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苦难的升华伴随着觉醒的深刻。甲午战败作为“中国之巨祸”带来民族精神空前的重击。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2]。这种觉醒不同于反抗侵略的本能，而是从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的自在走向反观自身、迎难而上的自觉；不同于情感的宣泄，而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这种觉醒的最好见证是国人思想从求“强”、求“富”转而到求“变”，前者尚属以新卫旧，后者则是致力于革故鼎新。

文化的认识与变迁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每一阶段的探索总是吸取了上一阶段的得失，又为下一阶段提供了经验。甲午战败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证实了器物层面文化自觉的狭隘与不足。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在总结失败的原因，即技艺层面的、局部的改革远远不够之后，逐渐将目光投放到经济革新背后的力量——政治体制。事实上，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一些有识之士就已觉察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先进性，并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至维新时期，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人士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宣扬已是不遗余力。康有为认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究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梁启超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3]郑观应则提出，“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14]从这些言谈中不难看出，国人从认识到中西经济制度层面的差异，到觉悟中西政治制度层面的距离；由发展民族工商业，到要求有一套制度来保障它的发展这样一种层层深入的认识过程。

于是，近代中国外在秩序建设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制度层面的文化自觉。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主要满足人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制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与人类的个体生存活动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它在全部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5]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中，制度文化属于“体”的范畴，必须维护。因此，寻求制度革新的过程首先是对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的颠覆。对此，严复曾有精辟的见解，“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6]。这番见解正代表了甲午战败后改良派知识分子对“体”“用”关系的清醒认识，也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从“开眼看世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已经体现出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但二者在维护封建上层建筑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只是一种量变，尚未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而从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到维新运动的求“变”，则不仅是理念上的继承，更是一种观念上的超越，已经打开了前往中国封建文化根基的通道。在这个过程中，改良派在文化教育以及舆论宣传上的重要举措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封建文化产生怀疑，这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精神的力量最终化作物质的力量，理论层面的文化自觉最终付诸实践。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开始了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但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封建体制的统治下，单纯的政治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然而戊戌变法在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所造成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维新人士的预期，维新派讴歌的自由、平等、立宪、议院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关键词是对封建上层建筑强烈的冲击，为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舆论基础。作为爱国运动的另一条战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进一步凸显，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国家富强。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国得以成立。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制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作为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在近代中国交替出现，分别掀起近代思想解放的两次高潮。但无论是戊戌维新、立宪运动，还是民主革命运动，三者都是将国家富强的梦想付诸制度革新，唯一的不同只是革新的手段或路径。

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的文化自觉，都体现出一种希冀在不触动中国文化本体的前提下通过借鉴西方先进工具、手段、机制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心理定势。然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政治经济等机制是同其背后的文化根基相契合的，并不能直接嫁接到尚属于自在自为的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但是，无论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变革在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上多么有限，结局多么失败，其历史意义依然不可否认。正是在一次次的摸索中，国人逐渐学会从整个社会变革的高度来看待现代化的总体特征，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不可能带来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只有从文化的根基上推进变革，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贯穿这两个时期的另一条重要主线是“国民”观念的萌生和流行。甲午战后，严复先后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则。国家欲求生存，就必须提高自身素质。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细胞与生物体。只有每个个体都强大了，国家才可能强大。从该理论出发，严复指出，国家欲求振兴，必先治本，即把国民素质，曰“民力、民智、民德”提至“本”的高度。^[17]以此为思想基础，加上同时期天赋人权、契约立国、主权在民、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影响，以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时代课题。1899年，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首先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18]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9]在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百姓对君主有强烈的依附性，毫无独立人格与意志可言。他们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臣民”。梁启超的国民观念解构了传统的以君王为本位的臣民观念，提出了国民人人平等的意识，并且强调国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地位，“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20]。1905年，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也提出国民不仅是国家的一分子，也是国家的主体。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所提倡的国民概念中的权利、独立、自由、自尊、自信、自治等内涵促发了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但这一阶段的国民观仍有它的历史局限。其一，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的国民观带有精英主义的烙印，他们并没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甚至惧怕民众的力量。梁启超提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21]，欲开民智，则应先开官智，“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上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22]。有知识基础和经济实力的官僚士绅阶层方为维新派的重点联络和争取的对象，普通民众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并没有真正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故有学者评论，“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其失败是必然的”^[23]。其二，维新派及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民性改造的宣扬也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试图借提高国民政治素质为实现立宪政体做准备。这种目的下的国民性改造最终也淹没于政治斗争的喧嚣之中。其三，梁启超等所提倡的现代国民强调了个人服从群体、私利服从公利等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仍囿于传统结构内部调整的特点，这里有避免盲目西化之考虑，但也可窥见其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24]因此，这种以国家为本位、强调民族主义的国民观虽然宣扬了新时代国民所应具备的自由、独立、权利等内涵，却并没有真正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重塑国民性格。但从“臣民”到“国民”，这一时期的探索已经为五四启蒙运动的爆发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