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31岁的咸丰皇帝驾崩，这是一位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倒霉的咸丰帝登基不久就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倒霉的是后来又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面对接踵而至的国家大难，这位荒废朝政且优柔寡断的皇帝束手无策，他只会在酒色中找寻刺激和平衡，乃至于他最后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梅毒，倒成了后世的一桩宫廷疑案。
咸丰撒手西去后，他那只有六七岁的儿子不得不坐上了龙椅，是为同治元年。而实际上掌握国家政治命脉的，是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
幸运的是，这个啥也不懂的小屁孩，却偏偏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这都是那个年代极为难得的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在他之前的道光、咸丰，在他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
而更为幸运的是，傻人有傻福的同治皇帝居然同时拥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等一大批辅佐他的重量级名臣。暮气沉沉的大清王朝，就这样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而随后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给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清同治帝像
辛亥革命后的故宫，清朝的国运早在那之前的道光年间就已经衰落了
而这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机遇天窗，恰好把它最灿烂的那一缕阳光照在了开埠还不满20年的上海滩上（1843年上海开埠）。
无巧不成书的正兴馆
同治登基这一年，闯荡上海滩的宁波人祝正本和蔡仁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在当时，闯荡上海滩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留学一样，是一件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事。
祝正本和蔡仁兴原本就是结拜兄弟。初到上海滩的他们当然也会迷惘，那会儿可没有什么人才招聘会之类的机遇，于是他们合伙开了个杂货摊。
但充满梦想也充满激情的他们很快就发现，摆个饭摊生意会更好：因为像他们一样来上海闯荡的“乡屋宁”（乡下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满世界乱闯的外地人不管在上海找到了什么样的营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填饱肚皮。
来上海时，他们当然是带着一点本钱的，但这点本钱显然也是他们最后的血本。而拥有梦想与实现梦想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中间当然需要决策者的胆识、魄力和勇气，也需要机遇、缘份和巧合。
20世纪30年代上海繁荣的商业街道
无巧不成书的是，他们恰好遇上了一个同样来上海滩闯荡的无锡厨师，而离他们的杂货铺不远的弄堂里恰好也正有一家铺面寻找新租户。于是，一场后来震动上海滩乃至整个中国美食界的大戏拉开了帷幕。
开饭馆当然需要一个字号，这个不难，哥俩好的祝正本和蔡仁兴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合为“正兴馆”，而饭馆经营的菜肴当然要听那位无锡大厨的。这就奠定了他们最早的风格特色“锡帮菜”。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因为“正兴馆”的诞生看起来是无巧不成书，但“正兴馆”的背后，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上海滩美食界怀胎十月的必然结果。而后世成形的本帮菜，是本地风味菜肴和徽帮、锡帮、苏帮、甬帮等诸多江南风味共同孕育出来的一个新生儿。
祝正本、蔡仁兴的“生意经”
祝正本和蔡仁兴那会儿的经营思路很简单，那就是“货真价实，选料精细”，他们相信前辈生意人千古不变的训导，那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实实在在地做好一个饭馆本来该做的事——把菜肴做得更好。
那会儿上海滩生意最好的，要数“人和馆”和“泰和馆”这样的本地风味菜馆，他们的成功诀窍也很简单：本地口味、价廉物美。这一点“正兴馆”不用学就会，因为最好卖的菜无非就是当时最流行的“肠汤线粉”、“咸肉豆腐”、“炒鱼粉皮”、“炒肉百叶”（炒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烧肉）。但如果只有这些菜式，新面孔“正兴馆”显然并不占优。
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那时候闯荡上海滩的小人物大多怀揣着“发洋财”的梦想
他们必须要拿出属于自己的特色菜肴来，而且同样必须要“价廉物美”，这样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相对于当时的上海风味来说，无锡菜显然更甜了一些，但好在锡帮菜有“太湖船菜”的精细底子，相对于当时还很“土”的本帮乡下风味来说，“正兴馆”握有一张好牌，但好牌也要看怎么打。
无锡菜的一大特色是河湖鲜。但梁溪脆鳝、脆皮银鱼、红烧甲鱼这样的菜式，不是很好卖，而红烧肚档、青鱼划水（尾巴）、奶汤鲫鱼这样更为亲民实惠的菜式显然更受欢迎，只是需要更为雅致、清淡一些才好。
于是，“正兴馆”的创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无锡风味进行取舍和改良。梁溪脆鳝这样的菜式还是保留，但要减少黄鳝的采购量；甲鱼太贵，银鱼难以保鲜，客人不订不做。而红烧菜青鱼肚档和划水这样的菜式，需要减些甜头，卤汁也要更为红亮和稀薄，这样才更能“上得了台面”，至于奶汤鲫鱼得换个卖相，蛤蜊鲫鱼汤在食客们看来，更为实惠和鲜美；而在这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正兴馆”也推出了“红烧圈子”这样的一些响当当的创新看家菜……
不知不觉中，起步之初的“正兴馆”做了这样几件事：
其一，就是主动自觉地向上海口味靠拢。事实上，当时模糊中的所谓“上海口味”也正是糅合了徽、锡、苏、扬、甬等相似的江南风味后的一种“中庸”的产物。换言之，“上海口味”的味道个性必须更有“普适”性，因为只有更为“广谱”和兼容，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
草头圈子始创于同治老正兴
其二，正兴馆的菜肴风格也为当时的本帮菜馆乃至后来的整套本帮菜系，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后来的“浓油赤酱而不失其味，扒烂脱骨而不失其形”。因为新老上海人都已经开始走向富足和安定，这些舌头越来越“刁蛮”的顾客们需要一种既脱胎于家常实惠菜，又比普通的家常实惠菜更为精致的一种新风格。
“正兴馆”很快迎来了它的春天，这种既扎根于市井，又带有太湖水草气息的菜肴让当时的上海食客们觉得很新颖、很时尚。同样花二三角钱，他们可以吃得更有面子，而如果他们需要请客，这种风味也更加可以让他们在朋友面前“扎台型”。
祝正本和蔡仁兴当然会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一个忙着每天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而另一个则忙着招呼客人、收银记账。生意做大了，人手明显就不够了，他们自然会招来许多新的学徒来帮手。
这样的幸福日子持续了近四十年，直到祝正本和蔡仁兴二位掌柜开始步入老年。也许是他们太幸福了，他们没有察觉到租界已经越来越成气候，没有察觉到花园弄一点点变成南京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学徒帮手中，也会有许多像他们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也像他们当年一样在等待着新的机遇。
总之，他们没有想到，如日中天的“正兴馆”会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更没有想到，再过若干年上海滩上号为“老正兴”的菜馆会多达120家。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会想到这种充满了冷酷和无情的老正兴之争，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本帮菜系来。
这就是上海滩！！！
应该说，始创于清同治元年的这家正兴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走的是一条以锡帮（也称鳝帮）为主的路数。虽然这一时期的正兴馆的主要菜式还不能算做本帮菜，但它的历史贡献在于，它最早开始意识到要主动地把当时风行于上海的本地风味、安徽风味与锡帮风味进行有机整合。而这一家菜馆里也诞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青鱼秃肺”、“炒圈子”、“汤卷”等本帮名菜。
正兴馆开业四十年后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20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清政府已经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了。
随着一条又一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施，外国势力的逐步入侵终于逼急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堪忍受的中国北方暴发了义和团运动。要命的是，这会儿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一改之前在洋人面前的颓唐，转而公然支持这支号称“扶清灭洋”的草莽队伍，并不自量力地决定向列强们公开宣战。这就使得本来就混乱不堪的中国更加混乱了。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而这一举动显然会使积贫积弱的中国陷入一个更大的黑洞之中。
当时的清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多器官衰竭的垂死病人，全身处处都在痛，但医生（也就是当时的朝廷名臣们）还是想让这个病人多活一会儿。
历史是这样记录这个解决方案的：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互保条约的订立，对中外双方都是一个约束。由于利益攸关，列强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谁也不敢遽为戎首”，向南方进兵。这一份完全出于利益分割使然的条约，不仅有效地阻止了义和团南下，也使得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后不久的八国联军进京事件，没有过多地伤及南方的稳定。
如果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话，上海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健康肌体，尽管这块“好肉”是西方列强硬剜出来的。
“响堂”范五宝
无锡人范五宝在正兴馆“学生意”已经有很多年了，他当初是由无锡师傅带出来混的。餐馆饭店里的学徒生涯是最清苦的，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从洒扫、开生（杀鸡杀鱼等）、洗菜、打荷（厨房杂务）到磨刀、刮板、烧水、洗碗，再到收拾店堂，给师傅和掌柜泡茶，直到给老板娘烧洗脚水，反正里里外外的苦活、累活、脏活都得干。
范五宝在正兴馆的日子肯定不会很舒服，但他不敢随便发作，因为任何一个出门来“学生意”的徒弟，都要吃上几年“萝卜干饭”的。好在范五宝显然不是个傻蛋，他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属于那种“眼睛里有活”的好徒弟。而生性外向的他不仅把店子里的事打理得清清爽爽，他在餐饮同仁圈子里也很混得开。他玩得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广东路湖北路一家菜馆里的当家师傅曹金泉。
过去饭店里有句话，叫“响堂哑灶”，意思是跑堂的最好是个热情的大嗓门，而炒菜的师傅最好是个只知道干活的闷葫芦，本地人曹金泉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大厨师。
饭店里徒弟“学生意”最重要的不是埋头干活，而是要知道活在哪里、如何干活。范五宝显然从曹金泉那里讨教来不少经验。比如鳞下泛红的鱼活不长、杀甲鱼时要留着胆、活杀的黄鳝须留三分血、猪肚和猪肠要用大量的盐和生粉擦去粘液、砧板边上要用钉上一圈鲜猪皮可防开裂等。慢慢慢慢地，祝正本和蔡仁兴终于注意上这个聪明的小学徒了，范五宝也开始从杂役中一点点地脱身出来，开始跟班买菜、跑堂、学珠算、下菜单了，而范五宝这个小名也在不知不觉中改为了大号范炳顺了。
成熟起来的范炳顺敏锐地看到，外滩的英国领事馆附近，海关、银行、大饭店、大商行逐渐多起来了，花园弄也开始一点点地变成了大马路了，而且正兴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忙了。
范炳顺的“生意经”
那时的上海滩，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巨大转型期。中国人的一套规矩和外国人的一套规矩完全不同，生意经就成了“十里洋场”上唯一的共同规则。而生意面前是不讲原则甚至不分是非的，相比于中国生意人传统的“义大于利”的儒商理念，这种生意经的趋利性相对更为功利、更为直接。
范炳顺干了一件不够厚道的事，他和那位曹金泉大师傅一起合伙开了家新店。这还可以理解，毕竟人家翅膀硬了，自立门户也无不可。但他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的店名也取为“正兴馆”，还把店子开在了离老东家不远的地方。
这就麻烦了，在相隔两条小马路的地面上，同时出现了两家“正兴馆”，而且都卖锡帮菜，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正兴馆开了家分店。
不仅如此，新开张的正兴馆在保留全套原“正兴馆”特色的基础上，还推出了更多的新花样，比如他们在店堂入口处，推出了各种价廉物美的“山头菜”，就是将“百叶结烧肉”、“糠虾韭菜”等宜于批量制作的菜盛在大盆里，像后来的自助餐那样供食客选用，如果客人嫌菜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加“底板”（如豆腐、粉皮等），再加汤回锅烧一下。楼上是雅座，曹师傅的手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充分肯定，因为虽然这会儿他还是头灶大师傅，但他也成了股东了。
于是，老店里的客人不可避免地被分流了。附近的同人钱庄和农业银行的老板职员都在这里就餐，新开张的正兴馆的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了。
范炳顺坐在总经理的柜台里也没觉得有什么理亏气输的。这种市井流氓的做法如果换做当时的杭州、苏州，可能会受到行业商会的严厉制裁，很可能没有人再敢去给你送货，更没人敢给你贷款或者赊账。但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这却是一种明里暗里被人推崇备至的手法。
那会儿当然是没有什么商标保护法的，老东家虽然气得不行，但却又无可奈何，人家叫“正兴馆”虽不够道德，但也不违法，你除了骂他以外，还能拿他怎么办呢？
更气人的还在后面，继范炳顺的“正兴馆”开业红火以后，想发财想疯了的“冒险家”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捷径，那就是也开一家叫做“正兴馆”的无锡菜馆混水摸鱼，这叫“有财大家发”。
“老正兴”名分之争
最老的那家“正兴馆”终于坐不住了，但他们也拿不出更好的对策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想办法告诉客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正兴馆”都是假的，我这里才是正宗的，别把我家和他们混为一谈。
于是，老东家开始在“正兴馆”前面加了一个“老”字，以标榜自己的出身。
这个“老”字加得好，老客户们一看就明白了：“哦，原来他们不是一家人开两个店啊，既然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是老的那一家味道更正宗啦。”
这下轮到范炳顺坐不住了，生意一点点在往老东家那儿回流，而且他多多少少还得在乎一点客户对他名声的指指点点，因为这也会跟客流量有关的。
他当然不会去向老东家低头，就像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不会像冯敬尧妥协一样，他的对策是“将市井习气进行到底”，于是他索兴将店名改为“真老正兴”。
无奈之下的老东家这回也精明了，他们迅速将店名再改为“真正老正兴”，并特别注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出”。
范炳顺这下没辙了，他总不能再不讲理地把店名改为“真真正正老正兴”吧，再说这么叫也不顺口啊。
这种文字游戏显然不是开菜馆的小老板所擅长的，于是这两家都想到了找高手文人，商场就是战场，他们都不能输。
范炳顺挂出的新牌子叫“源记老正兴”。“源记”是什么意思，你懂的！
老东家随后也不甘示弱地挂出了新牌子，叫“同治老正兴”。“同治”（1862年为同治元年）意味着什么，你也懂的！
不管最终食客们看懂了没有，反正这场沸沸扬扬的“老正兴”名分之争就这样算是了结了。
这是上海餐饮史上的一段并不光彩的纷争，争执的双方都以“真”、“老”自居，并且各自在报刊和电影院里大做广告。透过这两家最早的“正兴馆”招牌之争，人们完全可以想到当年实为师徒的两家“正兴馆”之间的冷酷和无情。而这场纷争在当时的上海餐饮界开了一个恶头，那就是到解放前时，上海滩上带有各色前缀的“老正兴”菜馆竟然多达120多家。
老店子的老东家祝正本和蔡仁兴此时已经步入晚年了，也许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也许他们此时已雄心不再。反正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在名份之争上惨淡胜出的“同治老正兴”终于换了老板，新老板是丁方正和丁凤祥父子，他们有信心继续跟这帮“孙子”们斗下去，而且接下去他们也的确斗得挺欢实的。
那个年代的上海人可能是中国最早吃透“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一批人。理直气壮地占便宜，毫不羞耻地闯黄灯，这种“十里洋场”新活法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规则，而这种更为功利的游戏规则又造就了上海市井文化粗陋而直白的一面。这也是后世的上海人之所以对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样的流氓大亨较为宽容的原因。
这就是上海滩！！！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范炳顺的人品，从本帮菜的历史来看，源记正兴馆还是做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全盘继承了老东家的厨艺技术衣钵，而且因为曹金泉是上海本地人，又在无锡菜馆里做过大厨，所以“源记老正兴”在菜肴风格上更为主动积极地将锡帮菜风味进行本地化改造。而这家菜馆在锡帮基础上改良和创新的“油爆虾”、“炒蟹黄油”也开始逐渐转变了人们关于老正兴只是家锡帮菜馆的印象，上海人渐渐地开始把“老正兴”视为本帮菜馆了。
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几乎是满目疮痍，但上海却是一个例外，这座开埠只有六十多年的城市，几乎躲过了道光年间以来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灾难，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相对宁静的避风港。而这个相对安全的商业避风港，则又反过来吸引了资金、人才和商流的发展，上海也随之步入了这座城市发展史上名副其实的“花样年华”。
随着1906年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的建成，外滩的建设开始拉开了帷幕。 而紧邻的南京路，那会儿还是一条十分中国化的马路。租界的商业集中在南面的广东路、福州路，当时的南京路还叫花园弄，是来上海闯码头的各地寓公们的乡间居住区，还没有开发成商业街。
20世纪30年代南京东路基本建成，上海从此步入城市历史的花样年华
那会儿上海的商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华洋分工，中国商店经营南北货、上海货和内地土特产以及棉布、鸦片等大宗洋货；而外国洋行附设的零售店则经营香水、钟表等西方高档货品。
总之，当年“同治老正兴”和“正源老正兴”杀得天昏地暗的这片商业沙场，其实在当时正处于极富人气的商业区和居民区中间。
虽然人气越来越旺了，地租也越来越贵了，但这里的店家们往往谁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因为他们知道，与九江路平行且只隔几十米远的花园弄（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很快就要改造成一条更闹猛的商业街了，再咬牙也得在这里熬下去。
真真假假的“正源馆”
无锡人夏连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当两家“老正兴”在紧邻两条小马路的空间内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与合伙人在“同治老正兴”的附近开了个小饭摊，供应经济实惠的大众饭菜。这种只有一开间门面的小饭铺子，当时可能还够不上什么资格与“同治老正兴”这样的大块头谈竞争。
当最大也是最老的两家“正兴馆”明争暗斗时，上海已经开始出现很多以假乱真的“正兴馆”了。随着祝正本、蔡仁兴的“同治老正兴”与范炳顺、曹金泉的“源记老正兴”一场广告战打完，夏连发深受启发，于是“识相”的他也挂出了一块新招牌“正源馆”。同时，他把两家“老正兴”的菜单拿过来一抄，也开始供应各种精致炒菜，反正这些本地菜和锡帮菜“你有我有我全都有哇”，至于名头嘛，反正现在全都乱了，不如蒙一个算一个。
这种小聪明耍得真是叫人没脾气， 但这种小聪明也的确代表了上海市民的一种“占便宜”心态。
但这个光并没有沾多久，南京路改造就开始了，大老板们才不管这一套小伎俩，整个原址都要翻建改造，夏连发只能换个地方混。
可是离开了“同治老正兴”和“源记老正兴”，“正源馆”的“扮猪吃老虎”这一招就不灵了，夏连发的经营开始亏本。
夏连发咬咬牙，再杀回原址附近的山东路330号来，租下一个更大的门面经营，这里靠近南京路，与原址同属一个商圈，这回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将店名改为“老正兴馆”。而当时正值“同治老正兴”也因店址翻建改造而暂时停业，这下顾客们还真的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真是应了曹雪芹那句话“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不过，与范五宝命运不同的是，夏连发毕竟没有像曹金泉这样的大厨师在后面撑着，混水摸鱼毕竟也只能糊弄一时。他的生意还是没有什么起色。
1934年，夏连发去世了，留给他儿子夏顺庆一堆债务。
不过这个夏顺庆可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富二代，这是个与当年的范五宝（后来的范炳顺）极其相似的人物。他的务实之处在于，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把心思放在钻营取巧上，而是把心思都花在了餐馆经营的正道上。
夏顺庆掌管店务以后，一面增资还债，一面加强经营管理，扩大营业，大力提高菜肴质量，并亲自上菜场选购原料，重金请来名厨掌灶。
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当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老正兴馆”生意开始好转起来时，1937年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上海沦陷了。
这个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个巨大灾难的变故，对于夏连顺来说却恰恰相反。因为上海的租界此后成了“孤岛”，经济反而得到了畸形的发展，蜂拥而至的挤进租界里的人，当然是要吃饭的，这样夏顺庆的生意反而比战前更好了。
夏顺庆只是个小生意人而不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眼光没那么远大。抗战期间，他在静安寺路1235号沧州饭店（今南京西路锦沧文华大酒店）底层，开设了一家“雪园老正兴”作为分店，两家店东西相望，而山东路的那一家总店改称为“东号老正兴”，分店则又被称为“西号老正兴”。由于“西号”的露天餐厅地处饭店花园内，环境显然要比热闹吵杂的山东路要幽雅清静得多，而就餐环境的这种所谓的“腔调”是上海人非常欣赏的一种生活情趣，于是不少文艺界人士纷至沓来，西号的生意反而比东号更好。
夏顺庆心里很清楚，他父亲手创的这个“老正兴馆”，其实血统并不那么纯正，这种投机取巧的市井手段总归不够光彩。但此时木已成舟，他又不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再把“老正兴馆”这块牌子换了。
于是他只能将错就错：不管“老正兴”有多少家，在人们的印象里，它首先得是一个带有本地风味特征的无锡菜馆，至于大家都争来争去的所谓正宗，其实在顾客看来，就是味道是不是更好，只是从浅层次上来看，大家往往都认为最“老”的那一家，才是最“正宗”的，但如果将菜肴质量真正做到了货真价实的第一，大家就自然而然地会将你看成是“最正宗”的。
这样或许可以给自己的身份和血统洗得“白”一点。
夏顺庆真的这么做了。
“老正兴”之争的功与过
“同治老正兴”为锡帮入沪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
“源记老正兴”开始主动探索用本地风格改造无锡传统菜；
而夏顺庆的两家“老正兴菜馆”，则开始系统而仔细地将无锡菜本帮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总结。
这三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老正兴”，虽然菜品都差不多，看上去像是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但三家的经营方式暗地里却有许多细微的差别。
“同治老正兴”吃老底子，虽然在外行看来，他们的菜品也不算差；“源记老正兴”只靠一个曹金泉，研发力度有限，虽然他们比“同治老正兴”多走了几步，但后劲不大；真正厉害的是第三家“老正兴菜馆”，这一家一开始就憋足了劲要想集大成，而且他们没有所谓的厨房老大，认理不认人，完全凭菜肴质量来决定厨师地位。
若干年后，经历了上海解放、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风风雨雨之后，当年的120多家“老正兴”，往往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歇业或者合并了，还有不少整体被迁往北京、芜湖等其他城市，但唯一留下来的“老正兴”，恰恰正是当年夏顺庆的这个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后起之秀。
精明其实并不是偷奸耍滑的小聪明，尽管它们看上去往往差不多，但这两者之间精妙微纤的内在区别，在于是否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才是上海文化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地方。
这就是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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