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
本调查拟从灾后社会群体的心理现状、价值观、生活质量、社会支持等方面，从影响灾区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多种因素入手进行探讨，以期为灾区社会群体心理行为恢复机制的建立提供新的视角。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研的内容有：①汶川地震灾民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和谐的相关调查研究；②“5．12地震”后灾民的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研究；③灾后重建过程中家长群体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三、调查报告1 汶川地震灾民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和谐的相关调查研究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2012年4月，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我们选取了北川县及周边重灾县区灾民共400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328份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2．25%。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详见表5－1。
表5－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研究工具
（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现在使用最广泛的就是Blumenthal[1]介绍的由Zimet等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该量表主要强调的是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感受，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如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以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PSSS含12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7的7级计分法。在所采用的样本中，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和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0．91和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0．72和0．85。
（2）自我和谐量表（SCCS）
自我和谐量表由Rogers编制[2]，以测量心理治疗过程中个体自我与经验之间协调的改善程度。该量表由7个维度组成，分别是“情感及其个人意义”“体验”“不和谐”“自我交流”“经验的构成”“与问题的关系”以及“关系的方式”。每一个维度都由7个等级组成，由低到高分别代表刻板、僵化、停滞直到灵活、变通与和谐。量表采用项目间一致性的方法计算，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较高，分别为0．85，0．81和0．64。现在这一量表的主要常模是大学生和飞行员。本研究主要是研究地震灾民的自我和谐状态，不会直接与常模相比较。但是，可以比较得出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一群体的特点。
3．数据分析
对所得量表的数据，包括受调查者的基本信息、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自我和谐量表一起输入SPSS统计软件，进行相应的平均数差异的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不同性别、年龄被试领悟社会支持的差异性检验
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被试进行差异性检验发现，不同性别在领悟社会支持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30～44岁这个阶段的群体在领悟社会支持上的总分显著高于30岁以下、45～59岁和6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的人；中专和中学文化程度的被试领悟社会支持的得分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试领悟社会支持的得分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和中专和中学。其具体情况详见表5－2。
2．灾民自我和谐的差异检验
（1）灾民自我和谐与常模的差异检验
对灾民的自我和谐各维度与大学生常模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情况见表5－3。
表5－3 灾民自我刻板性总体得分与常模的比较（M±SD）
从表5－3可以看出，灾民自我和谐在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刻板性两个维度上与常模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灾民在自我的灵活性上弱于常模，在自我的刻板性上高于常模。
（2）灾民自我和谐的人口变量学差异检验
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在自我和谐的各维度上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只有在不同年龄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其具体情况见表5－4。
表5－4 不同年龄灾民在自我和谐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M±SD）
从表5－4可以看出，灾民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自我的灵活性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自我的刻板性上不存在差异（p＞0．05）。
3．自我和谐分量表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和自我的灵活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具体情况见表5－5。
表5－5 自我和谐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矩阵图
从表5－5可以看出，震后灾民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他们的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即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低；震后灾民的自我灵活性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即自我的灵活性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震后灾民的自我刻板性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四）讨论
1．领悟社会支持在年龄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汶川地震4年后，灾区一般灾民在领悟社会支持上存在着年龄阶段的差异，尤其是30～44岁这个阶段的群体领悟社会支持的总分是明显高于另外3个年龄阶段的群体。这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的灾民属于青壮年期，大多数已成家立业，既能得到家庭的支持，也能得到朋友、同事的支持，故其社会支持高于其他年龄段。
2．领悟社会支持在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不少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的对象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仅限于社会脆弱群体[3]。但本研究发现，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群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程度较高。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灾民对心理援助能更好地接受，对地震灾害的认识相对也比较科学。有些灾民会误认为接受心理援助等同于承认自己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相对比较抵触。文化程度较高的灾民能够较好地利用灾后的社会支持，积极进行灾后重建。
3．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总体情况
在灾后4年，灾民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偏高。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反映的是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包含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也反映了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我们知道，“5．12汶川大地震”是继“唐山大地震”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特大地震灾害。地震前，大家觉得这么严重的地震灾害离我们是非常远的，认为地震不会发生在我们脚下。当这么高震级的地震发生后，对人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此时是非常无助的，很大地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
4．灾民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
30～44岁年龄阶段的灾民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另外3个年龄段的灾民，可能是因为：30～45岁是人生事业、家庭等各方面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时期，汶川地震的突袭，让这一年龄段的人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对自己事业、生活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降低自己的评价。老年阶段的灾民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的得分排在第二，可能是因为由于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损毁性的自然灾害，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晚年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青年组和中年组的灾民，正处于人生事业开始发展和已经发展后的时期，冲突相对较少。
5．自我刻板性的总体情况
灾民的自我刻板性处于一个中等偏高的水平，且显著高于大学生常模。由此可见，灾难对灾民的影响非常大。灾后心理援助要帮助灾民对地震做正确合理的归因，降低自我认知偏差。
6．灾民自我灵活性的总体情况
灾民在自我灵活性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且显著低于大学生常模。这表现出了灾民自我概念的刻板和僵化。灾民是汶川大地震的直接受害群众，不少灾民的亲人都在这次地震中去世，这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很大的冲击。在地震后4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对地震和死亡等的恐惧一直存在着。
7．灾民自我灵活性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
30～44岁年龄阶段的灾民在自我与经验不和谐上的得分最高，在自我灵活性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另外3个年龄群体。这说明他们虽然自我不够协调同一，但自我具有灵活性，是有潜力通过自我的努力达到自我平衡的。
8．自我和谐分量表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反映的是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包含自己对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的评价，这直接影响个体对自己和经验之间的期望大小以及合不合理。灾民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相关，即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低。当个体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过高，而社会现实又与之期望的差距较大时，整个人的和谐状态将会降低，而且也会产生更高程度的无助感，也就会对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的领悟程度降低。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的整个生产、生活都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便产生了很高程度的无助感，相应的，领悟社会各方面支持的程度也就降低。所以，灾民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灾民的自我灵活性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自我灵活性低所产生的症状为自我概念的刻板和僵化。自我灵活性越高，说明对固有的、自我的一些看法不是那么僵化和刻板，相应地就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也能够更好地去领会社会团体和组织对自己的帮助，从而也能够正确地产生动力来进行灾后重建的工作。社会支持来源于社会、家庭和朋友等，人们有了健康的心理状态，才能够正确地领会这些帮助，加以努力奋斗，最终克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四）结论
第一，灾民在自我的灵活性上弱于大学生常模，在自我的刻板性上高于大学生常模。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传授，帮助更多的群体正确面对自然灾害，从而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第二，灾民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和谐各维度上，都存在年龄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在灾后心理工作的援助中应当注意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援助方法。
第三，灾民领悟社会支持程度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之间存在负相关，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的程度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低；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灵活性存在正相关，自我灵活性越高，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因此，要注重灾民自我和谐的调整，改善自我和谐的状态，从而提高灾民对社会支持的领悟水平。
四、调查报告2 “5．12地震”后灾民的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研究[4]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2012年4月，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绵阳市北川县擂鼓镇、青川县亲历汶川地震且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灾民为研究对象，用“安全感—不安全感”（MS—IQ）问卷以及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AP－R）对灾民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22份，剔除无效问卷52份。根据这两种问卷对应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70份，问卷回收率为92%，有效问卷率为83．9%。所得样本分类如下：
①性别：男性146人，女性124人。②年龄：18～25岁共计85人，26～35岁共计74人，36～45岁共计94人，45岁以上共计17人。③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共计90人，中专或者高中共计72人，初中文化共计108人。
同时，为了将非灾区成年人的死亡态度描述与安全感—不安全感进行对比，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成都市青羊区、上海市嘉定区等非汶川地震重灾区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发放“安全感—不安全感”（MS—IQ）问卷以及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AP－R）共300份，回收问卷271份，剔除无效问卷15份，根据两种问卷对应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56份，问卷回收率为90．03%，有效问卷率为94．46%。所得样本分类如下：
①男性102人，女性169人。②年龄：18～25岁共计88人，26～35岁共计60人，36～45岁共计77人，45岁以上共计31人。③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共计102人，中专或者高中共计70人，初中文化共计84人。
2．调查工具
（1）安全感－不安全感量表（MS－IQ）
该量表由曹中平等人根据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5]修订编制而成，适用于初中及其以上文化水平的对象，主要从安全感及其各个维度全面考察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在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上取得了良好的实证效度。
该量表修订后共有题目44项，量表包含3个大维度：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自我安全感。计分方法采用3级记分。将所有相应维度或总问卷的题项得分相加即为相应维度或总分的最后得分。总分得分越高，表明相应安全感越高。但情绪安全感各维度为消极名词，对情绪安全感解释应慎重。修订后的量表有着较高的信效度，其科隆巴赫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72。
（2）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AP－R
本量表根据Wong等人编制的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DAR－R，由廖芳娟中译编制而成[6]。该量表共有32个条目，包括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5个维度，采用Likert氏5点量表计分，以单题平均3分为标准。量表并不加计总分，而是视各分量表的得分为多少、依各分量表得分的多少来解释，在每个分量表中平均数越高，代表越有此倾向的死亡态度。量表的信度α为0．85，信度良好。
3．数据处理
我们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推断性统计、方差分析、t检验和相关分析。
（二）调查结果
1．灾民死亡态度的统计与分析
对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年龄被试在死亡态度上进行差异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灾民在死亡态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呈现有显著差异的数据，具体情况见表5－6。
从表5－6可以看出，灾民在死亡逃避与自然接受上平均数均大于非灾区被试，而在逃离接受维度上，灾民的平均值则小于非灾区被试。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灾民在死亡逃避这个维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灾民＜中专或高中＜初中文化的灾民。不同年龄的灾民在死亡逃避这个维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事后多重比较发现：18～25岁灾民及46岁以上的灾民＜36～45岁的灾民。
2．灾民安全感的统计与分析
对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年龄被试在安全感上进行差异检验，发现不同年龄的灾民在安全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呈现有显著差异的数据，具体情况见表5－7。
由表5－7可以看出，灾民与非灾区被试在情绪安全感、自我安全感上均有显著性差异，灾民的平均值均高于非灾区被试；不同性别的灾民在自我安全感这个维度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的平均值大于女性的平均值；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灾民在情绪安全感这个维度差异显著。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情绪安全感维度上，初中文化灾民＜大专以上灾民＜中专或高中灾民。
3．灾民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分析
由表5－8可以看出，情绪安全感与自然接受呈正相关，而与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则呈负相关；人际安全感与死亡逃避、自然接受呈正相关，与逃离接受呈负相关；自我安全感与自然接受呈正相关，而与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则呈负相关。
表5－8 灾民安全感与死亡态度描述的相关分析
（四）讨论
1．灾民死亡态度的基本情况研究
对灾民死亡态度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灾民更容易接受死亡，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灾民逃避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或事件，比如，不喜欢提到“死”字。非灾区的人们更容易把死亡看成一种今生负担的解脱。究其原因可能有3个方面：首先，影响死亡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接触死亡经验的情形。研究表明，接触死亡经验越多，则自然接受的态度较高。在汶川地震中，极大部分灾民或是亲身经历过死亡威胁，或是亲眼看见过死亡或伤残。接触死亡的经验可能是他们能自然接受的原因。其次，影响死亡态度因素的研究发现，家庭里谈论死亡的频率越低死亡逃避则越高[7]。灾民不愿意提起亲人和朋友的死亡是人本能的心理反应。第三，近年来，大量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和心理专家队伍入驻灾区，为灾民们提供心理援助。据统计，仅2008年涌向灾区的心理志愿者达2000余人，四川省科技厅派出13支专家队伍实施心理援助；截至2010年底，中科院共组织了2100多人次投入到地震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工作[8]。这些心理援助工作者为灾民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使他们能接受灾难导致死亡的事实。
2．灾民死亡态度的人口变量学统计分析
灾民死亡态度的人口变量学统计分析发现，灾民在男女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已有的研究不一样，这可能受到实测工具的影响。不过，有关性别与死亡态度的关系研究就无统一的定论[9]。
年龄在36～45岁的灾民比年龄在18～25岁与46岁以上的灾民更不想提到“死”，回避与死相关的现象。研究表明，年龄越大表现出来的死亡逃避也越明显，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10]。但是45岁以上灾民死亡逃避下降，这可能与死亡焦虑有关。Thorson和Powell（1994）的研究认为，死亡焦虑年龄曲线到中老年期反有下降趋势[11]。这个结果也证明了关注中年人的心理是我们心理重建中的重要环节。
在死亡逃避维度上，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灾民低于大专或高中以及初中文化的灾民。这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机会较少，容易受到迷信、巫鬼文化等的冲击，而更排斥死亡。这与董佩芳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2]。
3．灾民安全感的基本情况分析
对灾民安全感的基本情况分析表明，灾民的情绪安全感与自我安全感高于非灾区被试。这个研究与刘玲爽[1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国家对灾区的物质支持与心理援助，满足了灾民安全感的需要。而且，灾区民众的消极情绪较少[14]。“心理台风眼”效应表明，人在风险越大、越集中的情形下越发冷静平和。地震灾民可能也有相似的心理效应。
4．灾民安全感的人口变量学统计分析
灾民安全感的人口变量学统计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的自我安全感更高，这与张萍的研究一致[15]。因此，对灾区的心理重建应更关注女性的自我安全感。中等受教育程度的灾民安全感更高，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机会较少，容易受外界影响，安全感较低。但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灾民其情感安全感低于中等受教育程度的灾民，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情感安全感只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
5．灾民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性分析
对灾民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灾民的情绪安全感越低，就越对死亡感到惧怕、焦虑，觉得死是一种现世负担的解脱，或是通向来世的通道。情绪安全感越高，则越容易接受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灾民的人际安全感越高，就越容易接受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人际安全感越低，则会觉得死是现世负担的解脱；灾民的自我安全感越高，就越容易接受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反之，则越对死亡感到惧怕、焦虑。
（五）结论
本研究以灾区民众、非灾区民众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系列具体深入的分析，从各组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灾民与非灾区被试在死亡逃避、自然接受以及逃离接受3个维度上差异十分显著。这3个维度中，灾民在死亡逃避与自然接受上平均值均大于非灾区被试，而在逃离接受这个维度上，灾民的平均值则小于非灾区民众。
第二，不同性别的灾民在死亡态度描述上的各维度无显著差异。
第三，灾民不同年龄段在死亡逃避这个维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年龄段在18～25岁与年龄段在45岁以上的灾民均低于年龄段在35～45岁的灾民。
第四，灾民不同文化程度在死亡逃避这个维度上差异十分显著。其中，在死亡逃避这个维度上，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灾民低于文化程度在大专或高中以及初中文化的灾民。
第五，灾民与非灾区被试在情绪安全感、自我安全感上均有差异，在情绪安全感以及自我安全感这两个维度上，灾民的平均值均高于非灾区民众。
第六，不同性别的灾民在自我安全感这个维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男性的平均值大于女性的平均值。
第七，不同年龄段的灾民在安全感—不安全感的各维度上并无显著差异。
第八，灾民不同文化程度在情绪安全感这个维度上差异显著。其中，在情绪安全感这个维度上，文化程度在大专或者高中的灾民高于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以及初中文化的灾民。
第九，灾民死亡态度与安全感的相关分析得出：①情绪安全感与自然接受呈正相关，而与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则呈负相关。②人际安全感与死亡逃避、自然接受呈正相关，与逃离接受呈负相关。③自我安全感与自然接受呈正相关，而与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则呈负相关。
五、调查报告3 灾后重建过程中家长群体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2012年4月，我们对北川灾后居民安置点的现有子女家庭的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发放访谈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0份，其中经过输入数据筛选，得到有效数据164份。调查对象中，男性84名，女性80名，平均年龄为40．6岁。
2．研究工具
（1）自我和谐量表（SCCS）
该量表包括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3个维度。其中，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包括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主要反映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自我的刻板性主要体现个体处理问题时的思维刻板程度，反映个人较为古板、僵化，不能根据事情的变化做出一定的改变。自我的灵活性则与自我的刻板性相反。本量表共有35个项目，采用5点式（1～5）评分。计算自我和谐总分时，将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计分，再与其他两个分量表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16]。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07，其中3个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833，0．695，0．573。
（2）生活满意度量表（LSR）
该量表为他评生活满意度量表，主要包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健康的自尊和较少的负面情绪。总量表共5个题项，要求被试选择一个与自己最符合的生活情绪状态。LSR是一个1～5等级的分量表，得分在5（满意度最低）至25（满意度最高），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679[17]。
（3）父母自我效能感问卷
该问卷由西南师范大学于志涛编制，具有很高的信度和实证效度[18]。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其中，学习生活支持效能，主要描述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帮助的能力、信念，以及对自己教养能力的肯定信念；品德养成效能，主要描述对孩子品德能力的评估；自我怀疑效能，主要描述父母对自己教养能力的怀疑和担心。3个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7，0．885，0．841。总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894。
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6．0for windows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1．家长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表5－9显示，父母自我效能感中的学习与生活效能支持维度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自我灵活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品德养成效能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自我灵活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自我怀疑效能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自我刻板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自我灵活性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自我刻板性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可以看出，负性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正性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
2．家长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对父母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合并，把自我怀疑效能转换成反向计分，把自我和谐的自我灵活性转换成反向计分，然后得到父母自我效能感总分、自我和谐的总分。分别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自我和谐和父母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进行复回归分析；父母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自我和谐为自变量进行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10所示。父母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和谐都能够显著进入回归方程，并且达到解释生活满意的18．4%，其模型和标准回归系数都显著；自我和谐能够解释父母自我效能感的比例为21．4%，标准回归系数显著。
表5－9 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表5－10 自我和谐，父母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3．父母自我效能感对自我和谐和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图5－1
（三）讨论
通过相关分析得出生活满意度高的家长其自我和谐程度更高。生活满意度高的家长，能够正确评价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对自我和自我经验有合理的认识，更容易体验到正性情感，从而更能达到自我和谐状态。
同时，我们还发现父母自我效能感的正性因子（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品德养成效能）与自我和谐的正性因子（自我灵活性）和生活满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之前有关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正性因素的研究结果取得一致[19]。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感体现了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对子女教育的支持程度，养成良好的品德体现父母对子女品德素质的要求。根据于志涛（2005）的研究，父母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育方式中表现出对子女更多的情感关爱，更少的惩罚和严厉的拒绝否认，并且其父母在情绪、身体状态、心理健康状态等方面表现良好。而良好的自我和谐和生活满意度正是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这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以及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和谐能够对生活满意度进行预测。父母自我效能感首先进入回归方程，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比自我和谐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表现在积极地促进子女学习、支持学习的知觉信念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知觉信念可以改变自我和谐程度。已有大量的研究得出，自我效能感常常作为中介变量调节个体自主的信息。如在研究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付方式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时，自我效能感能够作为中介效应来调节这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0]。在学业绩效、工作绩效的研究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工作自我效能感都能起到中介效应，调节学习动机、工作动机等对绩效的影响[21]。根据罗杰斯的自我和谐理论以及成年期的成人的心理发展特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表现为自我的内部心理与外部客观条件的矛盾，自我刻板性体现为自我偏见和自我体验的要求苛刻性（罗杰斯，2004）。因此，自我和谐能够进入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模型。
从路径分析中可以看到，存在两条路径影响生活满意度，一条是自我和谐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另一条是自我和谐通过父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路径。自我和谐反映自我对经验的合理期望的程度、对情境变化的灵活应变能力，自我和谐状态需要成人在实际的生活中做不断地修正，改变自己的经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罗杰斯提出，自我和谐是实际的自我、理想的我和社会的自我三者的一致或接近[22]。当个体的自我状态处于和谐一致时就会提高自我满足感。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父母是家园重建的主心骨，时常要面对各种困境。当实际的情况与自己主观预期相差较大时，就会产生消极、沮丧的体验，降低自己对待其他事件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生活满意程度。王登峰（2003）指出，自我和谐标志着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情绪[23]。根据积极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积极的情绪能够提高自我对社会事件的预期和掌握，提高生活效能。灾后重建过程中，当成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子女互动，维持良好健康的亲子关系，在对子女的学习上表现出较低的怀疑，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子女学习时，即具有较高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因此，自我和谐通过父母自我效能感形成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路径。
（四）结论
第一，灾后重建中家长群体的自我和谐能够很好地预测其父母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
第二，灾后重建中家长群体的自我和谐能够很好地通过其父母自我效能感对其生活满意度进行预测。
第三，提高灾区成年人的自我和谐和父母自我效能感能够对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生活满意度有促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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