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论》的研究

通过对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媒体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话语(如政策话语)的考察,本研究试图回答下列主要问题:

●从历史谱系的角度出发,改革时期的执政党-国家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持续地重构并合法化其对与农民工相关的分化的公民权类型的界定的?这种界定是如何与过去革命时代的阶级话语处于一种既是断裂同时又是延续的关系之中的?

●具体而言,围绕户口这一公民权分化和社会流动性控制的核心制度,包括身份歧视、制度化剥夺和压制性机制等在内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要素,在公共话语的论争中,是如何被建构的?

●就涉及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具体方面(包括再分配正义、利益表达、身份建构等)而言,在执政党-国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框架的边界内,拥有不同数量资源的社会言说者-行动者,如何参与到与农民工相关的公共话语论争中,并就这些议题的定义展开争夺?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书最后通过对农民工相关议题的个案研究,试图批判地评估,在威权发展主义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宣传-市场驱动的媒介空间及其主导的公共话语论争对中国的弱势群体来说,有着何种潜在的意义。所有这些研究问题都与前面章节中所评述的理论和概念相对应,并将在后续的研究发现、讨论和结论章节中分别得到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第一个研究问题,笔者从绝大多数研究所缺乏的历史谱系分析的视角出发,试图理解改革时期的执政党-国家是如何重塑其以工农阶级联盟为合法性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包容和合法化改革时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主义现实。在这一新的现实图景中,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曾经具有政治和经济“优越”地位的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革命阶级在市场化条件下杂糅的产物,并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遵循福柯式的历史话语分析方法,“历史谱系”在本书中主要是指那些决定何为常理的深层话语条件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方式(Foucault,2002a,2002b)。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在革命年代完全无法想象的意识形态话语秩序,在威权发展主义策略中是如何通过被自然化和合理化为可以接受的和必然的,从而再生产出改革时代新的意识形态霸权。

因此,这一研究问题要处理的并不是对显著社会事件产生的话语的片段式分析。相反,其分析的对象是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不同的知识-权力条件下的历时性演变。具体而言,其分析主题是以“工农联盟”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的革命主体是如何演变为以市场逻辑和话语为基础的发展主义主体的。在与革命时代的阶级政治话语相比较的基础上,与此问题相关的章节将运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2,1995a,1995b,1998,2003)提出的批判的话语分析方法(见下文)来考察过去三十多年中执政党-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及其在喉舌媒体话语中的再现。

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处理的是前一章已经详加探讨的公民权的两个主要方面。如前文所述,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基础,公民权这个概念在本研究中包括两个层面: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或社会融入与排斥机制,以及该成员资格身份的质量或具体的权利与责任(Goldman&Perry,2002)。与此对应的章节将围绕一些关键议题或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对相关的媒体和政策话语展开比较分析,目的在于阐明不同言说者-行动者是如何参与到与农民工公民权状况相关的议题的公共话语论争中的,并就这些议题的话语边界展开竞争。这些行动者拥有不对等的社会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媒体和公共文化空间等象征性资源的接近和使用权,或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说,是文化和象征资本(Bourdieu,1989,1991)。这里所谓的“竞争话语边界”,指的是定义或再定义特定社会议题,或就其内涵展开协商,从而建构出不同的话语共同体的象征实践过程(Pan&Kosicki,2001;Snow,Rochford,Worden,&Benford,1986)。这涉及划定、扩展或跨越话语边界等各种不同的活动。

具体而言,第二个研究问题主要考察的是与公民权的第一个层面,即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或与排斥机制相关的公共话语论争。前文已经指出,就农民工议题来说,户口制度是针对具有农民这一制度身份的农民工的最核心和最具压制性的排斥机制。同时,这一制度也是激烈的公共争论的焦点之一,因为它不仅影响到最弱势的群体,同时也影响到所有需要跨区域流动和迁徙的人群。正如第五章将要说明的,户口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制度,有利于政府对社会治安状况和潜在不稳定因素的监控,同时又界定了农村和城市人口间差异巨大的不同公民权待遇。正因为如此,户口制度在物质上和象征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具有高度歧视性的排斥机制,限制了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的合法居留权、身份和各种基本福利权利的合法途径。因此,第二个研究问题的目的是要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类型的政策和媒体话语,来阐明不同社会言说者-行动者是如何建构与户口相关的主要争议性话题的。

第三个研究问题处理的是不同的言说者-行动者是如何围绕公民权的第二个方面,即与经济利益和文化身份相关的具体公民权展开话语竞争的。尽管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具有差异性,但他们对威权主义市场化条件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和主体身份建构而言,却都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分析这些不同的议题,与此相关的章节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和社会事件案例中所出现的媒体与公共话语进行批判考察。

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传媒研究和移民研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议题进行过研究。但这些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未能充分重视对方不同路径的价值。传媒分析往往具有媒体中心主义的缺点,忽略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的视野,没有意识到媒体只是一般社会过程中象征性层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Hesmondhalgh&Toynbee,2008)。与此相比,移民研究则倾向于将政策和媒体文本的内容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没有将这些文本视为是在一个准公共媒体和文化空间中复杂且充满权力关系的象征生产和话语竞争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相互构成的”分析框架,以图克服这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