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生平
孟子（约公元前385—304年），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女织，家境比较贫寒。孟子年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习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对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便再次搬家。这次是搬到学校旁边，孟子便从此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势力最大，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捍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础，对光大儒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孟子的宣扬，战国时的儒学才成为诸子之学中的“显学”。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十分推崇孟子，尊为“亚圣”。
（二）孟子的哲学思想
1．性善论：仁学的心性学根据
孟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用来发展仁学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
（1）“不忍人之心”的提出
孟子从人的心灵深处探究“仁”的心性学根据。他并没有满足于一般地讲“爱人”，而是透过“爱人”的表层现象，深入到人的心理活动的深层进行探讨。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同情心”。孟子举例说：人突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去，都会有惊惧和同情的心情。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要讨好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个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从人天生的本性中发出来的，这就是“不忍人之心”。由此，孟子作出结论说，他的“仁政”就是根据这种“不忍人之心”提出来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这就是说，“仁政”来源于“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观念。古代的帝王所以有“仁”政，那是因为他有“不忍人之心”，有了这种“心”，行了“仁政”，那么治理天下就十分容易而且不会失去。
（2）孟子的“四端说”
“不忍人之心”孟子也叫做“恻隐之心”。除此以外，孟子认为人人生来都有的天赋本性还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或叫“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就是孟子说明天赋道德观念和论证人性本善的根据。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这就是“四端说”。人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这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所以，孟子得出结论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意思是，这些“心”，这些道德品质，并不是由外面强加给我的，而是人生来本身就固有的，只不过没有好好想罢了。
（3）对孔子的仁学思想的拓展
关于“人性”问题，孔子只讲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并对仁爱之心的由近及远的推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规定。孟子以三个概念：爱、仁、亲来解析“仁”的内部深层结构。三者与“仁”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统归于“仁”，都是“仁”；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有着各自的规定和内容。它们通过各自施予的对象不同以及亲和力的强弱不同而共同表现着“仁者爱人”。具体说，就是爱之于物、仁之于民、亲之于亲。亲亲、仁民、爱物，它们在本质上统一于“仁”，处于一种由近及远、由浅及深、逐渐递进的联系之中，恰好地构成了“仁”的推衍、引申的现实具体的过程。孔子所没有明确的理论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2．天命：孟子哲学的核心范畴
孟子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积极成果，剔除了天命人格神的含义，赋予天命以自然之天、社会趋势之天命、伦理之天命的含义。
（1）“自然之天”
在自然观上，孟子的“天”一是指日月星辰、四时、云雨等自然现象及其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二是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或本原。他认为，“天之道”具体表现为：日月星辰有其“故”，四时交替、禾苗生长有其“时”，水之流行有其“道”。“故”、“时”、“道”诸概念，是对自然之天的进一步规定，它们的存在是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孟子说，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循天道，顺农时，就会“谷会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了；反之，为所欲为，揠苗助长，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受到惩罚。孟子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为他进而探讨自然万物的本质提供了必要的认识论基础。
（2）“社会趋势之天命”
孟子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又用天命表示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必然性，这就是他的社会趋势之天命。孟子将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必然性称为“天”和“命”，又具体表现为一定的“势”和“时”。孟子认为，政治清明，社会崇尚德才，德才低者为德才高者所役使；政治黑暗，弱肉强食，弱小者为强大者所役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顺之则存，逆之则亡。历史上，武丁、文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视人事，推行仁政，建立了功业。孟子的“势”、“时”范畴是其社会趋势之天命的具体展开和表现，亦是对天命的进一步规定。其含义一是指社会治乱、国家兴亡所具备的经济、地理、人事、民心向背等客观条件。客观条件的有无、好坏决定了“势”、“时”的难易，所以“势”、“时”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二是指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时机和趋势。
（3）“伦理之天命”
在伦理观上，孟子将天、命视为人性产生的依据及其发展的一定必然性，这就是其天命范畴的第三层含义，即伦理之天命。孟子认为，声色臭味之欲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但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具有仁义礼智伦理之性。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它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或谓“四端”；另一方面，道德观念的产生受到后天的人为及环境的影响，同社会经济状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加强后天的修养和践行，人生而具有的仁义礼智善端才能变成现实的仁义礼智“四德”。总之，人之善端的产生是自然的，后天的善与不善是人为的。这种自然说和人为说，对否定宗教“天赋人性论”，推动古代人类对人性认识的深化，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孟子从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探讨人的本质及伦理观念的产生，赋予人的本质以“人”性而不是“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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