手中。

菲弗在媒体丑闻叙述建构方面的真正成就得不到欣赏，除非她对事件的再现不仅显示出参照消息来源。法律事务所的最初的四个原告当然是来源之一，事务所的既得利益正在从责任机构教堂中提取巨大的补偿（很有可能的是单纯的民事案件不会如此有潜在获利，和刑事案件联系的民事案件相比）。然而对菲弗来说，公众舆论在最开始生效和转化源头事件的赔偿逻辑。例如，在来源方面，律师试图完全开发尚利在NAMbLA中、在前辅理主教、日常生活中的参与。他们试图根据教堂自己的管理标准来证明疏忽的监管和管理。然而这一证词的结果（道德的反对自我实现逻辑和缺乏监管）不是被《波士顿环球报》利用，而是相反的甚至是清楚地确定。实际上，通过牧师，它假定了一种相当严格的对从属主教的行为控制。因此，一个人的品行不端很可能成为其他人的错误。但是对主教来说，与对主教的指控相对应，主教要在实践中确定禁止－命令或阻止牧师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困难（汉宁森，2004）。根据这一指责，这一纯粹行政的“快速轨道”程序和针对嫌疑犯的路障措施——对大量媒体丑闻做出的回应——没有遵守基本的牧师权力和适当的程序规则。然而，他们的确取得了对雇主—雇员关系的几乎直接的控制。这些强迫权力和其他方法假定，当大众传媒使得普通主教——或者到最后是教皇——为牧师的滥用职权负责。除了主要责任以外，其他间接的文化也是惹人嘲笑的：独身文化，神学院文化等。

新闻来源和新闻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冲突在这个案例中不是通过斗争，而仅是经由推测的方式得以解决。因此媒体制造的最终完成品的详细文本分析比历史－批评分析更具有指导作用。这就把故事文本作为整体来看，研究其连贯性和建构原则，就像它是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原创产品。

很多人不断强调新闻业的叙述成就。这并非意味着（这也是经常被误解的方面）新闻故事是小说或是独立的叙述空间。它仅是本身需要阐释的叙述因果关系。我们接下来会关注这一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