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出版是一部电影

问题提出

“出版是理想，也是现实。出版人是文化人，也是生意人。”“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这些曾经是出版业界的共识。然而面对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当代出版业，这一问题似乎越来越难回答，“现实”与“生意人”的分量越来越沉重，以致“理想”与“文化人”的色彩越来越黯淡。当手段变成目的，文化奴役于经济，当代出版，必须静一静，缓一缓，有所思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你就永远不可能到达。”

1．出版业之反思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次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遭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46万册——其中有善本古籍3　700多种、35　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　600多种、25　000册——悉数被烧毁。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1]

当代中国出版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产业的功能。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任重道远。但是如何评判出版产业的价值，GDP数值能否涵盖其价值的全部？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产业内，即出版产品物质形态的价值，还是产业外，即出版产品精神内容的价值？是利在一时，即强调出版产品的当期利润回报，还是功在后世，即注重出版产品广泛的辐射性、持久的流传性？出版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出版业有何期许：希望它以蓬勃的文化力量推进民族认同、普及核心价值观，还是希望它像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一样以汹涌的资本势力纵横商业格局、捭阖经济变革？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不会被曲解为文化产业圈钱，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焦点之一。有代表指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是‘文化大挣钱’，指望文化挣大钱的观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和精神不符”^[2]。同样的出版产业，同样的市场化运作，为了盈利而盈利，和因为体制科学、机制灵活、繁荣文化而赢利，不一样的着眼点，或许百年之后再观今日中国出版，历史会有意味深长的解读。

2．出版企业之反思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书写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传递信息与内容，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与此同时，“……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已经和正在闯入出版领域，操着高新技术的‘刻刀’，按照各自的理念重新塑造‘出版’。由于参与出版越来越容易，参与出版的人越来越多，出版的包容性在无限扩大的同时，出版作为一个‘专业’似乎也越来越淡化了、肢解了。”^[3]这又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出版”的时代。“书既可以是一个网页、一部手机，还可以是一个电子游戏、一部电影。”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曾如是说。这更是一个媒介大融合的时代。当出版人人都可以涉足的时候，当出版对象无所不包的时候，出版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

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西弗林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哈珀·考林斯，“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一旦传统出版业沦陷为大众娱乐业的附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安德烈·西弗林在访谈结束时不无忧虑地说，“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因此，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学习美国。”^[4]

在科技迅猛发展、媒介不断融合的今天，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技术抑或内容？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永续生存的力量来自哪里，资本抑或品牌？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产品的独特魅力应该体现在何处，即时的、讯息的、消遣的，抑或智性的、审美的、批判的？对于当代出版企业，怎样做，才不至于随波逐流、失去自我；如何选择，才不至于舍本逐末、倒果为因？外延膨胀的时代更需要内涵的清晰。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紧要。在这样一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站在传统与革新的关口，出版企业面临着历史的选择。

3．出版人之反思

出版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这种双重属性由来已久，但二者的矛盾自出版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后尤为凸显。当文化产业自身成为一种商业力量时，它就有更多的理由和便利谋取合法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成本核算机制的束缚和商业浪潮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只为稻粱谋，只为当下活。在越来越多的出版人眼中，出版仅仅就是一份职业，出版物仅仅就是一种商品。带着这种理念的出版人不过就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仅仅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求具体答案；有些甚至成为以文化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商人。

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也在挑战着传统出版人的地位。2011年2月，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一篇名为《消逝的编辑艺术》（The Lost Art of Editing）的长篇报道里提到，传统出版的价值是通过编辑工作让图书享有一份荣誉。但今天，速度和经济上的考虑已先于细心和质量，做书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被预算和人员编制给压缩了。现代出版更注重销售和营销，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形象，已让位于更注重市场的企业家形象了。图书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大删大改，如情节、角色或语调的重新设置，还是小细节上的改动，如历史事实或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进行编辑加工了。在数字出版时代，很多人甚至认为作者可以直接走向读者，不必再经过编辑这一中间环节。^[5]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已迷失了方向，走进了误区，最终将面临群体生存的危机——当竞争越来越激烈，盈利越来越艰难时，出版人要靠什么力量去完成前辈未竟的事业？曾经，出版人是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以文化为信仰，对文化的担当有着近乎宗教的虔诚。当信息社会经济文化化的痕迹越来越重，行业分工越来越细时，出版人又将在变动不居的话语空间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是抛却传统的责任与荣耀，在商业大战中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还是以审慎的理性和超越的理念，坚守文化定位、延续历史使命，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未来？在这个社会转型、价值观多元的时代，羁绊在文化与商业的博弈中，当代出版人面临着历史的考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等一代思想文化大师在目睹中国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的种种努力与失败之后，终于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最终途径。于是他们呼唤“国民自觉”“伦理的自觉”，他们强调“国本”“国性”“国魂”。形而下的富强终究要靠形而上的文明来支撑，文化自觉于是成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最强音。21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口和文化全球化的漩涡之中，文化自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题：关乎国家富强，更关乎民族存亡。因为文化就是民族的徽章，文化就是民族的符号，文化在，民族就在，文化灭，民族即亡。而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表率和广泛全面的参与；不能仅停留在文化认识上的自知之明，更要体现为文化实践上的自主能力。

出版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组成。在人类各民族文化自觉史上，出版曾举足轻重、大放异彩。作为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出版业在中国当今和未来文化自觉的征途中仍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全球化时代多元、变动的文化形态，和市场经济时代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巨大冲击对现代出版业的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设置了更大障碍。如何建立出版业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如何用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指导出版业的实践活动，是当代中国出版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出版业的社会期许、出版企业的发展定位以及出版人的角色认同对出版业的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对于民族文化自觉将有关键性的影响。在纯粹由市场逻辑和资本控制的出版物市场上，产品的真实价值有时甚至会和出版的GDP数值成反比，虚假繁荣背后的低俗空洞“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6]无论是从阳春白雪的字里，抑或深入浅出的行间，一个眼中没有文化光彩，心中没有文化理想的出版人断然无法为读者提供丰富健康的文化给养。文化自觉，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出版将向何处去？这注定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回眸的时代，一个眺望的时代……

选题意义

出版业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进程中将如何发挥作用，出版业如何创造社会价值，出版企业如何建立核心竞争力，出版人如何化解身份危机……重大的现实困惑往往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出版这一应用学科而言尤其如此。本研究正是出于对当代中国出版业现实困惑的深切关注，研究的着眼点也将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历史从来都不曾远去，而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现实的机理之中。历史作为现实的过去，现实作为历史的延伸，二者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历史的意义除了探讨史实本身之外，还在于对现实的观照，或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历史不乏鲜明的起伏、生动的得失。同样的出版，即使在不同的时代，纷繁变幻的表象背后应该是如一的本质，动荡起伏的发展背后应该是恒常的规律。为了追寻答案，我们必须从现象回到本质，从得失中寻觅规律，找到一个能解释过去，也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答案。“文化自觉”这一课题，首先为当代中国出版业提供了一种历史参照，引导我们去回顾人类文化进程中出版的成长与发展；其次为当代中国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提醒我们跳出时代视野的局限，从宏观上反思出版与文化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即从文化自觉的史实中探究出版的本质、出版的规律、出版的精神，并根据文化自觉的命题构建出版的文化认识论，即出版的文化本质观、文化发展观、文化主体观。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活动。当出版业界对出版的本质形成共识，就会凝聚内生的力量。当政府和社会对出版的认识达成一致，就会形成强大的外援。所以，本研究也期望以理论上的些微成果为当代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的制定、出版企业发展的规划，以及出版人自身的定位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本研究旨在剖析出版的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从而为当代中国出版的未来走向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本书的文献查找与分析经历了“出版的本质”——“文化自觉”——“出版的文化自觉”这样一个思想轨迹，最终找寻到了本选题的研究空间与价值所在。

1．关于“出版的本质”

出版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传播方式之一，它对各民族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出版的本质是国内外学界一切出版研究的基础，也是国内外业界一切出版活动的出发点。对出版本质的探讨多从其属性论起。

美国出版家约翰·德索尔在《出版学概说》中指出：“图书出版是一项文化活动，又是一种经济活动。书籍是思想的载体、教育的工具、文学的容器，但是书籍的生产和销售又是一种需要投入各种物资、需要富有经验的管理者及企业家参与的经济工作。”^[7]

日本出版家清水英夫在《现代出版学》中论述“作为物质的书和作为精神的书”时说：“在考虑书籍历史时，我们不能忘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物质的出版史，二是作为精神的出版史……对于出版的双重性格的描述……既有理想色彩，又讲资本原则。”^[8]

法国学者戴仁在其研究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7》中指出，“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调和程度”^[9]。

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外学者、出版人对出版的见解基本一致，都强调出版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二者缺一不可。

台湾出版家苏拾平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技术》一书中则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作了精彩的总结：“出版是文化活动，也是商业活动；出版人是文化人，也是生意人；出版有时候是私企业，有时候是公事业；出版既是理想，也是现实。”“有人说出版是内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有人说出版是流行事业，有人说出版该有社会责任，有人说出版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哪些说法是领悟或自我期许，哪些说辞只是口号？各种相对论本就充满混同色彩，对行业中人来说，关键并不在彼此的冲突，而在如何调和收拢适用。”^[10]

这一观点得到认可，在中国出版学界和业界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受计划管理体制和极左思想的禁锢，出版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政治属性、宣教功能）被极端放大；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图书是“商品”的观念成为思想禁区之一。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及其规律的认识的提高，出版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逐渐得到重视。至此，出版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作为“双重属性”得到共同认可。这种认可也成为这一阶段学术研究中突出的主题，几乎所有讨论出版发展的文章言必称“双效”统一，如《关于出版“两重性”的对话》^[11]《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12]等等之类主题的文章比比皆是。

然而接踵而来的困惑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统一、不同步是出版实践中的常态，那么二者究竟孰轻孰重，或者说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究竟孰先孰后？

针对这一点，一些国外出版人有着独特的看法。美国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在《图书业》中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出版业的两个真相：第一个真相是，出版业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至少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如果你的目标是发财，你应该去华尔街碰运气。第二个真相是，出版是一个需要敬业精神的职业，或者说，出版家是世俗的神父和牧师，是人类记忆的守护神。”^[13]

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在《出版概论》中写道：“如果赚钱是你的首要目的，那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业的报偿远不只是金钱。”^[14]

曾长期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小赫伯特·S．贝利在1995年出版的《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中指出，“大多数出版商是严格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使命而且努力追求高标准的，不论是哪个出版领域——小说、诗歌、评论、教育、少儿读物、学术著作、工具书等方面，都是这样。”“大部分出版社必须创造利润，不过大部分出版社不把他们看做简单的生意人，他们意识到而且满足于他们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作用。他们不会出版仅仅能赚钱的任何东西。”^[15]

这些出版人并没有直接回答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先后、轻重问题，但从他们对出版的理解中不难看出对文化的敬畏与尊崇。

而国内不少学者面对出版业日益严重的商业侵蚀，也开始进一步强调社会效益、文化属性的优先。更有学者尝试从理论上将经济属性从出版的本质中剥离出去。

阙道隆在《商品经济与编辑工作》^[16]中指出，笼统地说出版物有两重性，是不够具体和准确的。出版物的根本属性是精神产品，同时具有商品的属性。商品属性主要反映在印制和流通过程中。在这之前的精神生产过程中，作者、编辑创作和处理的原稿是精神产品，首先要考虑精神生产的目的和要求，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在流通过程结束之后，出版物完全作为精神产品发挥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我们在谈出版物的两重性的时候，不能将它的精神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同等看待，更不能颠倒主次，把出版物完全商品化。当然，也要注意两重性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郑清源在《图书属性论略》^[17]中提出，图书具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前者是体现在图书内部，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性；后者是指显露在图书外部，只体现图书某些方面的非本质特性。图书的本质属性在于图书具有积累和传播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固有的性质和特征。图书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除此以外，在图书发展的历程中，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和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许多非本质的属性：社会性、阶级性、教育性、渗透性、收藏性、娱乐性、礼品性等。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图书在物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图书的这些非本质属性具有流变性和不稳定性。它与图书本质属性所具有的那种系统性和相对稳定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只有把握了图书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正确而又全面地认识图书，并在出版工作中少犯主观片面性错误。

十六大之后，随着“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概念的划分，“出版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服务公益的性质已尘埃落定，“出版产业”的资本逐利性却显露出日益强化的趋势，按照“产业”发展的出版背负起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重担；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一方面不得不面对靠市场求生存的现实，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了自由、大胆追求经济收益的权利……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关于出版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孰轻孰重的争执似乎又回到了关于出版双重属性之争的原点。国内学界和业界因此而分为“产业派”和“文化派”。

一方面，一些学者和业界人士呼吁出版从此要以经济效益为目标，重视产业化发展。汤伏祥在《出版产业发展需要认识和解决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摆在了突出的地位……出版活动正是因为承载了过度的‘社会’义务，使其产业发展受到各方压力，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出版活动作为产业，其目的应该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18]李继峰在《经济效益是编辑出版的基本目标》^[19]中则直言：产业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经济指标将最终成为考核、衡量一个编辑工作者成功与否的标准。作者以《成都商报》依靠完全市场经济的立场、市井化的心态、追求经济卖点的目标行为打开了局面，奠定了经济基础为典范，提出评价成功的参照系就是经济指标、经济实力。编辑劳动者是精神文化生产者，其劳动价值最终要通过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经济规律来体现和实现，即最终体现为文化消费者自觉的经济回报。因此，作者总结：经济效益是编辑出版的基本追求。赵苗在《出版业的本质属性是产业》^[20]一文中指出，出版产业必须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价值取向上，要以消费者的承认为目标，通过产品在市场获取的经济效益，度量社会对出版企业的承认和接纳程度；在工作重心上，要以营销工作为重点。内容虽然是一种图书出版发行是否成功的基础，但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营销；在资源配置上，要以获取效益为中心，尽可能多地生产和销售商品、尽可能低地支出成本、尽可能广地实现扩张。

另一方面，相对于少数人对出版产业经济价值的推崇，更多的学界和业界人士依然坚持出版文化价值为首要的理念。如贺圣遂在《关于科学出版观的思考》中提出：“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的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21]聂震宁在《文化：出版的本质，出版企业的终极目标》^[22]中指出，对于出版企业而言，“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对社会的文化贡献力。这是根本。”“无论从我国出版产业的属性还是国内外出版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从一本图书的出版发行还是从一个出版机构的品牌来看，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和导向，体现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出版，才是能够获得成功的出版。”因此，他认为出版企业的终极目标是文化，是传承知识、创造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出版前辈如张元济、邹韬奋等也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而被后人缅怀、敬重。

蔡学俭在《现代出版与出版本质——〈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序》中谈到，“现代出版是近代出版的延续和发展，是高科技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是，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出版的产业趋势越来越明显，出版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现代出版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版外延扩大，多媒体与跨媒体融合形成出版主流。国际化出版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但是，他认为现代出版并没有改变出版的本质，社会效益依然是出版的首位，而且，“西方出版业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文化价值。西方主流媒体竭力追求维护西方价值观的社会效益，不遗余力地推销其价值观。”^[23]

出版界元老刘杲先生对出版文化价值的理解更为精深，他在《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位出版人的一次对话》中指出，“在缺一不可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和经济比喻为两个轮子。进一步问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两个轮子的比喻就不够了。”他坚信，“在出版产业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24]，并且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在出版产业中，“文化是目的”是由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首先，出版产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文化。传播和积累文化是出版产业的天职，这是出版产业的社会价值所在。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社会功能，出版产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出版产业如果不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己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就不会拥有自己的位置。其次，出版产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人民对出版产业的根本需要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出版产业为之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需要出版产业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出版产业如果不能满足社会文化需要，人民就不会重视和支持出版产业。由此可见，确认出版产业以文化建设为目的，是出版产业生产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面对文化与经济的抉择时，如果仅仅将文化与经济的分量对半看待，就必定会出现文化服从经济的现象。因为经济的压力太大、诱惑力太大。一个出版单位，如果文化服从经济的情况一再发生，甚至居于统治地位，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出版产业都是文化服从经济，那将是出版产业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

王振铎、张世海在《在历史视野中审视编辑与出版的关系》^[25]一文中首先回顾了《日本出版伦理纲领》中的第一条：“出版物必须有助于学术的进步、艺术的兴旺、教育的普及和人心的向上。我们要追求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谋求最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争取最完美的社会福祉。”文章指出，当文化产业自身成为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时，它有更多的便利条件谋取合法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重温这些人类的历史经验和铮铮誓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文章同样以日本出版业为例，指出日本出版业的颓废和其高度商业化造成的低俗文化品位不无关系。

关于出版的双重属性之争，袁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图书出版》^[26]中有此般解释：图书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又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除了一部分图书成为商品生产，具有商品的属性外，从总体上讲，图书还是非商品性的，具有明显的精神产品的属性，它的生产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劳动产品、劳动力以至人格都成为商品，图书也自然成为不折不扣的商品。精神产品的属性退居次要地位，它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完全被置于价值规律之下。我国在实行高度计划化的产品经济时期，图书生产尽管实行了一定的经济核算，并通过商业渠道出售，但基本上是不计盈亏，不受价值规律制约，图书的价格一般低于它的价值，生产图书的消耗均由国家统包统支。因此，这个时期的图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也不具有完全意义的商品属性，甚至可以说不具有商品属性。根据以上分析，他得出结论：图书是否保持精神产品的属性，是否具有商品属性，不能完全由图书本身来决定，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主要决定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此基础上，蔡翔在《出版双重属性之争引发的思考》一文中对出版双重属性之争做了总结。他认为“出版双重属性‘两点’之间的‘重点’是呈动态发展的，影响其变化的动量有三：一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宏观大背景；二是当时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态势；三是人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局限。出版双重属性的‘重点’就在这三者组成的坐标系中，随着三者的变动发生相应的位移。”^[27]

这给后来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在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的发展定位时，应该以理性的态度，超越社会背景和认识局限，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体察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如此得出的结论才更有历史说服力和现实参考性。因此，研究的目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当代出版，而是应该投向历史的细部与深处。近代（1840－1949）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过去，中国近代出版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相对完好的近代出版资料中，近代出版人、出版活动、出版理念都有迹可循。况且，近代出版和当代出版一样，都曾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危机。也许，这段辉煌、艰难、曲折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出版的研究成果已有一定积累，除却一些或沿袭书史、叙述流水或记载轶闻、止于表皮的文献外，涉及出版本质的论述以各种主题散见于一些学术论文、论文集或个案研究中，需要条分缕析，汲取相关信息。

相关研究中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入手来探讨近代出版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有陈思和的《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28]（此文中的“现代出版”是指告别旧式书坊刻印时代，采用现代印刷设备传播现代文化的中国出版业，起始于1843年，以中国第一家拥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的创办为标志——笔者注），该文为众多论文之精粹。文章以商务印书馆与亚东图书馆在20世纪初的文化贡献为例，指出现代出版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甚至发起作用，这其中，参与出版活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或曰文化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文章提出，既然出版对当代文化将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在今天出版业投入市场时就应该有整体之规划，不能把它仅仅看作追求利润的单位，同时也应该鼓励和重视出版人将人文精神继续贯彻到出版工作当中。

王建辉的《出版与近代文明》^[29]可谓论文集之代表。文集中的同名文章《出版与近代文明》指出，近代出版业既得益于近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又融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像商务印书馆，它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业实体，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本营。在思想文化和出版形成的一种联动中，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出版的行列，著书立说、编排主持，出版史因而也就是思想文化史。此外，出版也对国民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严复译著的读者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于国民素质的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近代出版对社会的奉献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一文则指出，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南北呼应，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近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但这些研究囿于篇幅所限，未及深入，对很多问题仅仅是点到为止，令人意犹未尽。

在一些非出版主题的学术专著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30]、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31]、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32]中倒是能看到关于近代出版的一些评论。如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出版业中新出版物的诞生、旧报纸刊物的改革，并提供了一些数据证明五四以后，中国出版界出现了繁荣局面。周的论述跳出了“出版”的局限，是从五四前后发展历程的角度给以出版的评价，因此对出版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可惜也只是惊鸿一瞥。而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提供的信息比较丰富，但二者均着眼于清末时期，对之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没有涉及。

相比之下，以某一近代出版人或某一近代出版机构为对象的个案研究笔墨更为周详，但林林总总中，多有雷同。一番筛选后，以人物为对象的学术文章如周武的《张元济与近代文化》^[33]、张荣华的专著《张元济评传》^[34]、王建辉的博士论文《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35]脱颖而出。前两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边述边论，从张元济的生平经历中提炼出其深邃的思想见地，如他对国民教育、舆论制衡、文化传统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视和深厚的出版情怀，如他对教科书、西方思想文化书籍以及经典古籍出版的锲而不舍。后者作为对王云五的专题研究，重点是对王云五作为企业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的策划、经营、管理各方面的综合论述，对出版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变迁之关联有一定的评论。

以出版机构为对象的博士论文有李家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36]、史春风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37]、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38]等。李家驹的论文是从书籍出版史的角度对商务印书馆的机构、商务印书馆的人员、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市场、广告等的研究。史春风的论文是将商务印书馆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探讨了它的崛起与发展，尤其是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政治思潮、近代中西文化、近代教育和近代文化名人等多方面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不少独立的见解，有助于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文化史的认识。

此外，台湾学者久宣的《商务印书馆——求新应变的轨迹》^[39]、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40]、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7》^[41]等研究因作者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其论述中自然不乏新鲜的见解，对于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研究都不无裨益。

但是个案的研究，其出发点往往过于局限，缺乏普遍意义上的代表性。如果能对近现代中国出版业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作用或贡献有一个相对整体的梳理，也许就能回答出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但宏观的研究如果没有一个主线，则易流于空泛。

2．关于“文化自觉”的研究

1997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该命题在文化全球化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为当代中国指明了一条将历史与未来、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科学发展思路。此后，国内围绕“文化自觉”所作的研究一直是文化界的热潮。而费孝通当初在北大提出“文化自觉”，事实上也关系到北大当时的定位问题，即“怎样去认识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他指出，“在中国开创学术新风气，北大一直是带头的，‘五四’时代北大出了个蔡元培。北大和清华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中，理应出现一个相应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认识文化的自觉行动。”^[42]这番话给笔者一个重要的启发：曾经在近代中国开创学术新风气的不止有北大，还有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五四时代的蔡元培也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那么以“文化自觉”为主线，研究中国近代出版业（包括各种出版活动、出版人群体）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是就能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出版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首先开始的是对“文化自觉”相关研究的整理工作。截至目前，国内关于“文化自觉”的研究主要为从历史、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哲学等不同层面的探讨。历史方面多以近代史实为参照，如郑荣的《林则徐文化自觉意识的现代解读》^[43]、许纪霖的《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44]、郑师渠的《欧战与国人的文化自觉》^[45]和《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46]、张岂之的《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47]、高翠莲的《试论清末中华民族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48]、张瑞堂的《近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49]、张昭军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50]、封海清的《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51]、王四达的《从“文化幻觉”到“文化自觉”——鸦片战争前后精英思想的嬗变及其启示》^[52]等等。这些多为从“文化自觉”的视角，尤其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为例，对近代中国的史料分析和轨迹回顾。这其中，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根据不同观点被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如，张昭军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历经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四个阶段体现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站在民族立场上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自觉追求。许纪霖认为，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盲目寻求“国家富强”到追求“国家文明”的思想之巨变：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初共和实验，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从对国家富强和制度合理化的追求，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东西文明的独特性？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何在？中国文明应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普世的、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进程？

文化学层面的研究中不乏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角度来看待文化自觉的文章，如刘曙光的《全球化与文化自觉》^[53]、盛宁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三议》^[54]、胡显章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觉》^[55]、胡一的《全球化时代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文化自觉》^[56]、彭海军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诉求》^[57]等。其中尤以胡文、彭文为代表，如胡文指出，文化自觉是人类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取向，是跨文化交际的新境界，体现了文化的平等意识、反思意识、互补意识和发展创新意识。彭文指出，全球化的核心是文化全球化，在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同质现象严重，正在萌芽的抵制机制还不能有力地抗衡文化全球化的统治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的建构需要世界的共同参与，而不是单边压制，它的最终目的是文化自觉的全球化。

哲学层面的研究中，陈军科的《理性思维：文化自觉的本质特征》^[58]，张瑞堂、杨振林的《对“文化自觉”命题的认识论思考》^[59]，张冉的《论文化自觉的生成》^[60]，冯颜利、张丽华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61]，王希鹏等的《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62] ，贺善侃的《文化自觉与哲学主体性》^[63]等文如其题目所示，都是从不同哲学范畴入手对文化自觉的主体、本质、生成等的研究。王文兵的《文化自觉的方法论思考》^[64]和《走向文化自觉的哲学思考》^[65]视野更广阔，认识更深刻。作者指出，文化自觉是一种持续综合的精神努力，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或价值评判活动，它有多种形式和不同表现。人们的文化自觉都有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有其自身的悖论和盲点，有其自身的限度，因而也是一种不断克服和超越自身的历史运动，既是前人对其时代现实的自觉，也是后人在其现实基础上对前人自觉的自觉，是一种双重或多重的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个由众多历史事件构成的持续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再造，是对历史的不断重构和对未来的反复筹划，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内在脉搏，因而也是一幅想象中的未来远景。文化自觉不是要提供一套文化纲领，而是一系列边走边设的路标；它不是一个可达到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指向，一种态度，提醒我们慎重前行。它不是要建立一种乌托邦，而是应对内外危机的一种持续的精神准备。它需要反复进行，可能会延缓我们前进的步伐，但会减少我们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和强度。

由于“文化自觉”的概念始创于中国，国外文献查寻中尚未找到可以直接借用的资料。但一方面，中国学者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自觉”已有一些研究心得，其中，国内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在《文化自觉与文明冲突》^[66]《“多元化”世界的文化自觉》^[67]《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构》^[68]《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自觉》^[69]《西方的文化反思与东方转向》^[70]《多元文化共生将决定世界前程》^[71]《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72]等文中对西方的文化自觉有了一定介绍。乐黛云指出，西方文化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源头，重新认识自己，因此必须确定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其次是从非西方文化中汲取新的营养；另外还需要改变殖民心态，反省西方中心论。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人类需要一个多极均势的、多元文化共存的新的文明。此外，张政文的《康德哲学与近代西方文化自觉》^[73]、美籍学者成中英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74]等也都分析了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困惑与反思。

另一方面，“文化自觉”与“批判”“反思”等词汇在意义上高度相关，因此，从国外一些文化大师的作品中也可以寻找到文化自觉的思想痕迹。例如，早在20世纪初，欧战爆发之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75] 一书中展开了对西方文化全面而深刻的反思。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普遍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更加深刻。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反思欧洲》可以说是一部透过欧洲文化向世界扩张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而叩问自身的文化自省的心灵史，以其对欧洲人本主义的反思为例，莫兰指出，“一方面，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要避免这一矛盾，人本主义只有把欧洲人看成是成熟全面的人种，有别于其他‘后进’或‘原始’文明的不全面的人种。这样人本主义才能对殖民统治和对其他千年文明的摧毁自圆其说，将其解释为引进高级文明所必需的对谬误、偏见和迷信的扫除”。“人本主义在上世纪（19世纪）末叶达到顶峰。帝国主义的欧洲统治全球，但文化的欧洲则相信这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和包庇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唯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枝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曾居然认为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之。”^[76]

如果说莫兰的《反思欧洲》是一种整体、宏观的思考，以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美籍德裔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大众文化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的立场，深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针对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例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出现的新的异化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77]。大众传媒复制生产出的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社会化批判意识，艺术被解构为麻痹大众的消遣娱乐。“这种在艺术异化中展现的艺术同时代秩序之间的基本裂痕，正在逐渐被发达的技术社会所弥合。而且随着它的弥合，大拒绝反倒被拒绝。”另一向度“被同化进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中。异化的作品被结合进这个社会中，并作为对盛行状态的装饰品和精神分析设备的一部分来传播。因此，它们成了广告节目，它们起销售、安慰或鼓励的作用”^[78]。在精英文化被解构为休闲、娱乐的大众文化的过程中，艺术所包含的批判意识、悲剧精神、否定思想、超越观念已然丧失。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79]一书中首创“文化工业”一词，意指借助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创造出的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齐一化特征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同时，大众文化的消遣性和娱乐性特征又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内在的超越性。总之，随着艺术与文化深度的逐渐消弱，“文化工业”正一步步按着自己的尺度来调节、操纵和塑造人。

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文化批判与反思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一则更具有现实说服力，二则可以帮助中国合理规避西方走过的误区，对于开拓中国文化自觉的研究视野，引领中国文化自觉研究走向世界历史的范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关于“出版的文化自觉”

遗憾的是，至2012年3月，以“编辑出版”与“文化自觉”同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尚没有相关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除去一些新闻政论性文章外，学术性的文章仅有16篇。其中，马永强在《近代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80]中指出，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出版业在东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脱胎换骨，并在这场文化冲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因此，近代民族出版业是在日益觉醒的文化自觉中诞生的，它一方面摆脱了外人的把持，立足于民族救亡和启蒙；另一方面，出版业自身从观念、业务、管理等方面也有了重要变革。张斌、张昆在《媒介即讯息——近代白话报刊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历史考察》^[81]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白话报刊在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历程中的作用。范军在《试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张元济等编辑出版家为例》^[82]中以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夏丏尊等的出版理念和出版业绩为例，指出出版人应该做思想文化的先觉者、文化领域的专门家、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异域文化的“盗火人”。王舒在《编辑的角色认同与文化自觉》^[83]中提出编辑的角色分化与异化问题，认为编辑角色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人”，编辑的社会使命是传承文化，因此，编辑应该用文化自觉理念来指导实践，如在民族文化中寻根、从国外文化中借鉴，最终落实到自主文化创新之上。此外，范军和王舒的文章都提及了出版人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社会支持，王舒一文还分析了编辑文化自觉外界环境创造的三个方面，如确立以人文指向为专业根基的编辑地位，尊重编辑劳动、加强编辑学的理论建设。刘君在《文化自觉意识与出版产业发展》^[84]中提出文化自觉意识是出版人的时代使命和创新之源，要加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把关能力、创新能力、图书品质。王跃飞在《编辑者与文化自觉》^[85]中提出编辑的文化自觉体现在自觉传播先进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自觉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自觉注重与时俱进创新文化、自觉提高传播对象的文化素质四个方面。赵枫岳在《简论期刊编辑文化自觉的层次性》^[86]中将期刊编辑文化自觉分为编辑的人类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觉、科学发展与科学精神、编辑的文化与功能的自觉四个层次；在《谈当代编辑文化自觉的特性及实现路径》^[87]中分析了期刊编辑文化自觉的特性，如批判性和社会性、主动性和发展性、激情和理性，以及提高期刊编辑文化自觉的途径，如学者办刊、建立学习型编辑团队等。戴庆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编辑的文化自觉》^[88]中指出，编辑文化自觉的表现有大文化和大编辑的发展理念，对本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理性的文化批判意识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四个维度，编辑的文化自觉可以从加强理论学习、研究新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和建构文化工作制度四个方面进行建构。与以上文章不同的是，杨军的《试论出版文化自觉》^[89]则将“出版文化”作为“自觉”对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出版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而分析了其本质和特征。“出版的文化自觉”与“出版文化自觉”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前者外延包含后者外延，但该文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尚未发现国外出版学界、业界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以及国内对国外出版在文化自觉中的作用、国外出版业中文化自觉的引导等方面的研究，但从西方思想史、出版史或书籍史中析精剖微，或许能激发一些思想的火花。

4．基本述评

本研究的落脚点是“出版的文化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但本研究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尤其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本研究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修整和完善。现有的“文化自觉”研究已有不少学术建树，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尚缺乏对近代中国文化自觉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这不可不说是“文化自觉”研究的一个遗憾。

现有的关于“出版的文化自觉”的研究更是薄弱。一方面，从史实中建立“出版”与“文化自觉”相互关系的研究尚为稀少：不同阶段的“文化自觉”是如何影响出版活动、出版人、出版物的？出版在不同阶段的文化自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从二者历史关系中总结规律、指导未来？大量的历史空间在期待发掘。另一方面，如何运用“文化自觉”理论指导出版实践的研究，或曰“出版的文化自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仅停留在对“文化自觉”概念的“号召性”词汇上，并没有深究其理论内涵，从而使研究直观化、口号化了。这首先归因于学界对出版现状，尤其是当前发展中的问题缺乏追根溯源的分析，浮于表面、止于形式；其次则归因于学界对“文化自觉”理论体系缺乏深入的认知，该体系貌似言简意赅，实际上却微言大义。没有一番深入史实的按图索骥，很难体悟它的精髓。

从“出版的本质”，到“文化自觉”，再到“出版的文化自觉”，从曲径通幽到柳暗花明，再到豁然开朗，寻找选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出版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