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问题终其根本不过是两个层面：一是如何生存，即谋生之道；二是生存的意义，即为人之道。二者互为表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自觉的重要使命就是解决这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中国社会文化的外在秩序建设和内在价值重构。其中，外在秩序的建设体现在器物层面文化自觉和制度层面文化自觉两个步骤。文化就外在的、对象化的表现形态而言，一般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二是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即生产资料。[4]历史的起点正是实践的起点，认识的开端正是逻辑的开端。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最初是体现在对西方物质文化的认同上，即是一种器物层面的文化自觉。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起，历时两千多年，终于在19世纪上半叶走向了穷途末路。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帷幕。早已不堪一击的天朝帝国顷刻间生死攸关，反抗外侮从此成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并且激励了此后几代人的思想和行动。亲历中西武力较量的林则徐目睹“器不良”“技不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最先以西方之尺丈量中国之短，并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在林则徐的影响下，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所谓“夷之长技”是指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如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大致与后来所说的“西用”同属一个范围。[5]在林则徐、魏源思想的影响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成为当时的风气，爱国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己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6]
作为近代文化自觉的先驱，林则徐、魏源等人不仅对旧社会内部问题予以揭露和批判，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反抗外侮的建设性的正面意见，并且带动和影响了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抗西方，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由此揭开了器物层面文化自觉的序幕。他们所提出的“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尽管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却成为此后许多先进人士救国存亡、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更大的创伤与耻辱。痛定思痛，“自强”以图御侮成为19世纪60年代的时代主题。以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西文明的差距和民族危机的沉重，由此开展了历时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迈开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1861年，冯桂芬较早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后，李鸿章、王韬、盛怀宣诸人也表达了类似见解。洋务派理论家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首提“中体西用”说。所谓的“中体”乃形而上之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的“西学”乃形而下之器，即西方科学技术。从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并作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开端，旨在效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强”。洋务派大臣们首先就“制器”，如枪炮、轮船、电线、铁路等，达成了一致。奕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7]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8]随后，洋务派认识到建立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容闳提出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建议，“应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类似的分厂的机械厂，由那些分厂再去制造供应特殊需要的机器……一个由各种类型和型号的机床、刨床和钻孔机组成的机械厂，就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的机器。”[9]这一建议为曾国藩所接受，后上升为治国理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10]大机器工业驱使着洋务运动按照近代文明的规律不断深入。洋务派人士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必须有配套的工商业体系。于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求“富”的阶段由此开始。从认识到“器不良”，到学习西方“利器”，再到寻觅“制器之器”，是洋务运动期间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轨迹，比起“制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显示出思想认识上的更进一步。
与文化脱节的富强之路，终究无法走远。无论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仿造西方先进军事武器装备的“求强”运动，还是七八十年代开展民用企业的“求富”活动，都没有超出经济或器物发展的层面，只是将西方先进的经济、器物强行“嵌入”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之中。国人依旧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所欠缺的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对待西学则采取“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态度，故“布新而不除旧”[11]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过程中，“用”在“体”中不可避免地发酵，促进“体”的新陈代谢。所以，洋务运动产生的新思想作为封建文化的对立面，在封建中国引发震荡，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封建伦常，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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