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创作特征

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抗战时期，其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鼓舞广大军民群众的任务，充分体现着探寻真理、匡扶正义、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时代精神。播音员作为党的喉舌，和其他同志一样，都是追求光明和正义的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真实性原则，面向全国人民，包括我军官兵、敌军将士、顽固派和投降派、民族资产阶级等，忠实地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将个人的情感融入抒发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之情中，融入抒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求解放之情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播音员们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考验，体现出了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形成了对待理论和业务学习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生活作风，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深入生活、深入实践，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朴实作风，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成为后来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播音创作从萌芽到初创，再到在人民战争宣传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老一辈播音员摸索和奋斗的足迹。在当时中国的几十座广播电台当中，在弥漫着反动、虚伪、庸俗、没落的声音当中，唯有人民广播以其革命的内容和民族的风格，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传播着真理，给他们以信心和希望。以孟启予、钱家楣、齐越为代表的第一代播音员虽然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是他们都充满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以勇敢的开拓者的姿态，逐渐树立起人民广播播音鲜明的创作风格。

一、爱憎分明

爱憎分明，是指有声语言中要负载着丰富的思想感情，要鲜明地揭示出语言内容的精神实质。“我们向着明朗的天空，我们向着广阔的原野，我们向着祖国的山河，我们向着无边的海天，我们是XNCR，我们是通讯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射四方。”^[3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一开始播音，就以战士的身份、战斗的姿态出现，表现出鲜明的党性，反映着时代的特征。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指出“要尖锐、鲜明、泼辣……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4]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爱憎分明、生动有力，是党的宣传报道指导思想的充分体现，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包容着时代的风云、人民斗争的烈火、民族解放的巨澜，体现出了磅礴的气势，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气概；贯穿着憎爱分明、坚定豪迈的情感；同时又显示出沉着从容、真理在握、稳健大度、朴素平易的气派。”^[35]他们的播音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对象明确，痛恨、关爱、批判、鼓励……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对先进的、正义的、美好的东西，对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对高尚的道德、情操、纪律，满腔热情地支持、赞扬；对落后的、丑恶的东西，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是非清楚，褒贬得当。

延安台爱憎分明的播音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阎长林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天下午，天气灼热。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到小棚子里歇凉，陆定一同志打开了放在瓮上的干电池收音机。里面正好是新华广播电台在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女播音员感情洋溢，讲到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严词痛斥，慷慨激昂；讲到真武洞狂欢祝捷的时候，又是那样热情奔放，令人鼓舞。毛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靠近门口。注意地听着。这时陆定一同志把声音放大了，那激昂的声调，立刻响遍了整个院子。毛主席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36]被毛主席热情称赞的就是当时播音的钱家楣，她语音纯正标准，音色悦耳动听，感情充沛饱满，擅长播送通讯和重要文告，是战争年代一名优秀的播音员。

任何节目内容、任何有声语言表达，都存在着感情和态度上的差异，播音员必须立场明确，不能有丝毫的模糊或似是而非。播音创作必须在分析稿件内容、研究稿件形式的基础上，寻找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方法，从而准确地传达稿件的思想内容。播音创作要做到既从稿件内容和形式出发，又从当前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对稿件进行具体分析，心中有数，有动于衷，有的放矢。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始终充满着爱憎分明的情感，准确流畅、抑扬顿挫、震慑人心，准确地传达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动摇了敌人的军心，鼓舞了我方军民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战争年代这种爱憎分明的声音成为了我们对敌战争中的又一件利器，直刺敌人的内心，帮助军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二、准确清晰

战争年代，由于发射设备和收听设备的限制，再加上敌人的干扰，广播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因此语言清晰准确，让听众听清楚、听明白是传播的首要任务。1946年6月，当时的语言广播部主任温济泽主持制定了《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在播音的语言表达方面规定“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电文中有文言或难懂字句，应加注必要的通俗的口语翻译”。^[37]1947年 4月27日，《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中提出：“播音技术，在总的要求上，最先提出的是：咬字清晰，口齿流利，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快慢适当。”^[38]这些内容已经涉及语音发声的规范，语言表达的自然等业务要求。延安陕北时期，当时负责新华社语言广播工作的领导经常写信给播音组，提示宣传要点，指出播音时的注意事项，包括语言规范、播读正确、立场鲜明等等，对播音工作进行鼓励或批评，培养播音员对播音工作的正确认识。1948年下半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相继制定了《播音手续》《编播发稿工作细则》《口播清样送审办法》等规定，对播音工作加以规范。业务的训练和提高、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保证了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的播音精益求精、准确清晰。

准确清晰的播音与播音员们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时播音组的每一位成员在播音时都牢牢把握住两点：第一，掌握好中央精神，把握好稿件的分寸；第二，不打磕巴，不念错别字，清晰流利。播出对字音要求尤其准确，连声调都不能出问题，对于发音不准的字词，大家互相纠正，平时加强练习。为了力争做到不出错或者尽量少出错，播音组经常组织传达重要文件精神，加强政策和时事政治学习，坚持从如何传达好稿件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出发进行创作，不去想表现技巧、表现个人。大家经常在每天收到稿件后一起备稿，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字一句都不放过，遇到疑难词句，坚持查字典，并标注在稿件上，遇到有错漏的文字，如果时间来得及就打电话给编辑部更正，否则就改正播出。大家一起听播读，互相提意见，注意语言的锻炼。播出中，组织监听，如果有错漏或不流畅的地方都要认真记下来。每月把这些情况做出总结汇报给编辑部，成为了播音组的一种工作制度。

为了保证播音创作准确流畅，播音员们经常进行个人工作总结。在孟启予保存的1948年9月的一份《十天工作总结汇报》中，详细地记录了播错、播漏的每个字，断得不得当的字句，以及播得好的稿件和改进的办法思路等。齐越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更是分析得细致入微。“一般来说，播音已较前有进步，固定的调子基本上已克服……播音的缺点与错误：（一）有个别语句不自然。（二）有一些语句过于分断。（三）有某些字的四声不准（地方音）。（四）播通讯放不开，呆板、生硬。（五）所播大错误有三：a．中央指示中‘农民’播‘人民’（这个错误应由我负责，看稿子疏忽——济泽）。b．《人民公敌蒋介石》的预告中‘中华民族’播‘中国人民’（这还不能算大错误——济泽）。c．呼号‘XNCR’播‘XNMR’^[39]（这个错得很不好——济泽）。”齐越在总结中更多的是认真寻找自己的不足。他在谈到犯上述错误的原因和今后改正办法时是这样说的：“（一）中央指示中‘农民’播‘人民’是稿子上抄错的，未播前曾想到和记录原稿校对一下，但又想：编辑部都校过了，不会有错。结果就出了错。这说明自己全面认真负责的精神是非常不够的，如果自己这样想：编辑部人少，工作忙，可能出错，出了错就是我党和人民的损失！那么自己就不会不分些时间校对一下了。今后应尽量掌握胡必成同志（周恩来）在报告中所指示的精神：‘不但对自己所担任的工作负责，同时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其他工作也要负责。’今后准备稿子的时间很充足时，应多加强对稿子的研究与学习，多方面校对（如果条件够的话），有问题立即向编辑部提出解决，以便减少播出的错误。（二）预告中‘中华民族’播‘中国人民’，呼号‘XNCR’报‘XNMR’，这两个错误发生在同一天内，那天未播音前，自己就打算要放开一点，要播得自然些。（因为前一天开技术研究会，同志们批评我播音有些不自然。）结果，自己在纠正缺点上掌握不得法，矫枉过正，一反往日谨慎小心，流于粗心大意，以致顺口溜，将‘中华民族’播成‘中国人民’自己都没有发觉。这足以说明，当时自己没有经过脑子就播出去了，这种粗心大意不负责是十分要不得的！除自己继续深入检讨外，愿接受组织上的处分。（这类错误不必处分，你能在今后保证不再错就好了——济泽）这次的教训，使我更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和一般电台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电台是我党的喉舌，是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代表党中央发言的。一个播音员应当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认真负责，不容许有丝毫错误发生，即便是一字之错，也是全党和人民的损失，影响我党的威信，对不起人民的。今后，首先应当时时刻刻坚持认真负责的精神，并将此精神贯穿到播音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呼号中。我们在播音技术上所要求的自然，是在严肃负责基础之上的自然，而非任意放开，随随便便顺口溜的自然，否则我们就要发生错误的。我们的播音首先要稳重沉着，不出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高。今后为避免发生类似错误，除加强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并将容易顺口溜播错的一些名词上，在准备稿子时作提醒注意的记号，另外，每个节目前的呼号一定要写在稿子前面，看着呼叫。”^[40]在这篇工作总结中齐越不仅指出了自己的字音错误、语句错漏和语气把握的缺点，还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办法；同时他还进一步谈到了自己对责任、备稿、心态的认识，这不仅对自己的业务是一个总结，也对其他年轻的播音员有借鉴意义。严格认真的管理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播出时准确无误，流畅清晰，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在播读记录新闻的时候，为了保证记录准确，保证人名、地名和难写或听觉上容易误解的字和词不出错，就特别要求播音员要播得清楚准确，除了有些特殊地方需要边广播边解释，一条新闻播完以后还要用一般速度重播一遍，以供校对。由于记录新闻播出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发音吐字的过程拉开了，在普通语速时不易察觉的吐字归音的问题比较容易暴露，这就要求播音员要特别注意字音的准确清晰。另外，播记录新闻需要把句子断为若干语节，找到适当的停连之处，这样才不会引起歧义，方便抄录，这又要求播音员断句要严谨合理，逻辑顺畅。一般记录新闻的播出都在一小时左右，要做到语速稳定，一气呵成，还必须以通畅、稳劲的气息作为基础。实际上，每一次记录新闻的播出都是对用气发声、吐字归音基本功的很好锻炼。在大量记录新闻的播报当中，播音员也不断磨炼着标准的读音、清晰的吐字，为正常语速的播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播报记录新闻成为了训练语言基本功的一个重要练习手段，当时每一位新播音员的工作几乎都是从播报记录新闻开始的。

三、坚定朴实

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结实洪亮、铿锵有力、大义凛然，充满战斗的气息、饱满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其坚定朴实的语言特点与国民党的播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于1928年8月1日在南京开始播音，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早了十多年，但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播音风格却有着鲜明的区别。曾经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在到延安前就一直很想从延安的广播中听听革命的声音，他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延安广播电台播音的时候非常激动：“延安的广播声音虽然不大，但很清晰，一个女播音员清脆有力的声音，与国民党的所有电台都迥然不同。”^[41]国民党的广播多选用女声，以南方腔调为主，声音偏虚、语速较慢、语流显拖沓，尤其在文艺节目中更是显得软绵绵、娇滴滴，无精打采，似乎是在低吟浅唱，伤情抒怀。更重要的一点，为了战事需要，国民党的播音有大量的失实报道，播报方式也少有变化，缺乏充沛的情感和鲜明的态度。这种意图粉饰太平的表达方式结果却事与愿违，他们的播音与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事实形成反差，其意图昭然若揭，谎言暴露无遗，颇具反讽意味。与南方化的柔软和颓靡相比，延安陕北时期的人民广播播音带有北方化的干脆、坚定和朴实，每一位播音员都将他们的心与党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连，与全国人民息息相通，每一次播出都体现出褪去了个人色彩和自我表现的真诚稳健和从容大气。播音员丁一岚在总结战争年代人民广播事业的特点时说：“从内容上来讲，我们的广播在当时广大群众甚至国统区的蒋军官兵都能注意收听，那时我们广播的内容，主要是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介绍人民解放军是礼仪之师，与人民是鱼水关系，这些方面对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群众来说是崭新的情况。我觉得我们的广播内容，跟国民党的那些内容完全不同，是全新的一种宣传内容。另外，从文风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文风。我们的广播宣传实事求是，完全反映真实的内容。我们的编辑记者写出的稿子，语言流畅明快，在这方面同国民党的广播咬文嚼字是不一样的。从播音风格上讲也是全新的风格。那时从收音机里一听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国民党的广播，哪个是解放区的广播。为什么呢？我们的播音风格光明磊落，充满自信心，充满豪情，爱憎分明，曾经受到毛主席的夸奖。这是在战争环境里产生创造出来的一种风格。”^[42]

一篇好的播音作品，总的质量要求是：正确理解与准确表达相统一，并且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稿件内容的精神实质。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吐字发音准确清晰，语言表达自然流畅，不仅体现了播音员们良好的基本功，也是他们对党的播音要求的深刻体会和严格执行。齐越在阐述“准确、鲜明、生动”的关系时说，第一是准确，第二还是准确，第三是鲜明，第四是生动。人民广播播音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而是自觉地以准确清晰的表达为基础，时刻注意从稿件的内容出发，准确地掌握语句目的和传播目的，掌握与播讲对象的关系，掌握对事件应有的正确态度。播音员要在对稿件内容、目的、内涵、感情等方面的细致分析，找到稿件背后的、内在的东西，找到其潜台词的基础上，再利用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强、弱、轻、重、抑、扬、顿、挫等来表现稿件的内容。在播音中只有理解准确、感受鲜明，才能表达准确、表达鲜明。在准确、鲜明的基础上，力求生动，这样的生动才不会空洞，才能充满活力，朴实坚定、贴切深入。

人民广播电台虽然大部分是利用接收国民党的广播设备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宣传机构来讲，特别是就它的编、采、播工作来说，却同旧中国的广播事业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人民广播是在新华社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的，并直接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和新华社的优良传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考验和洗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宣传作风和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43]。1949年8月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员的方法》中详细指出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一、历史清白政治可靠者；二、能操流利之普通话，音色清晰者；三、具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四、有一定的政治水平”^[44]，同时提出了播音应注意的事项，如怎样准备稿件，如何掌握抑、扬、顿、挫、快、慢、轻、重，如何表达语气情感，规定了播音手续和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等。其中第五条中这样写道：“……每一稿件在话筒上试播，经负责人认为满意后再换另一稿件，到这一节目的各种稿件都能播得合乎标准时，即可开始工作，在该节目完全胜任熟练时，除担任该节目之外，同时练习另一节目，至另一节目练习成功后，即可换播该节目，直至全部节目均能胜任为止。”^[45]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播音员们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获得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不竭的创作激情，与编辑技术人员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业务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并肩作战的集体。正是这种良好的氛围，为播音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创作条件，为播音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特点在团结协作中渐渐形成，爱憎分明、准确清晰、坚定朴实，成为对敌作战的有利“武器”，也成为党和人民沟通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的播音创作开创了人民广播播音的一代新风，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风格的生动体现。

【注释】

[1]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关于延安台恢复播音的时间有几种说法：一是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1947年6月10日）中表述的：“日寇投降前夕，1945年8月14日起，再试播，到9月5日，开始正式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辑：《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二是1945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当天新华社延安电称：“延安广播电台，即日起开始中国国语广播”（赵玉明主编：《现代中国广播史料选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三是陈尔泰考证：“1945年8月29日延安的广播，是清凉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发的正式广播节目，而不是九分队这个新华社广播电台的试音。就客观事实的实际来说，1945年8月29日是1943年停播以来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的准确日子”（陈尔泰：《中国广播史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3]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4]同上，第86页。

[5]徐瑞璋：《重返延安忆当年》，选自《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6]同上。

[7]傅英豪：《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选自《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8]王恂是人民广播第一位男播音员，1946年1月参加延安台的播音工作，但仅播音4个月，即入伍参加攻打张家口的战役。

[9]1947年3月2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10]1949年2月2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播出，3月25日正式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11]齐越：《献给祖国的声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2]同上。

[13]同上，第183页。

[1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5]同上，第188页。

[16]钱家楣：《陕北战争期间播音工作的片段回忆》，选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7]杨慧琳：《在战斗的岗位上》，选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18]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9]“记录新闻”是用比较慢的速度，播送经过精编的要闻、社论、重要文章和文告，供听众记录的节目。要求大约每分钟25个字，长句子截短，每句话重复两三遍，标点符号也要播出，遇到难字还需要解释如何书写。一条新闻播完以后再用一般速度重播一遍，以供校对。

[20]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21]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22]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4]同上，第146页。

[25]周迅：《大海的一朵浪花——孟启予的广播电视生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2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27]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2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29]杨伯涛：《惊心动魄四面楚歌》，选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杨伯涛曾在淮海战役期间担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

[30]周迅：《大海的一朵浪花——孟启予的广播电视生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31]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32]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台歌歌词。

[34]姚喜双：《播音主持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

[35]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36]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节录），选自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3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119页。

[38]姚喜双：《播音主持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39]XNMR是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呼号。

[40]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1页。

[41]刘善本：《飞向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选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42]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43]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4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4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