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社会心理学的孕育时期

社会心理学同社会学、心理学一样，在其形成之前都依附于西欧思辨哲学的母体中，尽管我们无法从中寻找出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直接论述，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涉及这个领域的思想观点。作为哲学这一母体，论及社会心理学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

第一，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认为，人性虽然不能摆脱生物遗传的纠缠，但却可以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因此，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决定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企图设计一种社会，使其中的孩子因适当的教育而得到适当的塑造。这一观点为康德、歌德和卢梭等人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人具有潜在的善性，使人变得邪恶的原因是邪恶的社会，要改变人性首先要改变社会。卢梭致力于探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克服这种不平等的办法。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漂泊于森林中，“没有记忆，没有语言，没有战争”，人人都自由平等。后来有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的对立，这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小说《爱弥尔》中卢梭表达了对人性及教育的基本看法。卢梭认为婴儿诞生时本来是完美无缺的，教育的责任就是保护这种完美。卢梭强调儿童的爱好和儿童的个性，教育要促使儿童自由地发展，小说塑造的爱弥尔就是理想社会教育出来的理想少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以人性观为基础提出的社会改革论，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人类最大的善，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不能生存，因而要用契约组成社会，受社会共同意志的约束。根据契约论的观点，卢梭提出民主的思想，强调人民的意志是主权者，社会的领导者只能是共同意志的执行者，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以防止执行者个人意志篡夺人民意志。卢梭曾经讲过“人生来是自由的，却处处都在桎梏中”，“不服从共同意志的人应当强迫他服从，也就是强迫他自由”。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的《超越自由与尊严》、《沃登第二》等一系列著作也都与这一来源一脉相承。

第二，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认为社会源于人的本性，而人性又是由生物或本能的力量支配的，人只能在生物性的基础上建立仁爱和文明的社会。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著作《论灵魂》、《论演说》、《论理学》和《政治学》等。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开辟了诸多的研究领域，如《论演说》中讨论演说家如何支配听众的情绪与现代心理学关于宣传、劝说、态度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宣泄说”孕育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进而影响到当今社会心理学对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论理学》和《政治学》论及了人的自制和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心理学问题。

二、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许多学科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那些同社会生活的各个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学科。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都逐步建立了起来。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既来自社会的需要，也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本身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心理学家发现要研究个体行为必须注意到他人存在的影响，而社会学家在研究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心理现象，这些所谓的“边缘问题”都不是单单心理学或社会学所能解答的，于是心理学开始与社会学彼此接近，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社会心理学。1859年，德国人拉扎勒斯和施坦达尔联合主编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有人将此视为描述性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之年。1875年，德国学者舍夫勒首先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心理学”一词。但真正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学形成标志的应该是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分别写出的最早的社会心理学同名教科书。

在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有三大理论来源，即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和英国的本能心理学。下面对这三大理论分别予以简单的介绍。

（一）德国的民族心理学

冯特是科学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冯特认为心理学由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部分组成，起初他致力于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而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则奉献给了研究高级心理过程的民族心理学。1900年之后，他陆续发表了研究论文，至1919年最终完成了辉煌的巨著—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对于语言、神话和道德的发展规律的探讨》。他研究“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如语言、神话、艺术、宗教以及习惯和风俗等。他认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是民族精神，社会与文化的心理学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尽管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但它却为创设现代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3]

（二）法国的群众心理学

这一理论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和黎朋。他们以群众的心理作为研究对象，对群众和公众的时尚、风俗、舆论、传说等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行为进行研究。塔尔德将社会事实的一般模式描绘成两个个体的相互关系，他们一个模仿另一个。黎朋则认为，人的任何聚集都是“群众”。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丧失了观察能力。人在群众中的行为特点是：失掉个性，感情的作用大大超过理智的作用，失掉了个体责任感。由此黎朋得出结论：群众按其本性来说是没有秩序的、混乱的，因此需要有“领袖”，而“优秀分子”可以履行这种职责。群众心理学中的“暗示和模仿”理论对以后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影响巨大，在解释特定情境下的大众心理现象如骚乱、恐慌等时，极有参考价值。但群众心理学只是进行了一些现象的描述，缺少对深层的心理机制的解释，它还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而且这种理论把特定情境下的群众行为视为所有群体行为的特点也是片面的。

（三）英国的本能心理学

这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出发，探讨了个体行为的动力问题，并将这种动力归结为人的本能，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导论》中，麦独孤写道：“先天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的基本源泉或动力。”他在书中列举了诸如求食、合群、性及生殖、母爱等12种本能，并认为正是从这类潜伏在行为背后的本能中衍生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个体生下来具有许多本能，后来这些本能在社会影响下得以发展，因此他认为要了解人的个性发展与变化，必须先了解其本能。麦独孤的著作出版之后，他的观点为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所接受。但后来也遭到另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众所周知，人的本能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先天功能，本能对人们的行为并不起重要作用，决定行为目的并为行为提供动力的乃是社会环境。麦独孤把本能用来解释人们的全部行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除了上述三大理论来源，在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还诞生了后来对西方世界影响巨大的两大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

三、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19世纪20年代以前，社会心理学尽管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的思辨和抽象性质。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着各种实证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具有革命意义的转折，即由“社会经验论”阶段进入了“社会分析论”阶段。其重要特征是：社会心理学从描述转变为实证，从定性转为定量。从理论转变为应用，从大群体分析转变为小群体和个体研究，这一系列的转变标志着这一学科逐步走向成熟。这一阶段的研究众多而分散，只选取以下三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奥尔波特与心理学角度的实验研究

由于美国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社会心理学也不免受到影响，表现出极端的实用倾向，明确指向实际社会需要。这一倾向促使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于1916—1919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从实验中他得出结论：合作群体中存在的社会刺激，会使个体工作在速度和数里方面有所增加。这一增进在涉及外部物理运动的工作中要比纯智力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将这些实验成果写进了1924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被人们公认为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虽然奥尔波特所创立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不为后人重视，但他所创立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验社会心理学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后，实验方法和小群体研究就成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其中，谢里夫1935年所作的有关社会规范形成的研究，勒温1939年所作的有关社会气氛的研究，瑟斯顿1928年对态度的测量等都成为经典性的研究。所有这些方法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在应用方面，社会心理学也有不少的分支，如这一时期，心理学开始将社会学习理论应用到教育实践中；临床心理学家的训练计划也大量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至于管理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旅游心理学、商业心理学等，更是社会心理学的广泛应用。另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几个心理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派，有行为主义的社会学习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还有群体动力学理论、社会认知理论，这些在前面都已讲到过。但总的来说，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在这段时期不重视理论，而是重视实验，强调应用，迷恋小群体研究，但由于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情景在实验室中无法模拟，大量的社会心理现象研究不可能在实验室中进行，于是造成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面临的危机。

（二）米德与社会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行为的科学，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行为，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乔治·米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米德的《心灵、自我和社会》一书，为后来被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奠定了基础。米德通过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互动来理解社会行为的思想，直接孕育了后来形成的诸多社会学倾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如萨宾的“社会角色理论”、海曼的“参照群体理论”、戈夫曼的“社会戏剧理论”以及勒墨特的“社会标签理论”都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在具体研究方面，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主要有如下几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有关社会心理和社会流动的调查，代表作有罗伯特·林德的《中镇》和沃纳的《杨基城》，揭示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其世界观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对民意、恐慌、流言与谣言的研究，其中最富有成效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盖洛普1935年运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了科学的民意测验。一方面，导致了民意测验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同20世纪20年代由心理学家梅约进行的“霍桑实验”一起，将社会心理学引向了应用。

（三）文化人类学的贡献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居民心理进行研究，1927年出版了他的名著《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对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的现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1929）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两书。1934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探讨了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同其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揭开了现代国民性研究的帷幕。

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经典心理学学派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从20世纪2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团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文明及其不满》和《摩西与神教》等，显示出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也为随后社会文化的新精神分析流派的形成和出现奠定了基础。

四、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期

20世纪4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刺激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繁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战争做出了贡献。如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德进行的沟通与说服实验，对说服、宣传、态度的改变做出了贡献，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根据1940年进行的美国战时总统选举的调查，编写了《人民的选择》（1945）一书，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心理功能进行了出色的描述。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将先前本尼迪科特开创的关于原始民族的心理和行为的文化思考转向了对现代社会国民性格的比较研究，M.米德的《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人》（1942）和本尼迪科特的《菊花与刀》（1946）对美国的战争动员和对日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人类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层出不穷，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中，除了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群体动力学理论外，在华升、赫尔和斯金纳的影响下又形成了学习理论，在勒温的影响下形成了社会认知理论。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中产生了社会交换理论、参照群体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在世界各国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历史往往在人们对它寄予太多希望的时候，会发生令人失望的转折，美国社会心理学在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危机阶段。在这场危机中，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以及以“全球大造反”为标志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中。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许多人呼吁社会心理学家“应该走上街头，迅速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4]，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心理学家却一时手足无措，他们无法为医治社会疾病提供良方。这导致了以往作为一般大众心目中“宠儿”的社会心理学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有人甚至形象地说，1968年的青年运动像一张试纸，检验出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不成熟性。

围绕着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原因，学者们给予了不同的理解，寻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许多人尖锐地指出，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是建立在欺骗手段使用前提上的，像阿希、米尔格拉姆那样的经典实验，不凭借欺骗就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而这显然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但我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所谓“现代特征”，即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是危机的重要原因。^[5]

实证主义对社会心理学挣脱哲学的怀抱，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实证主义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盛行，直接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恶果：一个是对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崇拜；另一个是对理论研究和理论综合的极端轻视。这种对理论的虚无主义态度，使人们对理论的兴趣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结果是“在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中塞满了特殊的和个别的调查研究”。使“一些研究似乎停滞在对琐屑工作的悉心修补上”^[6]，这样就使得整个社会心理学缺乏理论综合，无法对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行为本质的问题做出成功的解释。

实验主义同实证主义一样，也功过兼半。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实验法增强了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性，使之摆脱了空谈与意想，在使社会心理学由形而上学向科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伴随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当实验法成为这一学科占主导地位，甚至是唯一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这种“唯实验才科学”的实验主义也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两大弊端：第一个弊端是与社会现实相脱离，割裂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同现实社会的联系。这是实验法的天然局限造成的，因为在实验室中是极难将一些重大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如尽管对有关暴力、侵犯和社会动乱方面的实验不胜枚举，但由于其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抽象化倾向，使得这类研究及其结果不能解释更不要说防止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的社会大动乱。就像墨菲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从实验室中的‘社会助长’问题研究到理解校园内的动乱或国际间的仇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7]第二个弊端是造成了“价值中立”或“文化中立”的假象。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深信社会科学应该也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消除主观偏见，以价值中立或文化中立为原则，客观地、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但大量的事实证明，包括实验法在内的各种实证手段不仅不能保证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反而因为学者们放松了对研究可能受到主、客观影响的警觉，使许多研究离科学性和客观性更远。

因心理学倾向占主导地位造成的个体主义，曾有效地抵制了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将“群体心理”视为超个体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错误。在实际研究中，使研究者能够直接而便捷地获得数量资料，使社会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但从社会心理学的整个发展看，由于个体主义立场从根本上混淆了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完全否定了群体的现实性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对现代社会心理学有较大的消极作用。大多数学者习惯于从行动者个人的认知、经验、人格特征入手去寻找社会行为的原因，导致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缺乏对宏观社会过程的理论解释，以及把现实中的个体置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的社会性。这种社会心理学割断了人们的社会联系，自然也难于服务现实社会。

危机使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要建立真正的社会心理学，就必须改弦更张，把当前这种抽象社会活动的研究变为对社会关系的具体研究” ^[8]。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对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普遍关注。在美国之外，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日益高涨。

从许多资料来看，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最快。许多大学都开设社会心理学课，并且有庞大的社会心理学专业队伍（有5 000多社会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和一批享有盛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美国社会心理学强调研究团体情景下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心理及行为。近些年来，研究的团体范围由小团体扩大到大团体。在研究方法上由偏重实验室研究发展到重视现场研究。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对社会心理现象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长补短。

五、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日本，加强社会心理学与社会现实联系的趋势也日见明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社会心理学界出现了三大动向：（1）摆脱了假说的验证阶段，进入实证化阶段；（2）加强了同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行为科学的联系；（3）研究课题广泛地面向实际，从理论探索转向应用研究。

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讨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1977年统计社会心理学的文献已达2 500多种。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朝着深入研究个性、小群体和集体问题的方向发展，社会心理学家的触角已伸向社会规划、社会管理、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婚姻与家庭、大众传播等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安德烈耶娃的《社会心理学》和《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在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的深刻性方面都较之以前进了一步。在实际研究方面，热心于解决由科技革命、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引起的各种社会心理问题。帕雷金声称“社会心理学要敢于大胆地提出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骇人听闻的问题，不要怕做安宁的打扰者”。^[9]

在中国，1981年恢复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近30多年来社会心理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撰写、翻译的教科书和专著有很多部，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时蓉华的《社会心理学》，孔令智的《社会心理学新编》，孙晔、李沂的《社会心理学》，沙莲香的《社会心理学》和周晓虹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等。不少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深入基层，完成了一系列范围不等的社会心理调查，为政府改革方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社会心理学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一方面，人们对社会心理学怀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不知从何下手才能切合实际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因此，与社会心理学出版物极其“繁荣”相对应的是有深度的理论与现实研究极度“贫困”。立足于改变这种状况可以说是今后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社会心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已经意识到改造社会心理学现有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设想，综合这些设想可以发现如下三个趋势。^[10]

一是，社会心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呈现出本土化和世界化相统一的趋势。没有本土化，社会心理学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扎根；而没有世界化，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就无法参与该学科的全球合作，无法为揭示人类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共同规律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将呈现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并存的趋势。实证主义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使用一定的检测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的验证，而人文主义则重视反省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对社会行为本身的理解与诠释，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心理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三是，社会心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将会呈现各种研究取向相综合的趋势。具体说，将继续沿着两个方向变动：一个是由于心理学化造成的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促使学者更多地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入手探讨人类行为的原因；另一个是由于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从微观的生物遗传因素入手，重新探讨人类行为的先天和遗传倾向。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心理现象越来越复杂，为满足社会实践和人们生活的需要，社会心理学的整合趋势成为必然，到那时，社会心理学将具有更大的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力，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