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89,1992,1995a,1995b,1998,2003))和凡·迪克(van Dijk,1988a,1988b,1991,1992,1997,1998a,1998b,2008)的理论为基础,本书将提出一个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的方法框架,以此来考察架构分析的第二个层面,即构成框架包的话语工具、归因推论和文化主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书中会用到一些定量的数据描述,但作为本研究中分析媒体文本的主要方法,批判话语分析“由于其对新闻报道的各种结构的系统阐释,因而超出了传统的内容分析的范畴”(van Dijk,1991,页5)。它旨在研究代表执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等不同利益部门的各类行动者-言说者,在媒体话语中,使用何种话语结构和策略,如何在话语层面再生产或解构作为弱势群体公民权现状合法化基础的意识形态框架。
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文本的话语结构特征在不平等、权力、意识形态、权威和操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Blommaert,2005,页29)。正如本书第二章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相互构成关系,与语言和话语实践紧密相关。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尽管物质和强制性手段依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通过象征手段的意识形态运作和对这些手段的近用权的控制而创造的赞同,日益成为现代权力关系的基础(Fairclough,1989,页3-4;Herman&Chomsky,2002)。因此,批判话语分析与权力、文化霸权宰制和意识形态分析是紧密相关的(参见Eagleton,1991;Fairclough,1992;Thompson,1984;van Dijk,1998a,1998b)。与其在政治上的批判态度相一致,批判话语分析也对权力、宰制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抱有特殊的兴趣(Blommaert,2005,页1-2;Wodak,2001,页1-2)。这种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揭开“展示在语言之中的隐蔽或透明的宰制、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Wodak,1995,页204)。
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在该理论中,不仅仅是文本或语言实践的产物,还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不仅涉及文本,同样涉及互动和语境,即那些既决定但同时又通过话语实践建构起来的特定的社会条件(Fairclough,1989,页22-25)。用凡·迪克(van Dijk,1991,页45)的话来说,批判话语分析旨在表明语言使用与传播的认知、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如何对文本或对话的内容、意义、结构或策略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话语本身如何影响并成为这些语境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受到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理论的影响[3],费尔克拉夫提出了一个话语的三维度定义(图3.2),包括:作为文本的话语(“具体话语实例的语言学特征和组织”);作为言语实践的话语(“话语在社会中的生产、流动、分配和消费过程”);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话语运作的意识形态效果和文化霸权建构过程”) (Blommaert,2005,页29)。相应地,批判话语分析包括从描述(文本的形式特征)到阐释(文本生产过程和阐释过程间的互动关系)再到解释(互动的社会条件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的三步走分析模式(Fairclough,1989,页26)。以此为基础,费尔克拉夫继而提出了将这些不同层面操作化的具体分析方法框架。例如,就描述而言,他提出应当主要考虑三方面的形式特征:词汇、语法和文本结构,分别对应于与知识和信念相关的经验功能、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关系性功能以及与主体和社会身份相关的表达功能(Fairclough,1989,页110-112)。
图3.2 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模型
前文已经提到过,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专家系统’组织化过程中的把关人”(Giddens,1991,引自Milani&Johnson,2010,页5),在话语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传媒话语,特别是新闻,在批判话语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话语分析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许多学者(例如Allan,1998;Bell,1991, 1998;Fairclough,1995b,1998;Garrett&Bell,1998;Matheson,2005;Montgomery,2007;O’Keeffe,2006;Richardson,2007;Talbot,2007;van Dijk,1988a, 1988b,1991,1998b)已经提出了诸多不同的传媒话语分析方法,既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对话互动分析,也包括对报刊文本和图片的视觉版式的研究。其中,凡·迪克通过对新闻话语的研究(van Dijk,1988a,1988b,1991,1998b)提出了新闻结构分析的一个具体框架,包括“生产和接受的认知过程”和“语言使用和传播的社会文化维度”(van Dijk,1988b,页2)。他把这一框架运用到对媒体中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再生产的研究中,并重点强调了“主题、总体图式形式、地方性意义、风格和修辞等新闻话语结构的主要层面,及其与生产和理解的认知过程,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之间的关系”(van Dijk,1991,页x)。
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和前一节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论述,以及其他学者(例如Blommaert,2005;Fairclough,2003;J.Gumperz,1982;J.Gumperz, 1992;Hymes,1996;Silverstein&Urban,1996;van Dijk,1997,1998b;Zinken &Musolff,2009)提出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本书将提出一个分析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新闻话语的综合性方法论框架(图3.3),其中所涉及的主要要素将在下文中加以详细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使其具有必要的明晰性,这一模型忽略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方面或概念,不可避免地具有选择性。很显然,这一模型以费尔克拉夫的方法为蓝本,但它也吸收了一些其他学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首先,就文本分析而言,本书采用理查德森(Richardson,2007)的三层分析模式:词汇、句法和修辞。在此基础上,本书着重分析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图3.3 批判话语分析的综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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