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49年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国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国家再造”（state－building）课题。[33]相对于一个统一有主宰力的国家从式微、崩溃到再造的局面，社会的势力逐渐扩展，在思想、文化的转型，甚至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4]这里所谓的“社会的势力”意指和“政治社会”相对应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力量。市民社会在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都有不同解读。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上层建筑有两个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35]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政治社会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如政党、学校、教会、文化团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等），它们传播价值观念，代表社会舆论。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统治阶级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团体或组织，以文化、艺术甚至科学等为媒介进行精神上的渗透；被统治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就必须首先颠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即文化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被统治阶级只有建立本阶级的文化霸权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而“市民社会”中建立“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36]以重组社会新秩序的历史主体就是葛兰西所推崇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是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是指与阶级一同创造出来，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自觉地代表着某一个阶级，并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37]理解这一定义首先要领会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实践不能没有哲学的指导，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实践。“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不要把哲学活动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这些方面的新鲜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38]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思想与行动结合，故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知识分子”并非固定的称谓，它只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知识分子不是价值中立的旁观者，而是率领大众投入到切实的革命实践中；“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39]所谓“有机”有两层含义：一指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出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二是指与大众的“有机性”，即知识分子不仅教育和启蒙大众，其自身质与量的发展也与群众运动息息相关。在群众运动中他们的知识水平得以上升，社会影响力也得以提高。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一旦形成，就成为调节和联系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中介，不再仅隶属于某个集团，而是属于全社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并不拥有葛兰西的理论，但他们无疑具有有机知识分子的禀赋。与前辈相比，他们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摆脱了传统文化权势的阴影；他们深受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理念的影响，打碎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因此，“五四一代”有着更为强烈的公共关怀、政治抱负，有着更为清醒的民族反思、文化自觉，有着更为犀利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也有着更富有远见的人生规划、社会理想，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公共性、反思性、批判性与引领性的特点。[40]1923年，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题为《少数人的责任》的演讲：“中国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千。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人的能力，谁有负责人的能力？”[41]抗战期间，罗加伦在《写给新青年：我的新人生观演讲》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知识分子肩负历史责任的缘由，“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混潴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42]。“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43]这种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在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期间越来越鲜明。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分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各异[44]，但这一“少数人的责任”却成为众多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基本公式。
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政权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设存在二重政治困境：一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精神缺失，而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便是寻找到一套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共同信仰；二是国家建设的主导社会力量缺失，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独立完成国家建设的重任。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困境是完成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核心命题。因此，运用政治的力量进行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是国家建设首要的和内在的要求。[45]入世与参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现代性的冲击破坏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有机联系，造成他们身份认同的危机，但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始终存在。五四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找到了为生民立命的方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王”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又发展出列强侵略下救亡图存的政治觉悟，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形成了新时代下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各种思潮与主义中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国家建设的基石，组织并参与共产党形成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并联合其他无产阶级，把知识分子的精干运动扩大为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将“少数人”的文化自觉延展为最大多数人的文化自觉，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些知识分子正是葛兰西所定义的“有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市民社会中表现出明显的亲民性，即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互相沟通，进行情感联系，传播意识形态文化，在政治社会则表现出明显的参政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通过进入上层建筑争取文化领导权。[46]而这几个方面恰在出版业得到最佳的结合，这也是为何有机知识分子同样重视出版这个思想舆论的平台。邹韬奋、茅盾、黄洛峰、杨贤江、徐雪寒都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出版人。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将出版事业视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解放运动中。1921－1922年间曾任《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192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坚信，“文学之趋向政治与社会，不是漫无目的的。”[47]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始终渲染着革命文学的风格。借助“为人生”的文学口号，他在《小说月报》特设“通信”栏目、读者征文，目的是与读者沟通互动、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等，刊登了大量描写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黑暗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尖锐的笔触、真实的情感激发了读者大众的革命同情心，也引导了大批时代文学青年走上了革命文学的创作之路。曾任《学生杂志》编辑的杨贤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进步的革命思想，他认为，“中国已陷入殖民地的地位，须堕谋独立与自由，方法在唤醒全国民众的觉悟与努力，特别在组织工人农民等为本身利益而奋斗的势力，并联络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与无产阶级，在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们的口号之下，共同奋斗。”因此，他选择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其目的却是“为民族革命运动作宣传”[48]。借《学生杂志》的出版平台，杨贤江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如《思想的革命》《复活五四精神》《列宁与中国青年》《无产青年怎样去干社会运动》，同时通过“通信”“答问”等栏目向青年人传递革命信息、介绍进步文学作品。这在当时影响了大批青年学子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读者回忆，“正是贤江同志主编的《学生杂志》以及贤江同志通过《学生杂志》介绍给我阅读的一些书刊，特别是《向导》和《中国青年》，使我真正接触到了波澜壮阔的知识的海洋，把我从童年时代就陷入的迷津中超度出来，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此，我不再苦闷，不再彷徨了！”[49]
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更是以有机知识分子身份进行出版事业的典型代表。《生活》周刊创立时，其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50]，邹韬奋的政治主张为“‘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51]。但时局的动荡，尤其是国民党对中国革命军事与文化的双重围剿，使得“《生活》周刊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52]1933－1935年，为解答“世界的大势怎样”和“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的时代问题，邹韬奋远赴欧美、苏联，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相信，“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势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53]1935年，《大众生活》创刊，其宗旨明确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54]。“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在杂志中刊发了《学生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联合战线》《联合阵线与汉奸问题》《关于联合救亡战线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6年《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其宗旨为“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55]，这体现了邹韬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立场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化。胡愈之曾评价邹韬奋，“他的热情奔腾喷发出生命火花的如椽巨笔，和他领导创办的遍及后方和前线、国内和国外的生活书店出版事业相结合，才能使他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前后十余年间，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形成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宣传堡垒，在抗战前后时期，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发展。”[56]
萨义德说过，“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的理想追求，才能得到回响。”[57]精英的力量值得重视，民众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精英的开拓带来质的突破，民众的认同形成量的扩张；没有质的突破就没有飞跃，没有量的扩张也难以巩固成果。[58]有机知识分子借出版的平台传播革命的思想，在发展出更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时更为无产阶级争取到了文化话语权。他们在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过程中以鲜明的大众文化立场和积极的政治参与精神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这一点上，有机知识分子同样值得敬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59]在近代社会结构的剧变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将高远的理想落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职业出版主体得以形成。作为文化自觉中的“少数人”的代表、文化自觉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的桥梁，他们在文化自觉中诞生，在文化自觉中历练，在文化自觉中成熟。他们往往具有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等多重身份，因此，这个时代的出版活动也就自觉承担了文化、思想、教育和社会活动等多重层面的责任。相比之下，传统知识分子更大意义上意味着“启蒙”，有机知识分子则更大成分上代表了“救亡”。但一方面，二者并不能涵盖知识分子的全部：社会解体的迅速和新旧观念的交错使人们的思想经常处在动荡变化的状态中，同一个人文艺观念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却是封建主义的，前期可能是进步的，后期却是保守的。这正是历史的复杂性所在。另一方面，二者也拥有使殊途得以同归的理想：以天下（人民的、公共的利益）为己任，对人生尽一份道义的责任。知识分子可谓出版之脊梁，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出版业在国家与社会的转折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国内外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多种，但基本上可划分为两类，即广义和狭义。广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般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上的知识分子除此基本条件外，还强调独立精神、批判意识和公共关怀。本文采用后者，即狭义上的理解。
[2]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3]杨宏雨：《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4]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5年版，第440页。
[5]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7]“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虽由葛兰西提出，但却是在一种批判的语境下。葛兰西认为不可能存在脱离阶级的知识分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定义“有机知识分子”。本小节第二部分“有机知识分子”对此有详述。
[8]〔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166页。
[9]〔美〕余英时：《自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0]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原载《东方杂志》15卷4号，1918年4月。
[11]王栻主编：《严复集》（1），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5页。
[12]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3]〔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4]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06页。
[15]《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72页。
[16]《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17]吴永贵：《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5日第5版。
[18]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40页。
[19]《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0页。
[20]《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1]周武：《张元济与近代文化》，《史林》1996年第3期。
[22]杜亚泉：《记鲍咸昌先生》，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10页。
[23]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第257页。
[24]《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25]王元化：《序》，《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6]汪凌：《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7]邵宛澍：《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31页。
[28]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9]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30]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139页。
[31]同上。
[32]同上。
[33]“国家再造”（state－building）（又译“国家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由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提出，以区别“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前者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后者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1－2页。
[3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3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3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3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3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39]同上书，第35页。
[40]俞祖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东岳论从》2012年第3期。
[41]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日，第4版。
[42]罗加伦：《新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43]罗加伦：《新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44]五四启蒙思潮的分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客观上国内政治的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开始怀疑西方文化是否是救国良方；主观上是启蒙者对启蒙理念与路径的理解不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启迪民众，改造社会，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用改良的方式，从思想层面为中国政治改革创造条件。参见叶青：《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
[45]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46]龚琰：《葛兰西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47]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
[48]《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1），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10－511页。
[49]于卓：《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1页。
[50]《韬奋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51]《韬奋全集》（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
[52]《韬奋全集》（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53]《韬奋全集》（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54]《韬奋全集》（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页。
[55]《韬奋全集》（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
[56]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57]〔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58]王四达：《从文化幻觉到文化自觉——鸦片战争前后精英思想的嬗变及其启示》，《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9]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8月7日，第4－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