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民间体育传承环境分析
民间体育除了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之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受到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谈到民间体育的传承和保护,除了支撑其传承的内源性要素以外,也要搞清楚民间体育目前生存的文化境遇以及人们的传承态度等外源性环境状况,这对于我们理解民间体育的生存现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传承的文化环境影响
从目前民间体育的发展现状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民间体育文化所置身的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变很显然对民间体育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到来,民间体育的文化境遇越来越尴尬,非主流和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所谓的西方体育文明及体育文化的渗入,市场化观念的深化,以及现代传媒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学校教育的缺失,共同导致了民间体育发展的断层尴尬和边缘化趋势。
1.西方文化的渗透促使民间体育的凋零
最早明晰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已经给各国的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21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发展进入了激烈的交流与碰撞的时期。在向西方高科技文明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习惯的民间研究也将西方的民间文化纳入学习的范畴。新概念的引入和新理论的运用为我国民间体育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民间体育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活跃期。然而不得不警惕的是,外来民间文化的研究应用和竞技化、职业化的文化现象正悄悄地改变着民族文化的属性,原生态民间文化的话语权逐渐丧失,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断层。如龙舟竞渡的职业化趋势以及处处相似的民间体育活动,还有大量的“伪民间”体育活动的盛行,使人们淡忘了民间体育的本义。在西方所谓的文明、文化的渗透下,不少民间体育的原生态文化痕迹逐渐淡化,民间体育的文化传统因此也将逐渐丧失文化记忆,逐步走向衰亡。当人们意识到民间体育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时,却发现民间体育的发展早已呈现颓废之态,缺乏内在生命机理的民间体育的现代发展已经呈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迹象。
2.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民间传统体育的割裂
正当人们如火如荼、虔诚无比地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时,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开展的经济改革,逐渐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使得人们越来越崇尚工具主义,所有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一切事物都能够产业化,都可以推向市场。于是一系列的文化产业热潮来临,当然,民间体育也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民间体育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保护民间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也有不少民间体育项目在推向市场之后,逐渐失去民间的立场,导致很多传统民间体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民间体育的经济价值逐渐突出,而其他的民间价值逐渐退却幕后。当产业化开发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非产业化的保护措施并未到位,不少民间体育文化的商品化使之沦落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事实上,一些重大民间节日及民间活动的举行已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桥梁,而民间体育项目因其良好的互动性又成为支撑民间活动的“脊梁”。如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少数民族体育盛会(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民间的节日(如三月三)等,已成为政府进行商贸洽谈、物资交易的经济平台,民间体育项目只不过是节日中的花边而已,早已丧失了神秘性和自主性。本不具备功利性甚至带有神秘性和庄严性的自发的民间体育活动,在强烈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变成了最具功利性的商业活动,这个转变的过程,无疑使得民间体育与其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了痛苦的剥离。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民间体育文化的“纯真”被异化和亵渎,民间体育文化的原有价值体系正在遭受摧残。
3.学校教育的缺失淡漠了民间体育发展的热情
对民间体育文化的冷落比较突出的一块领域就是当代学校教育。新中国建立初期,学校体育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校体育思想,一方面积极继承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而随着体育器材的普及以及“体育强国”和“奥运战略”的宣传,学校民间体育活动的阵地逐渐失陷。而学校体育的文化教育中对民间文化教育的严重缺失,也是造成学生对民间文化陌生,以及对民间体育活动不积极的重要原因。由于民间体育艺人都散落在民间,系统的传承教育的缺失,以及西方竞技体育项目教育工作者的大量涌现,逐渐影响了民间体育传承人的数量和传承热情,从而导致学生对民间体育观念的淡漠和民间体育文化知识的匮乏,更谈不上民间体育修养和进行民间体育的切身研究。当对民间体育的发展没有了热情,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熟视无睹”进而演变为“视而不见”,缺少了视觉冲击的民间体育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便可想而知了。
4.大众传媒的兴起限制了民间体育的发展空间
人的视觉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视觉形式,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它只看到吸引它的对象,即对它有较强刺激力、冲击力的对象。人们的物质生活在得到极大满足之后,精神生活的贫乏便越来越明显,所以逐渐出现了毫无精神体系的依靠情绪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能给人们带来独具特色的视觉印象,就能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心理学家早就指出,视觉最不喜欢的东西是那些静止不变的或者是那些不断重复的形象,所谓“熟视无睹”也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当视觉面对一个陌生的对象时,才会让眼睛睁大,进而映入心里。人的视觉具有求新纳异的倾向,因此,为了打造视觉冲击力,迎接“情绪消费时代”的到来,层出不穷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传播内容对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在改变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民间体育功能的发挥,并逐渐加速了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在当代社会中,电视节目的新奇纷纭、电影的视觉冲击、电脑的包罗万象等都吸引了不少受众,使得民间体育活动的主体逐渐缩小。而这些媒介又占据了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使原本属于传统的民间故事讲述、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与进行越来越缺乏市场。在大众传媒的受众和时间的双重挤压下,传统的民间体育文化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危机。
(二)民间体育的传承方向
1.传统与现代
显然,经典民间体育事项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而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传统已成现代的参照物。在现代意义中,传统还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现代语境下,传统大多是指过去的东西,这是它的时间性。那么,传统到底要被延传和继承多长时间,才能被看作传统呢?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是指从倡导者到接收者这样的过程,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正因为人们常常把现实社会里存在的一些物质或非物质的东西认定为传统,传统又有了空间上的意义。换句话说,传统在时间上的意义必须在空间里表达,即便是精神性的东西也必须通过“现在”可感知的个案或文本作为载体而体现。从对传统的阐释可以发现,民间体育事项基本都是经历三代以上人们的传承,并能在现实的体育活动中感知,所以说民间体育是传统的。
然而在现代化背景下,民间体育并不是静态的存在,它一直在传承的过程中借用了不同的文化元素,这种通过借用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分来强调自己族群的文化特定性,实质上是传统的再创造。文化传承重要的外在动力是文化接触,它直接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采借。民间体育的发展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少经过改造的民间体育活动或者呈现出更多的竞技性,或者是更多的商业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元素及商业化市场元素的介入,使民间体育的传统出现了蜕变,现代化是目前民间体育发展呼声最高的一项选择。民间体育的现代性表现在为了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而对地方和群体自身的文化历史遗产添加一些有意义的成分。当下地方政府最热衷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间体育这一传统的现代化适应,民间体育的现代性俨然成为重构地方认同的重要资源。
从结构上说,当今社会并没有什么传统与现代之分,因为处于当今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差别只在于有些处于中心,有些处于边缘。既然现代社会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的结构统一体,那么谋求发展的社会难以摆脱这种结构性制约。当所谓的文明的西方现代体育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出击,试图实现以己为中心进行世界性扩张的时候,传统的民间体育的文化体系要被打破。事实显示,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已经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传统的本国民间体育正在接受它的扩张并不断地改造和适应。
2.依附与自主
现代体育文化强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产生的。对民间体育的文化群的渗透以及拥护者的掠夺引起了大众的崇洋心理和严重的“文化倾斜”现象,苦恼的民间体育文化开始了依附与自主的定位研究。
“现代化”一词在时间逻辑上的错乱来自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其中蕴含着文化霸权主义和依附主义。正是这个观念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心地位、非西方民族边缘地位及内部分裂的现实,也同样造就了此种氛围下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状态下,中国人对民间体育所寄予的情感期待远远超出正常的状态。无论民间体育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如何完善,仍然难以取代西方竞技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霸权地位。目前我国的现代体育文明建设仍然依附于西方体育文明,并且西方体育文明渗透于民间体育发展中的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民间体育过度的商业化和竞技化发展趋势,充分证明了作为民族原创性动力文化的民间体育已经阵地失陷。奥运会前各个社区如火如荼的民间体育活动、奥运会开幕式上如诗如画的民间体育舞蹈,无不让我们重温了民间体育的原生精神和朴素特质,但是细细想来,民间体育竟然是依附《奥运争光计划》的宣传,依靠奥运仪式的传播来实现自身的普及的,而且民间体育自娱自乐的内在又与西方体育追求竞技求胜的本质大相径庭,这让民间体育的自主性更难体现。
从文化战略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时,应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解剖与反省。民族意识并不一定导致各个文明集团的敌对、冲突,在对话、交流、协作中体现的应该是对彼此的尊重。民间体育文化资源是多元文化生态中的宝贵基因,因为它带着无与伦比的原创性才被西方文明所羡慕。民间体育的个性、素养、底蕴必须被清醒地认识,不能只是模仿别的文化,否则必然走向停滞,这样的民族也将成为伴生民族。当然,民间体育的原创力也需要外部挑战的激发,但从根本上要有内在精神应战,学会在封闭与开放、复古与变革、现实与理想、大众与精英等矛盾的张力中,建立一种适应民间体育再成长的文化气氛。目前,文化替代和文化适应的前程并存,那些被冠以“发展”的举动是否导致他文化的替代,抑或地方文化基础上的适应性发展,均取决于是否保持了文化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体育目前要做的就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相互学习中,坚守阵地,固守尊严,尊重原创,坚持批判的发展,唯此才能抵御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文化越来越同构而为文化世界带来的失序风险。
(三)民间体育的传承选择
1.从民间信仰到公共艺术的认知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本,是能带来效益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经营手段。”[1]当人们在艺术领域探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话题时,民间体育文化作为艺术资源,是在全国旅游业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的选择。
民间体育最初是作为民间信仰而获得生机的。比如民间舞蹈“摆棕轿”等体育活动是妈祖庙会中“闹妈祖”活动的代表性舞蹈,表演人员由扮成不同神职的乩童、仪队和锣鼓人员等组成。舞蹈以鼓乐为节点,动作强劲有力,场面壮观,极具艺术感染力,而且演员表演技艺水平高超,有的甚至超越年龄界限、超越自我,以一种非我存在的状态来演绎,达到驱妖避邪、期盼平安的目的。这充分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民间体育活动的信仰功能一度发达。
直到现代社会的科技发达时期,民间体育的信仰功能才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却是公共艺术倾向的大力发展。公共艺术泛指一切具有公共性质的艺术,可以表现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艺术形态,如景观、建筑、视觉导示等,也可以表现为公众兴办和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民间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民众所共同享有的”艺术,一种“公共参与”的艺术,不隶属于任何一种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一种艺术存在。首先,它是处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城市广场文化的兴起和农村庆典文化的再现,使得民间体育的生存空间较之解放之初更加立体,更加宽泛。其次,它是“民众所享有的”艺术。很多民间体育活动都是公共的,比如秧歌,虽然大多集中在北方,但是南方几乎没有不认识秧歌这种运动形式的。还有龙舟竞渡,已经不单单是南方的艺术活动形式,已经扩布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这说明民间体育活动已经实现了由地方民众持有转变为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的公共财产。再次,很多民间体育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它的艺术创作主体是民众,参与者也是民众,这也与公共艺术的“公共参与”是一致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国际接轨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必然趋势,也是民间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传统文化放置在现代艺术之中,不仅能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使现代艺术具有鲜明个性而屹立于国际文化艺术舞台。因此,将民间体育文化置于公共艺术的领域进行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从真实场景到时空再造的行为
民间体育的市场发展逐渐导致了民间体育场景由真实性、唯一性向复制性、重复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民间体育事项的生存时空和文化底蕴各不相同,或者注重宗教仪式、祭祖祈神、生产劳动、节庆集会,或者注重婚丧嫁娶、谈情说爱。尤其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体育事项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已越来越多地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经济项目,并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播媒介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民间体育的发展呈现出时空再造的复杂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当地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风景秀丽,文物古迹众多,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带动经济建设的首选项目。利用传统的民间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间体育活动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它不仅可以生动地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还能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商业气氛等。
为了更好地达到经济建设的目的,原本与信仰民间、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紧密相连的民间体育活动,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被打破。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民间体育事项的程式化、仪式化以及循环性和再造性。旅游景点的民间体育活动打破了原来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场景,忽视了赖以依存的民间文化时空,其内容也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比如滇东南彝族地区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因为当地人认为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而目前为了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只要游客有需求,跳宫活动就会继续,不断重复,不断再现。
3.从一成不变到不可逆转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民间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一半一半的变化。前半段时间基本处于一成不变的态势,后半段时间却经历着不可逆转的适应性改造。也许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介入,民间体育活动还将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没有大的改变。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民间体育活动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外界的活动项目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一成不变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亲民,更加具有互动性,而且可以忽略文化差异,直接参与,这也显示出民间体育无穷的魅力。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民间体育活动经过改编更加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又增强了竞技性和职业性。不仅提高了艺术欣赏品位,也为区域性的利益群体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民间体育的改编态势愈来愈成熟,目前的民间体育形式已经脱离了旧有的窠臼,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性已经出现。
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项目,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通过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种、降魔等内容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到情绪的渲染的改进,使这个古老的民间项目获得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活动在改革开放后都进行了形式上的改变。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这些改变后的民间体育活动又重新回到民间,再次经历市场的验证,实现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民间体育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然生态环境已经出现了大的变化,社会文化环境也呈现出不断改变的态势,因此,民间体育活动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体育传播的空间,为民间体育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民间体育传承的保护研究
(一)民间体育传承的保护
首先应该是学术的立场,这是民间体育研究学者做研究最基本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以学术为基点,冷静观察,积极、客观、全面地记录。它要求民间学者将自己的身份尽量客观化,无论现实际遇如何改变,研究对象如何变迁(充实、蜕变、扭曲、断裂),都要学会利用现代民间体育理论和高科技手段尽可能详尽地搜集、录制资料,然后给予科学的分析,探讨其演进的原因和规律。因为,从学术的角度看,民间体育不是凝固不变的历史“遗留物”,而是活态的文化生命体,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流变之中,在社会非常态发展的情况下,发生剧烈变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能够在现代变迁的际遇中研究民间体育活动毕竟会为后世留下更加宝贵的科研资料。
其次是社会立场。作为民间体育学者,面对急速变化的现实,当清醒地意识到民间体育应当对变化作出反应时,就要积极、合理地介入。因为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一定同时又是不同程度地置身于民间之中的有知觉的主体,要毫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与一般民间体育参与主体的介入不同的是,这种介入必须“合理”。这里的“合理”,并不是指介入多与少的程度问题,而是说必须按照民间体育学的“学理”去介入。因为民间体育每前进一步,都会增加一点什么,也蜕去一点什么。从民间体育文化本身来说,蜕去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但对于历史来说恰恰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对于那些具有积极意义但并没有被充分认识的民间事项,要做充分的学理上的解释,使之健康发展并发挥良好作用。这既是体现民间体育学者自身的学术立场,又是他们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最后是人文的立场。这一立场,在民间体育研究具体时空领域也许并不明显,而实际上却是隐含于其中的人、表演情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关键词中,它的存在使单纯的学术立场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度,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它要求民间体育学者在面对众多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不得不进行变革的时候,更多地从正在变革的民间体育文化的民众主体的角度进行思考,理解他们生存、发展的诉求,尊重他们自己合理的现实选择。唯有如此,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才能接近和融入他们的变革之中,才能更真切地观察,更深入地体验,更准确地收集,进而实现更科学的研究。人文立场实际上是学术立场的一种升华,人文立场也是民间体育学者能否合理介入的前提,是提出的意见、建议能否真正与民众相通的关键。
(二)民间体育的国际发展
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生成于漫长的农耕时期,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发展成熟,它的传习形态与当时特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政治需求,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失去了先前的自在自为,成为政治工具。最近的一次为传统民间体育活动提供变革契机的就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对民间体育文化的演进来说,就是一次非常态的历史机遇。而由于以下原因,这一遭遇变得更加严峻。这种突进式的发展,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从封闭自足到对外开放,从自成一体到与世界接轨,整整跨越了人类发展几百年的历史空间。经济的大变动,撼动了人们固守千年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思想信仰。同时,还有现代文化(主要是外来文化)的有力冲击以及国家行政的积极参与。如此种种,从不同的方向、层面使传统民间体育文化形成诸多极其复杂的机遇。这些机遇其实主要是经济和政治的需求而造就的。
一是出于“经济需求”。因为文化“含金量”之高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民间体育的品牌化、产业化和竞技化的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朗,其商业价值的开发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得到了经济收益。然而,民间体育文化有形也无形,它有现实功利的价值,更有超越功利价值的价值。究竟如何对待经济需求下民间体育的发展,是开发民间体育商业价值的首要问题。
二是出于国家形象的要求。中国的国土面积决定了中国必然对世界起着非同寻常的影响,那么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典型的文化标识作为国家形象以与其他国家实现简约的互动和交流。特别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化标识必须是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还必须是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根底相连的文化,而不是从他处搬来的无根之花。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富有凝聚力和归属感的民间体育在开幕式上气势恢宏地呈现,令我们兴奋地感受到了民间体育作为民族和国家文化形象的韵味,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民间体育在价值体系、审美情趣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以及毫不逊色于西方体育文化的现代美。
三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当我国成功加入WTO后,文化市场的大门只要打开一条缝,外国的文化产品就能蜂拥而至。面对西方奥林匹克的竞技形式,西方所谓的体育文明的大肆渲染、西方物质体育文化的普及等,在这个文化阵地里,损失的可不仅是市场的份额,更是意识形态的份额;受威胁的不仅是经济安全,更是思想和政治的安全。如何使中国的体育文化更具竞争力?如何保护国内的体育文化市场?这就要重视民间体育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
四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危机感。目前我国的发展仍然未能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形式,当高科技领域无法侵入西方国家科技阵地之时,作为原创的民间体育文化形式却可以很好地打开西方文化的缺口。在世界文化发展追求和而不同的今天,民间体育的发展不仅可以缓解国家国际竞争的危机感,亦能带动国内文化发展的原创氛围和内部凝聚力。
最后是增加国际竞争的新内容。从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是贫穷单薄的外在形象。在国家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的时期,丰富国际竞争的内容必然为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改观。只有不断发掘国内原创性的民间体育文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不仅拥有巨大的市场,而且更具有强有力的民族精神。能够不断吸引国际市场的注意力,让中国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具有内涵。当我们终于正面意识到民间体育文化的重要性时,才发现民间体育的保护与传承是如此重要。
三、我国民间体育传承的系统探索
(一)民间体育传承的载体
1.民间体育系统及其结构
民间体育是以民间活动和体育运动的表现形式规范民众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传承民族文化最具生命力和能动性的手段和方式。民间体育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系统,本身就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而根据不同的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的不同,民间体育系统的结构也大相径庭。
(1)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民间体育系统。如果从时间节点上来考察民间体育空间分布的话,源远流长的岁时节日一直是民间体育项目传承的沃土。比如村落民间体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固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单位,它还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概念。时至今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体育赖以传承的空间大多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大部分民间体育项目打破了原始的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庆场景,使民间体育依存的民间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涵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意蕴,而逐渐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民间体育系统。民间体育的传袭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才能完成,因此民间体育系统是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深层结构,而外在则是以民间体育功能体系为体现,来完成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系统的任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固定地存在,民间体育同样如此,民间体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之一类[2],其未来必会随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因为文化的柔性和韧性,不仅可以调适民间体育已经适应了的、改变的环境,而且能够造就民间体育的多样性的变迁,它内在地规定了民间体育的深层结构。而民间体育的功能则是外显的,能够为民众感知和察觉,并且已经被利用。功能的变迁、民间体育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往往改变民间体育的功能体系,又调适着功能体系的重组。
2.民间体育系统的环境与开放性
民间体育生存的外部环境既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相关联,也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有密切联系。比如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乡村落中抢花炮活动的考察发现,侗乡地处偏僻山区,村落中地缘关系、人口关系固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又融入了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的文化特色,产生了同一地缘的文化认同性。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各种体育仪式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农耕思想以及求子、求财、求平安的价值取向为主。涂传飞在研究中指出,涂村的舞龙活动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几经曲折前进,充分说明了民间体育系统受环境影响很大。
民间体育系统的开放性,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影响下也表现得很充分。比如花炮节,现在已经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开放,龙舟竞渡的发展早已扩及世界范围。龙舟竞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南方水地的民间专利,直到1984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做出决定,将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年10月,在广东佛山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省宣昌市宣告成立。1985年7月,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在葛洲坝三江航道举行,观众多达数十万人。这样的龙舟竞渡至今已举行了几十届。近年来的龙舟竞渡,赛制趋于完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向国际性赛事发展。龙舟竞渡需要宽而深的江海湖泊,水域浅小浮不起船的地方就竞渡不成。于是,浅水地的人们就做成“旱龙舟”,在街市、高台、场地上游走,俗称“迎鬼船”。比如江西一带就有这样的风俗,举行时间亦在端午节。从龙舟竞渡向全国范围的发展和在局部地区所改进的表现形式来看,民间体育系统的开放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活跃。
3.民间体育系统的行为与功能
民间体育具有传承与自我调适行为。民众是民间体育传承的实体载体,也是民间体育演变的主导线索。民间体育其实就是围绕着民众,即人的生物本能和文化本能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一系列活动。民间体育传衍的一个成熟的研究路径不仅要关注体育民间事项的研究,也要关注它的主体——人的研究。这其中民众又可分为民间体育的传承人和受众群体。民间体育的传承人是民间体育项目传衍的实体载体,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民间体育的传承行为,或者将好的文化传承,或者将封建不良文化进行传承。当然,与民间传承人相匹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主体就是民间体育的受众,即观众群和参与群。民间体育项目的传衍变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根本动因是通过文化主体的需求来实现的,因此从民众需求的角度讲,民间体育系统还具有自我调适行为。
从系统本身来看,要素和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因为只有具备必要的素质或性能的要素,才能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但是同样相近的要素按照不同的结构组织起来,则会产生不同的功能。而民间体育系统的存在和传衍要素无外乎人、时空、表演和社会文化支撑,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系统本身功能。
人的要素是民间体育的存在要素,具有目的性,是其顺利传承的支撑要素,而相应的社会文化因子是民间体育系统的层次要素,具有内在的提升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演习民间体育的功能也不同。比如清朝末期,中幡表演相对于表演者而言,只有获取生存能力的功能,而目前一些民间体育项目的表演则不仅具有使民众生存的功能,还具有强大的地方经济功能。
民间体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由特定的人群参与的表演过程,它是社会现实的象征符号,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形态和当下社会的文化价值。从表演历程的角度考察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生关系,既形象地表达了民间观念,又呈现了大的社会背景的发展、变化和承续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民间体育的映射功能非常强大。
时空对于民间体育而言是不断的场景变换的组合。时空的特性赋予民间体育多样性,时空的排列赋予了民间体育的传承性,时空的转换预示着民间体育的变迁,对时空的研究就是对民间体育的传承功能的研究。
当然,系统功能的发挥还与外在环境有关系。首先,同一系统对不同功能对象可能提供不同的功能服务。同样的民间体育活动,相对于参演者或者受众可能就是以娱乐的功能为主,而对于统治阶层则是着眼于它的维系功能。其次,系统功能的发挥还与所处的环境和氛围有关系,即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会赋予民间体育不同的功能内涵。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是民间体育存在的支撑要素。民间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既具有束缚性和保守性,又具有传承性和开放性。民间体育所传承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束缚着民间体育的表演,但是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张力又让民间体育表现出开放性和创造性,如此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使得民间体育的教化功能、维系功能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社会转型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改变,带给民间体育发展的冲击绝对不可小觑,尤其近百年变迁速度之快可以超越以往上千年的记录,而民间体育浓厚的文化色彩早已覆盖了原始的淳朴色彩,时代的烙印已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
(二)民间体育传承的系统
1.民间体育传承的系统思维方式
(1)由局部思维向整体思维的转变
如果按照传统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那么整体就是各个部分的加和,认识了各个部分也就认识了整体。因此,研究某个对象只需要对其各个要素进行细致观察就可以了。如果按照这一思维方式对民间体育进行传承研究的话,那么时空要素的静态性、人与表演要素的动态性以及社会文化、变迁要素的复杂性糅合在一起就可以研究民间体育了,那么民间体育面临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机遇又该如何抉择呢?很显然,这些要素的简单相加并不能代表民间体育的发展轨迹。而从系统的角度思考,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的孤立特征和活动的总和,不能说明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而这些要素却受整体活动规律的制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体的特征。这种非加和性的思维方式启发了我们,要把握民间体育的发展方向必须从宏观上思考,强调整体效益。例如,在前边我们提到的延安秧歌和彝族火把节的现代发展道路,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人口增长、环境改变、资源消耗等多种因素,还要考察与当地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之间的联系互动,才能更好地引导这些体育项目的传承开发。
(2)由单向度向多向度思维的转变
实现思维的多向度才能达到对于系统中各个环节和要素的全方位把握。当我们将目光紧紧锁定民间体育传承的几大要素的单独研究时,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把握民间体育的发展也只是注重各个环节和单个要素的研究,是一种片面的、平面的研究方式。那么,对民间体育的发展也只是提出了单个的发展目标,只考虑单一的解决路径。而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违背了民间体育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的特点,绝不适合民间体育系统的发展。而系统的思维则是多向度的,它主张对研究对象的多方面、多层次、多向联系以及多种可能的考虑。这一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对民间体育的传承发展必须秉承立体式的思考方式,去把握民间体育各个要素的多级本质。民间体育的系统性发展需要的是包含多个目标在内的目标系统,而且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考虑多种途径和方案。只有这样,民间体育的发展才能更加准确,也能更加精准。
(3)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思维的转变
系统本身具有耗散结构和自组织的发展模式。而民间体育系统在改革开放后的开放式发展,证明民间体育的这一系统特质明显存在。因此,对于民间体育的传承发展,绝不能忽略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各种交换和联系。
系统的思维方式是开放性思维。根据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任何一个系统要出现自组织现象,使自身形成一种更加有序的稳定结构,就必须远离平衡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能量、信息与物质的交换。这一特点在民间体育的功能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必须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很多民间体育项目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待这些遗产,是守望还是创新,根据系统发展的开放式思维,答案无疑是需要创新。其实千百年的发展路径已经告诉我们,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是根本不存在的,经过时代的流变以后就是亚生态了,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很显然,民间体育的发展并没有只注重自身的发展,而是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进一步发展。因为很多民间体育项目是好的,或者是做得好的,所以它被传承,就形成了以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思维方式启发我们,对待民间体育的传承发展,开放的态势是必需的,因循守旧只会导致民间体育的衰败。
(4)由静态向动态思维的转变
民间体育系统要适应时代的转变,尤其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只有动态的思维方式才能帮助其应对现代传承的各种变化。
系统的思维强调动态的认知路线和发展路线。在应对人们不断增长的认知结构和不断变化的时代形势时,动态创新的思维是必需的。也许一个民间体育项目的发展在最初仍然保持着其基本的因素,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如延续已近200年、诞生在太湖畔的百叶龙,为了寄托对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憧憬,1957年在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协助下得到了改编,在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引起轰动,还被邀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表演。2000年时,百叶龙为了跟上新世纪的步伐,决定进行重新加工改编,实现三大突破,演员人数扩大3倍,变舞台舞为广场舞,原先的单龙独舞改为双龙齐腾。同时还重新制作了伴奏音乐,无论是服装还是道具,均以全新的阵容出现。现在百叶龙不仅被批准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长兴县建立了百叶龙基地,经常出国演出。原本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百叶龙正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迎合了大众的品位,才实现了扩张性的发展。这一发展思路也告诉我们,在把握民间体育的发展时必须密切跟踪民众和时代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掌握民间体育的运动轨迹。这一过程也说明了对于民间体育的现代传承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不仅要研究反馈调节,更要做好跟踪研究的准备。
2.民间体育传承的系统素质
(1)系统自检
系统自检就是要说明自身发展的情况。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民间体育的发展不仅要了解世界、了解环境,更要了解自身。了解自身具备怎样的决断力,怎样的发展结构,怎样的控制能力和流变规律。
民间体育具有内在的文化张力,而这一文化张力是其自身不能充分自检的。如果民间体育系统能够自检成功,那么民间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就不会出现文化学者的“觉醒式呐喊”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塑造的民间习俗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所以民间体育的发展要时时进行自检,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究竟自身具备了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检,那么就会面临淘汰。不少民间体育项目已经濒临消逝的边缘,就与自身的自检素质不强有很大的关系。时代已经在发展了,却仍然守望,而未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如果不能通过自检进行优势互补的发展,那么很多农耕时期形成的民间体育项目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下极有可能灭绝。只有不断地自检,不断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根,才能更好地流布和传承。
(2)创新精神
古人云:创业难,守业更难。当然在现代社会,民间体育的“创业”与“守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个民间体育项目而言,不断地改革发展路径,不断地创造新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在“守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业”。如果不创新,面对日益变化的文化土壤,民间体育项目就会失去竞争力,失去生长的内容。从民间体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民间体育的创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民间体育在全球化发展中不断地吸收、消化各种文化思维,通过这些交流和碰撞,民间体育正在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不断地更新、替代和传播,以更加深入地植根于民众。当然,创新是带有一定风险的。当民间体育成为民间旅游的主导项目,逐渐实现其功利化目的时,民间体育的很多文化内涵在悄无声息地消逝。对待这一现象,我们要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一个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优化过程,改变民间体育功能要素或者社会文化价值要素都会为民间体育系统带来新的结构性质,这种新的结构性质无疑是适合当下的发展的,是不会被时代淘汰的,这样才能做到在“创业”中的“守业”。
(3)忧患意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忧患意识,就会失去奋斗的精神,没有了存在的生机和活力。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这一源自中华民族对传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民间体育系统的发展中也有着深刻的印证。
民间体育可以帮助塑造国家形象,可以帮助增加国际竞争新内容,由此可见民间体育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民间体育的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是目前的发展仍然面临着挑战和压力,这就必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继续开拓。因为首先西方体育文明的侵入已经给民间体育的受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民间体育受众的流逝非常不利于民间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具备忧患意识也可以让我们在解决民间体育的发展问题时更加倾向于改革的层面,而改革势必需要良好的创新精神,既增强了民间体育的创新素质,也激发了系统自检的必要性。因此,只有保持民间体育现代传承的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地增强风险决策力,保持生机和活力。
其实,忧患意识也是时代赋予民间体育发展的新特征。具备忧患意识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也可以坦然应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这样民间体育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实现对国家形象和竞争力的帮扶作用。
(4)宽容精神
宽容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整体思维,讲究中庸和谐。宽容意味着尊重多样性的存在,力求平衡的发展模式。因此民间体育的现代传承中,宽容精神是造就民间体育丰富和充满活力的前提素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间体育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固有的(大体指原生态的、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文化,每个族群的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丰富心灵的智慧,丰富性是它们的最大特征。民间体育的宽容精神是面向世界文化一体化趋势而言的,要保持民间体育的现代传承,重要的是尊重民间体育的“自在”和“无涉”。在宽松的情境下自由地发展,快乐地成长,与世无争,才是民间体育传承的主旨。然而由于文化霸权的出现,“竞争”这一不期而至的幽灵瞬间扰乱了民间体育的发展。因此在这曾经自在的境域内,如不抱着宽容接纳的意愿,民间体育就极有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被人类弃置不顾。一切的文化自我膨胀在人类族群的集体记忆前本质上都是脆弱的,不能永恒的。
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享有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所创造的民间体育成果,与此同时也应负有保护、优化的责任。为了能够在这样一个被文化标准化所威胁的时代实现民间体育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各种角色和演员。他们不只用一种声音说话,而且能够抵抗那些瞬间的变化。显然,应倡导“维护地球的文化色泽”——关注文化生态保护,与维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共处,相互交流,这也是我们越来越重视民间体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以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民间体育的发展,维护民间体育文化族群的特异性和相互关系,就是关注文化生态保护、实现民间体育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精神。
[1]陈淑媛,黄育聪.创业文化产业:妈祖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向[J].莆田学院学报,2007 (4).
[2]钟敬文.民间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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