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于事实判定和讽刺异化中的新闻实践

目标预设至关重要，但并不能涵盖媒体丑闻的方方面面。当目标设定推动了事态发展，产生了事实，这个目标就给人一种类似党派说教的感觉。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θ＇εατρου）和市民辩论会场（agora）互相吹捧时，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判断导向，所以他们之间的言辞产生了效果。仅从现代观念考虑，这种判断的共性显得不妥。然而在过去，审判就像是祭祀一样神圣，演变成狄奥尼斯剧院。司法审判同样也保存了修辞中特有的争论元素。而争论对意义的产生有追根问底的精神，同时也强调已产生的意义本身。剧院让人们忘了是这个神圣和虔诚的狄奥尼斯祭祀引发对已完结行为的再现。以此类推，司法仪式（意大利语仍是si celebra un prcesso）弱化了争论原因陈述，即作为赋予权威评论对错的能力假象案例。同样，现代媒体修辞是：倾向性新闻报道作为工业时代的媒体品牌，没有在偏袒任何其他事物。尽管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如果某事件被再现为一般事件——也就是说，是一般符合标准事件或一般违规事件——是倡导的核心，那么这同时也是媒体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正义的书写仪式。

迎合公众审判的话语内容包含两大类逻辑上分离的事实，他们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第一种是案件（字面上是落入），即案例落入普通法审判。第二种是存在事实，且肯定会被承认或否定。就其中的逻辑关系来看，后者是二分简化符号，前者是真正的三元体。从修辞角度上来说，前者需要当作为法律问题处理，而后者是一个简化的二价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只具备二个值：真值和假值。假值话语的关键在于让人信服（例如，不能充分证明问题的本质），这也包括将后者的真值留给前者处理。判断事实是真是假的证据因此变成必须是真或假的规则证据（沃顿，1997）。

倾向性新闻报道将传播信息奉为使命（调查性新闻：奉为正义的使命）。信息的整理—挑选—都围绕一个目标，事件描述只是辩护或指控的陈诉盖然论。尽管结果明显受到所选信息的影响，但是至少在形式上不会显现。问题的关键不是案件双方在法庭上详细阐述个人观点，而是将它以真实事件处理，且不是作为法律案例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法语语源学中，chose（事件）由causa（案件）派生而来］。

为了呼吁事实真相，必须把之前景化为一项意义产生的任务。此外，这个任务可以借助行业惯例将它浓缩成为一个规则和禁令标准。这种形式下的规则，从广义符号学来说，需要在新闻报道框架下重组第二性的所有要素。所有要素需满足支持者，反对者，作者以及接受者的一般话语场条件。只有在此框架下，阐述事例才可显现。否则的话，阐述必须退位，避免与接受者或读者沟通。当然，不止表述者和接受者的沟通受限，沟通必须还要面向大众。从逻辑上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全体”是指向全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研究群体，这些人从长远来看，会对事件本身产生一个足够充分的见解。使用第三人称单数对实现这一目的尤其有效果，“我们”属于泛指，不特指任何人。在此框架下，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源于一个内设的因果关系（遵循经典修辞原则）。新闻报道与很多其他话语使用惯例都遵守这一原则。

新闻报道的语言管理相对来说更典型。阐述事例与被阐述事例处于两端，但又不是完全分离的。与被阐述事例产生的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新闻报道研究很有意义。这里的事实是在“真实值”的基础上进行评价。被报道事件是真实的，但其真实性或多或少受到报道人对事实忠实度的影响。我们在讨论目标预设对新闻业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谨记新闻业并不受到叙述因果关系产生的事实的限制。新闻事件涉及很多外部引用，制造一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与阐释新闻不相关。一般情况下，新闻工作者通过这些以时间积淀的信息，比如说提供多余的事实二价数据（姓名、任务、地点等），来获得相应的等级。然而，这些信息库在职业实践中更加丰富。比如，它包含一种权威性叙述事实的方法：用事实说话—可被表述为一种等级。这种真实等级按照每一位讲述者与事实的相对定位而产生。实际上，真实等级表明新闻报道中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是同等真实，或一样真实。只有当言论可以独立存在时，它才可以标记为绝对真实，这几乎是阐述事例的专属特权。当新闻工作者将某言论具体到其他人时，附加的引号使言论的真实性减弱。阐述事例不再为此言论作担保，而是与此言论保持一段距离，就像这是来自其他人的观点。引言的参与使报道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尽管恰当地使用引言很有可能制造一场名副其实的辩论战。因为新闻文本制作人的观点与使用的各种引言有一定距离，所以一个引言可以威胁到下一个引言的可信度。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对策论预设了一套条理清晰的真实度等级评定。

0级，专属原始事例阐述的评定等级。叙述合同的最终担保人和责任人，是内部包含不同职能的媒体机构。并不是所有的文章或广播或电视都可明确地看到其作者（新闻工作者、记者等）。即使是完全无个性化的通讯社或有线新闻也必须确保他们报道的内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事例阐述明显可见，就像《波士顿环球》的“聚焦栏目组”，萨夏·菲弗及其团队。视听媒体在报道时加入了更多信息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事件的真实度。因此，报道人（主持人）拥有最高的权威性，而屏幕外的记者只佐证了主持人所报道的事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多余的真实指标—这远远超过纸质媒体提供的新闻内容。其中有一些与系统有关，所以无可避免（例如背后不断变换的背景，包括旁边的人出现在画面中），也有一些与拍摄有关（例如手持的摄像机，模糊的声音和图像）。用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些真实指标则是卢曼的“信息获得系统的内在抵抗”——抵抗，即对所获信息的可靠度及精选成果的质疑。评定为此等级的直接影响就是事实假象。事实（即是对此的陈述）一旦“给出”，所有关于此事实的其他陈述都是这个基本陈述的情态意义。

－1级，“专家级真相”，被认为是证明报道人报道内容“绝对真相”的“铁证真相”。有时，外部评论并不是作为意见参与，而是以专家的姿态介入。这些评论被奉为毋庸置疑的声音，但很多时候只是证明了主持人、记者等所报道的事实。这些步骤将媒体机构置于与社会制定知识的领先位置。学术专家知晓政治权力操作和私有经济运作，因此相对专家来说观点更中立。在后面一个例子中，权威言论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己之见（1级）。这个真实度等级有时也被转化成实际的程序模式。至于生活新闻报道，涉及健康杂志、投资专栏，以及两性建议。两性建议尽管缺乏那种让人不禁偷窥的吸引力，但却镀了一层“科学”的外衣。鉴于这个等级与阐述事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所以很难说这个等级是评定阐述事件真实度的，还是说这个等级也是为阐述事件服务的。特别是针对偏向于谈话类的电视节目，嘉宾和主持人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侧重其中之一。在任何情况下，肯定不会出现外部评论者垄断真相言论，而主持人或仲裁人不参与其权威建立的格局。在阐述实例时，双方肯定会签署一种叙述协议。按照这种锚定力，任何进一步让步都是带有此属性。

＋1级：只有得到阐述事例的允许，才可以发表观点。到此为止，与事实的直接联系已经不存在，而对于真正目标的观点，很有可能成为娱乐他人的众多观点之一。所以阐述实例能胜任收集很多不同观点。观点收集并非出于想要综合了解事件的全部，而是针对两个职能原因。第一，观点多元化可以掩饰一个明显事实，即阐述实例真相也只是众多可能选择之一。然而，通过等级划定，一种观点逐渐晋级成事实，而其余的则沦为单纯观点。第二，外部观点的巧妙构成允许一个微观的理式社会化组成形态——社会工程的微观形态的出现。很明显，这种形态形成只能是简约的。这也就意味着，从众多可能性观点中，阐释表明了两大立场：“左”的和“右”的。无论这些立场有多么的重要，阐释实例的侧重使其成为“左倾”观点（自由、积极、启示或类似的），而对立的则是“右倾”观点（保守、被动或类似的）。因为所有观点都不是事实，而这众多的观点又是必要的，所以在两大职能立场上选择哪一立场便成为一个随机事件。唯一需要的就是在众多观点中以某种方法产生一种对立。当然，对新闻报道来说，如果这一揽子对立观点是现成的就再好不过。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在选择哪一观点为最终解释时给人产生自然选择的错觉，以此掩饰了阐述事例也是选择和典型化的过程。

德国RTL小组曾经用讽刺性插图《爆炸！》为其新闻杂志添彩。其中有趣又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在1992年天主教全国会议的报道（或者说是“假纪录片”，迈克尔·摩尔）中，制作人安排一对热情拥吻的情侣，即一个怀孕临产的修女和一个牧师进入到大会人群中。“新闻故事”再现了大会参加者的愤怒反应，客观报道了他们就像发现内奸一样愤慨。在模拟访问中，真正的修女被问及她们的反应。通过这种讽刺形式，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些在天主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角色（以副标题出现，只为确认异教徒）。接着一个有图文并茂的标题做了一个事实假设：首先是真正的修女，然后再让假扮的修女穿同样的服装出现。这种“戏中有戏”的方式旨在通过再现的方式观察真的修女在看到假扮版时有何反应。这产生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再现：讽刺的主题不仅向真正的修女展现了她的模仿版，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修女，即生活中的真实一面。然而，“修女”不仅真实地表现了自己，同时也将自己带入到自我认识的元语言状态（这是另一事件的起源）。她们不仅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更确切地说，是展示）了自己，同时也向我们显现了她们的实际能力——尽管这种能力被给予了负面评价，恰是因为这种能力缺少性行力，却在假装圣洁地保持自己形象方面游刃有余。

《爆炸！》制造的讽刺抑制了证明事件和接受事例之间，作者和观众之间存在的差异，而偏向于专属的我们（与教堂的那边的你相对）：我们对那边的你嗤之以鼻！通过将那边的你与理式中的人做对比，在假想的讽刺裁决前评判，制造喜剧效果。但需要两者参与才可以感受这种讽刺：我需要与理式中的他者一起嘲笑荒谬的他者（参见姚斯，1977）。为确保万无一失，这种喜剧效果在再现时被复制下来。一个女人在嘲笑怀孕后期的修女时，她的反应被完全展示出来（编辑后），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地，我们嘲笑那边的你。戏中有戏和恰当回应的观众与戏剧相呼应，双重影射在这里绝对完美。这时，所有的角色建构也陷入危险中。本意是为了展现一位毫无掩饰的强烈抗议的天主教妇女（表面上确实成功地展现了），然而，在这引起群愤（针对这个讽刺节目的意图）的事件中，也产生了真正的元信息传递。这个女人本身通过再现我们成了阐述事例。由于她向我们传递大量信息，再现效果很有可能失败（在修女接受采访的时候，依然有此效果）。而现在，这个女人进入了我们的元级，并从事我们的行为，即具有引人窥探等特质。也有可能这些事例会发生改变（特别是补救措施在结束阶段不起作用）：采访者针对再现的“性爱立场”提出一些具有挑衅意味的问题，人们还是能够将此理解为再现领域的一部分。但是当这个愤怒的女人挣开束缚，逃离她预设的再现领域（回答主持人关于看到这对修女和牧师照片的反应），并揭开这个愚弄诚实善良人的游戏时，这些还都可信吗？那个时候，她会对我们直言不讳，因此也就避开了这个阐述事例。

然而《爆炸！》对元信息传递还心存警惕。在现实世界，讽刺主体应该由采访人以及当事人（在编辑的语境下，即愤怒的对象）组成。在我们的世界里，讽刺主体正在参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讽刺游戏（按照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对喜剧的定义，也就是那些知道内情并且聪明的人）。真实世界的参与者清楚地明白是戏中有戏是纯粹挑衅的（只要有人能够重新建构就可以）。我们对主体进行讽刺、不加掩饰、直白暴露。然后换句话说，我们同样也能观察旁观者对此作何反应。而这些观众是有微妙区别的。处在真实世界的女人不知她会在其他哪个剧目中现身，所以她只是一味地针对事实给自己辩护，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在嘲笑她。她没有发现我们在笑，只是想着通过严重挑衅、嘲弄和完全攻击来处罚我们。当这个女人使自己偏离了讽刺的对象，那么她在沟通时就可以脱离我们这个群体，而专注于与采访人的愤怒对决，而新闻意义的修复也就成功了。如果真实的观众在听的过程中并未思考阐述事例，那么一场我和讽刺对象之间，即讽刺偷窥，知道更多情况的我和拒绝这种沟通关系的讽刺对象之间，将展开一场真正的沟通较量。然后，在这场较量中，阐述事例有责任保护我；这就是叙述协议。

讽刺绝非单纯地插科打诨，它站在支持真理天平的立场。然而，话题需要与对象区分开来，而画漫画，撰稿人则有权力将他们的幽默用在他人身上，也能对他们的讽刺目标隐瞒事实。那些目标人物在直白的喜剧幽默中渐渐卸下面具，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外在的事实：在嘲笑自己的同时，他们对自己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他们无法看清自己，那么只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并且排斥接受在讽刺语境下既存事实。作为另一种选择，除了受辱其他什么都没感觉到。如果是侮辱，那么目标人物可以调转讽刺交流的方向，抹杀喜剧效果，并质疑讽刺话题并非诚心只当做玩笑（或是诽谤行为），而是心怀恶意。

3级，最低的等级，因为可有的事实少之又少，所以刚能达到讽刺目的。英国喜剧剧团巨蟒剧团和刊物《翻版》等高傲地凌驾在他们嘲笑的客体之上。这个赋有权力的姿态很是让人垂涎，以至于有些人想要试图使它固化为新闻报道的核心姿态。在宗教丑闻领域，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诙谐报道利用讽刺权力——如果不能够达到0级真实的水准。这样的例子从讽刺性娱乐剧（阿尔莫多瓦《不良教育》）到严肃地控诉和愤怒地漫画。

2级，包括事件直接相关方证词，但同时涵盖采访时实际情况。这一等级的新闻报道不会以正当观点去评价事实，而会偏向于讽刺地揭穿一个明显的说谎者。目击者和受访人没有权利拥有自身的观点，只能说出单个的，非一般化的事实。在新闻作品中，他们不承认普遍事实，而是侧重事例的阐述。同样的，受访人并不只是表达他们对记者所述真实事件的个人观点（否则的话那些观点就会变成声明而不是采访观点），而是叙述单一的事实真相。当他们的叙述仍在所涉单一事实的范围圈内时就不会有危险。然而，如果他们想要将他们的单一事实变成一个普遍有效的事实，就会陷入与新闻阐释事例相悖的对峙危险中。如果真的陷入这种情况，那么整个新闻界采访业的威力与能耐就会产生效力。尤克尔（1986）将之称为面子威胁等级的备战。引用杰弗里·利奇礼貌准则，出现采访对峙的情况时，能够从绝对礼貌的状态逆转到直接威胁人面子的紧张局势。尽管这些手段都属于语用学的范围，但是却能成功地用来解释这种采访中特殊的话语权分配情况。他们并没有将丢面子或给面子的根本原因确定下来，而这根本原因与谁能获得叙述事实真相的权力有紧密关系。通过新闻采访来调查事件情况的主动权并不是均衡分配，很明显这会倒向于阐述事例这一端。尽管采访采用的是对话模式，记者才是那个能够阐释事例全部，并且不会给受访人给出什么是事实定义，更不会采用苏格拉底先生的问答法。通过这种采访模式，这个阐释事例早已给受访人设定了主题。而受访人在采访时就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就主题发表观点，要么就顾左右而言他。然而，态度不明却让人理解为有意隐藏不说。所以，受访人在明确事实真相时，只是起了一个补充证明作用。如果一旦逾越，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对阐述事例权威的直接攻击，而这个权威是所述事件话语真相的基础。而要获得这种权威，就需要采访人在一些老生常谈中确定方位，在一些他们允许的范围内让我们的公众舆论去重塑事例整体的公共意义。这种引发事实可能性的解释并不会与阐述事例的真相定义发生矛盾。

回到新闻漫画中，漫画的出现概述了真相等级有效性的本质问题。显而易见，这些图画并不是一种作为美学对象的公众意见媒介。所以，阐述事例的意图最终决定了漫画意义。如果漫画只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单纯沟通互动，那么它也就不会背负如此重要道德责任。事实上，一些漫画确实体现了道德（穆尼和菲韦尔，1989）。只有一个赋有道义的要求才能证明即使违反政治正确性也是合理的，并且能够得到普遍礼貌地接受。要不是因为在道义和漫画者主观意境之间刻意地制造矛盾，人们不得不把漫画看成是冒犯或者诽谤（迪亚斯，2002；琼斯，2001；琼斯，2003；纳伦，1990；温切斯特，1995）。在诸多文化中，人们并不接受漫画的冒失，尽管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在不同地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它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一种追求更高道义的坚持——即是对抗社会行为准则的坚持。自从16世纪以来，一种奇异的说教性的图画方式开始在意大利广泛流传，即漫画。这种艺术形式很好地适应了时代潮流——特别是继霍加斯漫画在英国流行之后——变成了大众发表观点的媒介。漫画，特别是关于政治、阶级斗争，以及种族歧视漫画（德尔波特，1995；格林，1998），在社会危机严峻的年代，达到了它们的鼎盛时期。例如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期以及战争年代。而在当今，漫画只是公众舆论的一种普通手段。

尽管有这种传播，社会中的有些团体成功成为漫画和讽刺对象禁忌。我们把这一切归功于女性主义，因为针对女性的一些类型的漫画不再存在（利森比，1985）。同样地，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成功做到了从可笑到高尚只有一步之遥（le pas du ridicule au sublime）（改写拿破仑，颠倒一下这句的顺序，他于1811年从莫斯科撤离）。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已经把他们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除了女性（布雷利，博尔斯，和琼斯，1979），还有虽然不是作为宗教团体而是作为社会群体的非裔美国人（布朗－纳盖恩，2003）和犹太人（反－反－反犹太主义）。针对穆罕默德的漫画，伊斯兰世界集体作出了激烈反应，从而激发了关于道德化的公众舆论权利去超越其他人的争议，尤其是当它诉诸这些有意夸张手法时。过去，人们会认为宗教是不在争议范围内的禁忌话题，然而，如今人们可能声称考虑教区制度对宗教进行打击。正如科威特谚语所说，人们可以击打麻袋，警示呆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