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查目的
本节主要探讨“5．12地震”灾区干部心理行为的变化情况、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心理援助方案，为更准确地把握震后灾区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为灾区人事管理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并为干部提供更适宜的心理援助，帮助干部尽快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地投入到灾后的重建工作中。
二、调查内容
此次调研的内容有：①汶川地震灾区工作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的调查研究；②汶川地震4年后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压力、职业倦怠及其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③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
三、调查报告1 汶川地震灾区工作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的调查研究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在中共绵阳市委员会党校学习的部分灾区基层干部为样本，由调查员统一进行指导，填写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为86．7%。调查对象中，男性204人，占79．5%；女性56人，占21．5%。年龄处于31～40岁阶段的104人，占40．0%；处于41～50岁阶段的156人，占60．0%。工龄少于15年的基层干部共68人，占26．2%；工龄不低于15年的基层干部为192人，占73．8%。
2．调查工具
（1）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
①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1]采用17项版本，由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有关PTSD的诊断标准构成，主要是评定被调查者有无创伤后应激症状，可以筛查现有的PTSD患者，并可对以后是否发生PTSD进行预测。问卷中每一条目均按1～5分5级评分，总分为17～85分，分数越高，PTSD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当受试者总分≥50分，则诊断为PTSD的可能性大，为筛查阳性。单个条目得分≥3时，表明此条目有意义。研究证实，PCL－C在中国人群中有很好的信效度。
（2）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调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受灾级别、受灾情况（如经济损失和亲属遇难等）、是否在灾难现场、有无受伤等。
3．统计分析
问卷统计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二）调查结果
1．灾区基层干部PTSD症状反应的总体情况
检测结果显示，灾区基层干部在PCL－C量表再体验、回避或麻木和高警觉3个维度上的总平均分分别为8．42±3．49分，10．83±3．74分，7．94±3．12分；PCL－C总分平均为27．19±9．15分，最高分为59分，最低分为19分。总分≥50分的有15人，均为男性，占5．8%，即该调查人群中PTSD的阳性率为5．8%。
2．灾区基层干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PTSD症状反应情况
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在再体验、回避或麻木、高警觉和PCL－C总分4个方面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不同年龄组在再体验、回避或麻木、高警觉和PCL－C4个方面亦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工龄在再体验和高警觉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回避或麻木维度上和PCL－C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4－1）。
表4－1 不同性别灾区基层干部PTSD症状反应情况（M±SD）
（三）讨论
1．灾区基层干部的PTSD阳性筛选率
本研究显示，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创伤后应激症状阳性率为5．8%，说明汶川地震对灾区基层干部这一群体的心理影响并不普遍、明显。
安琼等人对北川、安县、茂县等地区的基层干部的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干部的PTSD阳性率达到18．7%[2]；在沈兴华等人的研究中，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PTSD更是达到23．47%[3]。而本次研究的结果却远低于以往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各研究中地震震级和烈度、调查时间、调查人群的不同，PTSD的诊断标准和测量工具不同等因素有关。另外，本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及时高效地组织救援、社会各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灾民及时被转移安置到较为安全的环境、各类心理救援志愿者团队为灾民及时有效地提供了心理辅导等因素可能导致PTSD发生率低于以往部分研究报道。有研究者认为，从创伤性事件后发生PTSD的时间分布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生率逐渐下降，且相当比例的PTSD患者的症状将趋于缓解。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是四川省绵阳市内的基层干部，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虽然他们的心理创伤已经开始愈合，但是灾区重建工作需要他们再一次投身到地震时的惨烈环境中，这可能使他们遭受二次创伤，这种创伤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关注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健康，防止他们遭受二次创伤是灾后重建首当其冲的工作重点。
2．性别、年龄以及工龄对PTSD的影响
虽然不同的研究显示PTSD的患病率差异比较大，但不同的研究资料一致显示PTSD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而且发病年龄也不同。如美国多个普通人群样本的研究一致显示，女性PTSD患病率高出男性两倍。中国河北（2007）的资料显示，女性PTSD时点患病率是0．4%，男性0．3%[4]。而在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女性的PTSD阳性报告，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女性基层干部数量过少造成的，样本的男女比例约为4∶1。在再体验、回避或麻木、高警觉三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男性基层干部可能在本次地震后承受了更多的灾后重建、社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再体验维度上的得分比女性基层干部要高。女性敏感、多疑、情感易脆弱等心理特点也可能导致女性基层干部在回避或麻木以及高警觉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比男性基层干部要高。
在不同年龄组的研究方面，31～40岁年龄组和41～50岁年龄组在PTSD再体验、回避或麻木、高警觉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41～50岁的基层干部，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变得成熟、稳重，能够合理地面对人生中的种种问题，平和地看待人生，这可能导致了41～50岁灾区基层干部在回避或麻木和高警觉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比31～40岁的基层干部要少。31～40岁的基层干部由于是灾区重建的骨干力量，承受了更多的重建压力，可能因此导致其再体验的得分高于41～50岁的基层干部。
工龄不低于15年的灾区基层干部在体验和高警觉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工龄少于15年的灾区基层干部，在回避或麻木维度上两者之间没有差异，但工龄少于15年组的得分要高。较工龄少于15年的基层干部，工龄不低于15年的基层干部更少出现闯入性记忆、更少处于高度警觉状态，这可能也是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积淀的结果。
（四）结论
第一，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应激反应良好，PTSD的阳性率为5．8%。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工龄的灾区基层干部的PCL－C总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灾区基层干部在再体验、回避或麻木和高警觉三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工龄的灾区基层干部在再体验和高警觉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回避或麻木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调查报告2 汶川地震4年后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压力、职业倦怠及其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在中共绵阳市委员会党校学习的部分灾区基层干部为样本，由调查员统一进行指导，填写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为86．7%。调查对象中，男性204人，占79．5%；女性56人，占21．5%。年龄处于31～40岁阶段的104人，占40．0%；处于41～50岁阶段的156人，占60．0%。工龄少于15年的基层干部共68人，占26．2%；工龄不低于15年的基层干部192人，占73．8%（详见表4－2）。
表4－2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N＝260人）
2．测量工具
（1）职业压力测量
该量表由伊凡塞维齐和马特森（Ivancevich和Matteson，1980）[5]编制，答题数量为30，描述了员工由于下列因素而引起的紧张：角色混淆、角色冲突、数量上的角色过载、质量上的角色过载、对职业发展的关注、对他人的责任感。本量表记分方式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同意程度区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没意见”“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5个等级，依其情况分别给予5到1分的计分方式，负向题则以相反的方式计分。
（2）Maslach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
本次调查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6]。该量表共16个题目，包括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职业效能3个维度。量表采用7点自评方式，计分方式为0～6分，分值越高则倦怠越强。7点计分之平均值中间数为3分，3分以下者表示职业倦怠较低，3～5分者表示职业倦怠比较严重，5分以上者表示职业倦怠非常严重。该量表在面世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检验，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再测信度、结构效度、构想效度和判别效度。
（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7]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分量表）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和“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和“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问卷为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应对方式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种选择（相应的评分为0、1，2、3），由受试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种作答。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临床应用时还应进一步分析各条目回答评分情况。
信度：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0．78。
（4）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采用SPSS13．0和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二）结果和分析
1．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对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进行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发现在性别、工作年限上存在差异，在年龄上不存在差异。其具体情况详见表4－3、4－4。
表4－3 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对干部职业压力在工作年龄上的差异分析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工作年龄的干部在职业压力上的6个维度均显示差异显著，其中在对职业发展的关注上，15年以下工作年限的干部得分较高于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上的灾区基层干部（见表4－4）。
表4－4 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的工作年限差异比较（M±SD）
4．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总体情况分析
（1）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与常模的差异比较
通过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与常模作比较，可以看出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倦怠在情绪耗竭（2．65±0．7）、去个性化（2．17±0．64）和职业效能（3．92±0．77）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常模，在情绪衰竭和职业效能的维度上表现为显著差异（见表4－5）。
表4－5 灾区基层干部与常模的差异比较（M±SD）
（2）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对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检验，发现仅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在年龄和工作年限上不存在差异。其具体情况详见表4－6。
表4－6 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5．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的总体情况分析
通过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与常模作比较，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积极应对（2．04±0．39）明显高于常模（1．78±0．52）[8]，消极应对（1．12±0．57）明显低于常模（1．59±0．66）（见表4－7）。
表4－7 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与常模的差异比较（M±SD）
6．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工作压力越大职业倦怠越高；应对方式和职业压力以及职业倦怠之间均体现负相关（见表4－8、4－9）。
表4－9 干部工作压力、职业倦怠、自我效能感总分的相关系数矩阵
（三）讨论
1．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的现状
本研究发现，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在性别和工作年限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女性干部要承受比男性干部更大的工作压力。分析其原因，这可能是社会在工作的态度上对女性的肯定明显低于男性，在工作中，女性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才能得到与男性相等的认可。
工作年限大于等于15年的灾区基层干部在角色混淆、角色冲突、数量上的角色过载、质量上的角色过载、对他人的责任感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工作年限小于15年的灾区基层干部；在对职业发展的关注维度上，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下的灾区基层干部得分较高，说明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下的灾区基层干部更关注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担忧自己的职业现状。
2．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现状
对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研究发现，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倦怠在情绪耗竭和职业效能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常模。这可能的原因是地震对灾区干部造成的创伤巨大，他们一方面要承受家园被毁、亲人失散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要担负起救援及重建家园的责任，从而致使灾区基层干部的情绪耗竭显著高于常模。职业效能感更高则可能是在救援及灾后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地震灾区民众生活现状有明显的改善，从而使得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效能感比常模更高。
在人口变量学的差异分析上，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倦怠在年龄和工作年限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干部在情绪衰竭和职业效能上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差异，女性得分均高于男性。女性干部的工作压力较男性干部大，情绪耗竭也就比男性干部严重（情绪耗竭是倦怠的个体压力维度，表现为个体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情感资源干涸，工作热情完全丧失）。
3．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的现状
本研究发现，灾区基层干部在积极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常模，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明显低于常模，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选择积极应对方式，较少地选择消极应对方式。这可能的原因是在地震发生后，国家第一时间对地震灾区高度关注、及时救援，很多心理专家、援助团队赶到地震灾区对灾民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在他们的心理援助下，灾区基层干部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更少地采取消极应对方式。
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表明，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在年龄、性别和工作年限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传统意义上认为[9]，男性更多地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女性更多地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这可能是研究样本不同的原因。灾区基层干部在地震后都遭受过巨大的心理创伤，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并未表现出性别上的差异。
4．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压力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更少地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越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小；越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一般而言，面对压力时个体会马上运用自身的资源想办法减轻或者消除压力感，若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则可能使压力得到减缓甚至消散，自我效能感增强；反之，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会导致威胁和冲突的减轻，压力可能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导致持续的身心紧张反应加剧，从而给个体带来不利影响。灾区基层干部的积极应对与去个性化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效能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去个性化呈显著正相关，与职业效能呈显著负相关。应对方式对职业倦怠的情绪耗竭影响不大，两者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分析其原因，积极应对可以帮助灾区基层干部更好地解决问题，但却无法去除客观存在的职业压力，而情绪耗竭是倦怠的个体压力维度，因而应对方式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第一，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压力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和工作年限差异，在年龄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第二，灾区基层干部的职业倦怠与常模存在显著差异，在情绪耗竭和职业效能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常模。
第三，灾区基层干部职业倦怠在年龄和工作年限上未表现出差异，在情绪耗竭和职业效能两个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
第四，灾区基层干部的应对方式与常模差异显著，积极应对方式得分明显高于常模，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明显低于常模，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选择积极应对方式，较少地选择消极应对方式。
第五，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呈现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与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呈现显著负相关。
五、调查报告3 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2011年11月，我们选取了在中共绵阳市委员会党校学习的部分灾区基层干部为样本，采取整群取样的方法，由调查员统一进行指导，填写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为86．7%。调查对象中，男性204人，占79．5%；女性56人，占21．5%。年龄处于31～40岁阶段的104人，占40．0%；处于41～50岁阶段的156人，占60．0%。工龄少于15年的基层干部共68人，占26．2%；工龄不低于15年的基层干部192人，占73．8%。
2．研究工具
（1）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感量表
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感量表由凌文辁、方俐洛（2003）编制。该量表共有21个题目，5个计分点（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6个因子（1，计划；2，员工管理；3，人际协调与沟通；4，信息处理；5，决策和问题解决；6，控制）。其同质性信度分别为0．810，0．719，0．733，0．827，0．796，0．732[10]。
（2）自我和谐量表（SCCS）
自我和谐量表由王登峰等人在罗杰斯的研究基础上编制的。该量表共有35个题目，5个计分点，3个因子。其中，“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得分越高，自我和谐度越低；“自我的灵活性”得分越高，自我和谐度越高；“自我的刻板性”得分越高，自我和谐度越低。各分量表间的同质性信度分别为0．85，0．81，0．64。[11]
3．数据处理
本研究利用SPSS16．0进行数据的管理统计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自我效能感与常模比较的结果
将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和谐状况与常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这一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平均得分低于常模；在自我灵活性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平均得分高于常模；在自我刻板性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平均得分低于常模。其具体情况详见表4－10。
表4－10 自我和谐量表干部与常模比较（M±SD）
将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效能感与常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干部在自我效能感的计划、人际协调与沟通、信息处理、决策与问题解决、控制这5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常模，具体情况详见表4－11。
表4－11 管理者自我效能感量表干部与常模比较（M±SD）
2．灾区基层干部自我和谐状况与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对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自我效能差异进行人口学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在性别、年龄上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5），仅在工龄上存在差异。其具体情况详见表4－12。
表4－12 灾区干部自我和谐和管理者效能感的工作年龄差异比较
续表4－12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
3．干部自我和谐与管理者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相关分析结果
对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管理者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和谐量表中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这一维度得分与自我效能感的6个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和谐中自我灵活性维度得分与自我效能感中的信息处理、控制两个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和谐中自我刻板性维度与自我效能感的6个维度没有显著相关；而自我和谐与管理者自我效能感总体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其具体情况详见表4－13。
（三）讨论
1．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自我效能感与常模比较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自我刻板性这两个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得分均低于常模；在自我灵活性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得分高于常模。这说明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与经验较为和谐，对自我能力和感情的评价较好，拥有较好的自我一致性，不刻板、绝对，遇事懂得变通，善于思考。而自我灵活性维度得分高于常模，即自我灵活比常模好，说明了基层干部已经渐渐适应了灾后的生活，能坦然面对生活。
在自我效能感的5个维度上，基层干部的得分均高于常模，说明灾区基层干部总体自我效能感较高，能有效地理解上级指示并转达给下属，工作时有计划，能控制场面，综合信息做出决策。
在灾后4年，灾区的基层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自我效能感都高于常模，这一方面应归功于干部们高度的责任感和坚韧的心灵，一方面要归功于长期的心理辅导工作。在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地民众皆投入到抗震救灾，不但对灾区群众进行物质援助，还提供大量心理援助，因此，灾区民众的心灵也在逐步得到治愈。2008年，刘大桂等人在汶川地震后就深入灾区，对教师、学生、基层干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干预活动，采用图画分析等方式深入分析他们的心理状况并进行心理辅导[12]。同年，上海的彩虹中心心理援助团队也在灾后来到四川，对灾区的孩子们进行了一系列团体辅导活动，安抚了孩子们恐惧害怕的心灵，治愈了他们的创伤。可见，灾后心理援助与心理干预对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重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干部自我和谐状况和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灾区基层干部自我和谐状况与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班级差异上不存在差异显著。其中，性别上的分析结果与王丽君关于大学生自我和谐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的研究结果一致[13]。这可能是因为在灾后，所有基层干部都全身心地投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去，届时大家都全力奋斗，不分级别，不分班级，女性抛开了自己细腻的感情，男性抛开了成见，各自发挥着自己最大的作用。在抗震救灾这项共同的工作面前，大家不分彼此，消除了性别刻板印象。正是因为这种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灾区的重建工作才能如此迅速有效进行。
在自我和谐状况和管理者自我效能感上，工龄大于15年的干部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高于工龄少于15年的干部。周总强在对武警某地区基层干部自我效能感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基层干部的自我效能感在基层工作时间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且工作时间越长的干部，心理满足感也越高，更难发挥自我效能感[14]。这可能是因为工作时间较长的干部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很有经验，且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相信自己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任务，同时能带好下属，对下属做出正确的评价。而工作时间不长的干部还缺乏锻炼、经验，自信心不够。所谓熟能生巧，因为长期工作所积累下的经验与自信，使得干部们的自我效能感较高。
3．干部自我和谐与管理者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相关分析
自我和谐量表中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这一维度得分与自我效能感的6个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即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维度与自我效能感总体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和谐中自我灵活性维度得分与自我效能感中的信息处理、控制两个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而自我和谐得分与管理者自我效能感得分总体呈显著负相关。通过分析得知，灾区基层干部自我与经验越和谐，对自我能力和感情的评价越高，自我一致性越高，则总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而自我灵活性越高，则该基层干部拥有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能很好地理解并执行领导指令，且有效地指导下属工作，为决策提供信息，掌控全局。通过自我和谐和管理者自我效能感之间各个维度的关系得出结论：汶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和谐状况与自我效能感总体存在显著正相关，即自我和谐状况越高，自我效能感也越高。因此，在对灾区基层干部进行心理干预时，可以使其提高自我和谐状况，以此来提高其自我效能感。这也符合易萍，赵飞飞等人的研究成果[15]。
汶川大地震严重伤害了灾区人民的身心，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灾区的楼房得以重建，灾区人民的心灵受到抚慰。在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心理治疗下，灾区人民受伤的内心在渐渐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区人民也接受了现实，并且更加努力奋斗、努力工作。他们的自我和谐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热情，对工作也越来越有信心。
（四）结论
第一，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和谐状况高于全国常模，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第二，灾区基层干部的积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健康人群，消极应对水平显著低于一般健康人群。
第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工龄的灾区基层干部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第四，灾区基层干部的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灾区干部的自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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