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最大范围的文化自觉

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

——笛卡儿

文化自觉注定是个思潮涌动、观念迭出的过程，也注定是个文化创作丰硕、文化传播纷繁的过程。因此，不管在任何民族、任何朝代，文化自觉都是出版的生命所在、出版繁荣的社会基础。而在文化自觉的历程中，出版是它的一个途径、一种表现、一份成果：出版人作为文化自觉中“少数人”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深沉的文化情怀和深刻的文化认知。出版活动作为“少数人”将观念上的文化自觉转化为实践上的文化自觉的过程，本身既是“少数人”文化自觉的表现，更是文化自觉从“少数人”传递至“多数人”乃至全体大众的有效途径。出版物作为不同时代、不同主题文化自觉的风向标，蕴含着出版人的文化理念，铺垫起通往更高层次文化理想的阶梯。总之，文化自觉给予出版生命和营养，出版则进一步推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文化自觉的视野下，出版存在的根本目的和终极意义就是实现最大范围的文化自觉，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

近数百年来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运动表明，世界各民族现代化的程度是与各民族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程度成正比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就在于一直未能形成全民族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局面。^[1]文化自觉是一场持续、综合的历史反思与精神再造。不同时代的文化自觉总有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盲点。近代文化自觉并非出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迫于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五四运动虽已触及中国问题的根本，可是它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认识却并不深刻。彻底西化的作风未免矫枉过正，文化复归的要求又让历史一次次回流。文化运动需要长时期客观条件的培养与冷静的理智的指导，而这两点都是五四运动所缺乏的。故美籍学者余英时做出结论：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2]在这场“早熟”的、最终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文化运动，以及之后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解放运动中，各项文化事业包括出版逐渐成为政治改良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国人的精神生活被战乱、歧途所困扰，一波三折的近代文化自觉终究未能真正形成全民族共同而深刻的内心体验。

历史在某些阶段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从单纯的经济层面开始，后转入政治层面，但终究还是又回到了文化层面。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一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3]后者才是现代化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途。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转型与民族新生的先决条件，无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息息相关。因此，通过文化自觉完成文化转型、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最高目标。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的有机整合，这种整合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多是体现在文化层面。文化全球化并非是要消灭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而是形成不同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它的真正意义应该在于文化自觉的全球化，即费孝通所言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然而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并、民族魅力被世界共性所湮灭却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经阶段。相比军事霸权，文化殖民与意识形态入侵更为微妙、隐蔽，其结果却是民族意志和凝聚力的瓦解，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任何一个民族若想在全球化时代生存、延续，首先必须保证文化的生命力，不仅要自觉弘扬民族特色、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还要不断创新、保持活力，以获得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主地位。出版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在民族文化自觉中理应义不容辞。

无论是参照历史、应对现实，还是展望未来，文化自觉都是当代出版的历史使命。当代出版来自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出版生命的深度，文化自觉范围的大小则决定了出版生命的广度。当代出版还要沿着文化自觉的方向前进：继承五四的精神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加以推进，在横向上融合中西，在纵向上贯通古今，以先进、优秀、高尚的文化推动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中国独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