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收获

尽管“文革”对广播电视事业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摧残，播音事业也遭到重创，但是在逆境中，广播电视工作者们也努力地工作，尽自己所能为事业作出贡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于1960年12月停办，1971年开始陆续恢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10年间增加了12种外语广播，对外广播用语达到39种，位居世界对外广播前列。农村的有线广播得到较大发展，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联结千家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8]“1976年，有线广播站达到2503个，广播喇叭发展到1亿多只，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工总数达到16万多人，比1966年增加2．65倍。”^[9]1968年起，中国的电视广播开始复苏，被停播的一些电视台陆续恢复广播，一些没有建立电视台的省、自治区，以及少数省辖市也开办了电视台。1970年，彩色电视的研究得到恢复；197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同年10月1日正式播出。

纵观中国的历史，民族文化主流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隐时现，却总是产生着巨大的内在推动力，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即使在极左思想泛滥的时期，文化遭到严重摧残，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始终潜藏和涌动，社会同样需要“献身英雄”，需要“典型引路”，这符合整体的历史趋向。黑暗中的光明、逆境中的收获，折射出民族精神、文化主流的巨大内驱力。

此外，人民的力量不可小觑。尽管当时国家在政治层面上“左”倾思潮严重，在建设方针政策上出现偏差，但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涌动在人民群众中的是对祖国安定团结的渴望、对生活幸福美满的期待、对真理正义的勇敢坚持、对真假善恶的鲜明判断。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要，实现全面发展。人民是最实在的，他们可能不会在意你喊什么口号、举什么旗帜，他们在意的是能不能在你的领导下摆脱贫困、提高生活质量。然而“文革”期间，口号虽然天天喊而且数量巨大，但实际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很多地方更是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看到了“左”倾路线的狭隘，看到了政治斗争的问题，看到了政党领导的偏差，民间呼唤真理、呼唤幸福的声音日渐高涨，不满情绪不断累积，林彪、四人帮逐渐失去民心。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之际爆发。四人帮在总理治丧期间提出要求：“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等等。”^[10]一连串的“不”让人惊叹！也引发了群众的激愤，许多听众打电话质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立场！”^[11]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完全转化成了愤怒和声讨，在“天安门事件”群众的强烈抗议声中，“文革”进入尾声，四人帮成为强弩之末，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尽管优秀的播音传统在“文革”中被否认，甚至被摧毁，但它却以星火燎原的方式燃烧在人们的心中。实际上“文革”期间很多播音员都意识到了创作上的问题，但他们以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状，内心极度痛苦无助，充满了矛盾无奈，在工作中，他们凭着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凭借着出自人性本质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从文化命脉、发展主流上进行创作把握，在有限的创作空间中努力宣扬真实和正义，弘扬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尽管新闻宣传的舆论阵地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牢牢控制住，但是人民群众还是从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喜讯，听到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喜讯，听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的喜讯，也听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的沉痛消息……当时主要的男播音员有夏青、铁城、方明、陈钢、丁然、常亮等，女播音员有潘捷、葛兰、林如、王欢、徐曼、虹云等。另外，一些通讯类、文学类、文艺类的作品因为不涉及太多的政治问题，给播音员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播音员用真实、客观、自然、亲切的语言，传递出了作品原有的文学性和情感，成为“文革”期间播音创作逆境中的宝贵亮点。正是这些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动乱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看到了坚持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播音创作者的人格魅力，正是有了这些人，播音创作传统才得以在畸形的年代延续下来。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

1972年1月27日、28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集体创作的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生动描述了王进喜为迅速改变我国石油落后面貌而英勇奋战的事迹，展现了王进喜高尚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光彩，并对他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在国家局势动荡、能源紧缺的时期，王进喜无疑是一个标杆似的人物，他身上充满着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的铁人精神。在他的带领下，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通讯，通讯中展现的铁人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当年，方明、铁城、齐越都曾经播出过这篇稿件^[12]，相比而言，铁城的播音最有气势，最贴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铁城的播音，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创业、有血有肉、自强不息的产业工人王进喜的丰满形象：没有吊车，他带领大家用绳子拉、撬杠推，终于把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打井缺水，他号召大家“用盆盆端”；他的腿被砸伤，仍然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指挥钻井；为了压住井喷，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铁城的播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人王进喜的英雄形象通过铁城磁石般高亢的声音传遍了祖国大地，深入人心，让人久久回味，全国也由此掀起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热潮。铁城长期担任新闻播音工作，并且在播音管理工作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铁城留下的播音作品并不是很多，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是他的播音代表作品。

（一）树时代英雄之志

王进喜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他从苦难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身上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有一种产业工人的事业心和职业道德，体现出了中国工人的豪迈气派。对待工作，他有着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在国家内外环境都很困难的情况下，社会需要更多的像王进喜一样的人，通讯播出的目的不仅是在歌颂王进喜，更是在呼唤更多的王进喜。铁城播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发出一种呼唤、一种号召，振奋着全国人民的斗志和热情，捍卫大家的信念，燃起大家的希望。细听整篇文章的播音，几乎每一句话都能作为一句口号，让人有与之一同振臂高呼的冲动。

树立时代英雄形象，必须要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超强的语言基本功。铁城在播音过程中体现出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不仅来自于他对语言的具体处理，更来自于他对王进喜这个人物的崇敬，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崇敬，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不论是环境的描述，还是具体的故事，他都保持了发自内心的饱满激情和高亢斗志，因此我们在他的播音中听出了时代的呼唤，听出了力量和信心。作为第二代播音员的代表人物之一，铁城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具备担纲重大播出任务的能力。凭他的专业能力，他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更轻松、更游刃有余的表达方式，但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这篇文章的处理上，他却选择了一种并不轻松的却是最符合时代要求、最体现时代特征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描述时代英雄，树立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展现民族气节，完全体现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其中虽然也有受“文革”时代环境影响的无奈，但不可否认，铁城确实创作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二）展“雄浑刚健”之美

“‘雄浑’风格的审美内涵具体呈现为：创作主体具有雄健浑厚的内蓄修养、恢弘豪壮的胸怀气魄和激昂狂放的情感状态；物象选择、意象塑造具有体积空间上的‘大’、时间上的‘久’和力量上的‘刚’的特色；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在构思中处于神与物游、物大我亦大的心物和谐的境界。”^[13]铁城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的创作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塑造时代英雄的基点上，为了体现英雄的为国志向与实干精神，突出“雄浑”的阳刚之气和“刚健”的力量之美，给人以深沉博大、一言九鼎、雄强有力的感受，整篇文章的语气极其坚定，气息通畅，激情高亢，结实明亮，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清晰的辨识度。在多数文字的处理上，铁城都采用了上扬的语势来显示气势，塑造英雄形象，即使是句尾也不是完全的下坠，而是平接。从整体上说，铁城的播音用声偏实偏高，充满了战斗的革命性和鼓动性，尽展雄浑刚健之美，但在整体基调高亢明亮的基础上，他也进行了一定的细节变化，增强了文章的可听性。从用声角度来讲，高、亮的声音并不利于细节表达，但铁城却处理得很好，从高到低、从亮到暗的过程自然流畅，不露痕迹，高音明亮、弱音不瘪，体现出良好的气息运用能力和自如的声音控制能力。以文章开头为例：

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一声春雷，↗传来了我国发现大庆油田的喜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国石油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在大庆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就在这个时候，铁人王进喜从玉门率领1205钻井队，千里迢迢赶来大庆。→（前几句慷慨激昂、充满喜悦，此处停顿转换，音调落下，展现情景）从玉门开往大庆的列车，穿过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伟大祖国的原野上奔驰，王进喜禁不住心潮起伏，↗1959年，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期间见到的一切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再次转折，展开回忆，声音柔和）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着个大气包，他曾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此处停顿，展现王进喜的心理过程，然后弱起）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做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此处处理并不是大声高调，而是有力内收，表现出王进喜心中的自责、焦急）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静，休息时间，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此处轻扬停顿，表现王进喜心事重重，而后转换语气，从回忆中回到现实，语调提高，口吻坚定）每当想起这些，他感到那煤气包像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在中国石油工人的身上。他曾多次向战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责任。↗（有了前面的铺垫，此处昂扬向上收尾，表达出王进喜坚定的革命决心）

人物语言是人物性格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处理人物语言，尤其是王进喜的语言时，铁城非常注意表达的语调和力度，突出了人物高昂的气势。

“看，这就是大油田，这回咱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同志们摆开战场，甩开钻机干吧，↗这下子可要把石油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去了！”↗——王进喜

“我们工人阶级，就要有这样的雄心，↗现在我们流点汗、吃点苦，为的是快快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只要国家有了油，再苦再累也高兴！”↗——王进喜

“开钻啦！”↗——王进喜

“上啊！”↗——工人们

“拿下大油田，哪能没有困难，↗但是这困难、那矛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就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封锁我们，我们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工人们

王进喜和工人们说这些话时意志坚定、振奋人心，铁城播这些语句时语势上扬，掷地有声，高亢的声音和硬朗的气势，不仅体现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宏大气魄，更展现出全国人民的坚定、豪气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全文播出需要84分钟，在长篇的播出中，铁城始终贯穿了饱满的热情，声音始终明亮有力，其语言的基本功之扎实，语言驾驭能力之强不得不让人佩服。

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是由新华社记者、通讯员，安徽日报记者，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组集体创作的长篇通讯。1972年12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这篇通讯，197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通讯，同一天，这篇通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4]，感动了无数的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王进喜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李月华则是人民医生的典型代表。《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着重介绍了李月华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看病、治病的动人事迹，与“文革”中很多歌颂英雄人物“高大全”的报道不同，文章口号式的语言很少，非常细腻质朴，围绕具体事例，抓住真实细节展开叙述，塑造出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的形象，几乎没有涉及阶级斗争，是受当时政治空气影响较少的一篇作品，堪称通讯写作的典范。《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徐曼播出。^[15]作为播音历史中不得不提到的人物，徐曼最著名的是她1981年创作的对台湾广播节目，“文革”期间她的播音并不是最突出的，因为她本人的声音特质和“文革”的大基调并不是很贴合，但徐曼播出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却细腻感人，成为“文革”中难得的精品，也成为播音史中通讯播音的佳作。

（一）人文关怀的投射

中国传统美学对女性美的评判强调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这赋予了东方女性以一种独特的美感。“人民医生”李月华一心为劳苦大众服务不求回报，在任何时候都让人动容，这是中华民族女性特有的传统美德的体现，是善良质朴的写照，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呼唤李月华式的白衣天使，呼唤李月华精神。正因为这样，李月华的事迹才具有了普适的时代社会价值、人文关怀价值、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文革”中，对“人”的摧残和打击是身体和心灵双重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几乎都被漠视和忽略，在巨大政治浪潮的冲击下，对人的关怀几乎被完全淹没。李月华行医治病的事迹正是人文关怀的折射，这些事迹从心底感动着徐曼，同为女性的徐曼在心灵上与李月华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李月华是个普通人，但她的事迹，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则是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不折不扣的伟大，徐曼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女性角度给予了细腻的刻画。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徐曼的处理情感真挚，表达投入，文章的细节描述生动入微，徐曼对李月华的真情、崇敬、赞美、感激也在这些细节中通过声音流淌出来。李月华为了避免有人因找她看病时她听不见敲门声而耽误看病时间，便专门买了一只小黄狗给自己“叫门”。这个小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李月华坐在床前一边观察病情，一边在想：如果王春得了更紧急的病，我醒得晚了，不是很危险吗？怎样才能不耽误时间呢？想着想着，叶大娘家的公鸡喔喔报晓了，李月华心里一亮：鸡能叫鸣，狗叫不是也能给人个信号吗？回去以后，她就买了一条小黄狗。从此，只要有生人走进院子，小黄狗“汪汪”一叫，李月华的屋里就点起了灯。

此处的几个设问句是人物的心理描写，徐曼通过细腻的语言展现出了李月华想方设法为病人着想的心理变化过程。整段的核心意义落在一个“灯”字上，“灯”是这一句中最重要的词，饱含褒奖之意，徐曼的处理非常用心，她努力创造出温暖的意境和场景，体现了人民医生的觉悟，也体现出了她心中的人文关怀，充满温暖，让人感动。

除了人物心理描写以外，很多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徐曼也是以情感人，大大增强了李月华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母女俩说到天蒙蒙亮，才渐渐睡着，这时门外又响起了李月华亲切的声音：“大娘，孩子好了吗？”蒋大娘赶忙开门，只见外面雪花还在飘着，李月华深夜前来的两行脚印还没盖满，一条新的脚印又通到她家的门前。

此处并不是直接赞美李月华，但场景的描写渲染得恰到好处，尤其是“两行脚印”的细节描写非常深刻感人，徐曼饱含深情的讲述，让人深受感染，也让李月华可亲可敬的形象以及她的人格魅力一下子跃然眼前。

（二）“出水芙蓉”之美

“出水芙蓉”之美是一种自然清新、质朴无华之美。徐曼的声音并不宽厚，音色比较甜，如果硬往高用会显得比较紧和挤，这与“文革”时期求高求亮、用声偏硬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由李月华的一件件感人的事迹组成，以叙事和细节描写为主，徐曼在创作时正视了由时代原因造成的在基调把握和细节处理上的矛盾，作出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在处理很多细节的时候她把声音放下来，发挥出了她本身音色的特点。徐曼在播讲时从李月华身上感知到了东方女性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虽然李月华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但她却是一心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人民医生”，单纯质朴，她普通但是崇高，平凡却又伟大，她的事迹是白求恩精神的体现，她是纯洁的白衣天使，是白求恩式的时代英雄，是所有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徐曼的播音是对李月华赞美之情的自然流露，是真善美、淳朴实在的真切流动，工整平稳、娓娓而述，断、顿、挫处亦不着痕迹，意味无穷，人物的精神风貌和质朴形象跃然于耳，这种内中之情、内在之美超越了技巧的处理，拨动人心，至今听来仍能让人感动落泪。徐曼的播音相比“文革”期间颂扬先进英雄人物就非要用大实声、高声喊的方式，有了很多变化，洋溢着自然清新、质朴无华之美，形成了与“文革”时期其他播音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些年来，李月华走村串户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孩子们称她“李姨”，∧→年轻人喊她“二姐”，∧→大爷大娘们，亲切地叫她“闺女”。∧→来找李月华看病的人，看着她那和蔼可亲的笑脸，殷勤体贴的细心劲，都觉得她是自己的亲人。

“李姨”“二姐”“闺女”3个地方是并列的关系，徐曼播的时候按标点符号断得比较开，但她并不是完全断开，在语气上是连贯的。还有的地方，徐曼则会打破标点符号的局限来进行表达，以更好地突出文章的思想意义。

通讯中的人物语言是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最有神采的，人物语言播讲得是否到位直接决定整篇通讯的好坏。在通讯人物语言的处理上，我们强调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也就是说要了解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当时的状态，继而用声音创造出画面、意境、神态。徐曼在人物语言的处理上，同样自然贴切，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心情和事件场景，非常真实。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李月华出诊归来，远远就听到小冠军和小金叶都在啼哭，赶紧加快了脚步。但是她没有回家，而是去敲了赵二姐的门：“二姐，开门呀！”（着急、担忧）赵二姐听见李月华的声音，一骨碌爬起来点上了灯。看到李月华背着药箱子走进来，便激动地拉住李月华的手说：“她李姨，你家小冠军也在哭呢！”（高兴，但又担心李月华的孩子，惊喜交加）李月华笑着说：“没啥，有他姥姥在着哩。”（松，安慰的语气，让赵二姐放心）一边说，一边给小金叶喂奶。赵二姐望着渐渐入睡的小金叶，感动地伏在李月华的肩上哭了，泪水把李月华的衣裳润湿了一大片……

徐曼在这一段三句人物语言的处理上松紧相间，既体现出人物的不同心情，也展现出节奏的变化。不难看出，徐曼牢牢把握了从内容出发的原则，使句子的内在走向与核心意思相得益彰。尽管整篇文章采用了片段式的写法，线索并不是很清楚，整体驾驭有一定难度，但徐曼以内中的情感牵引着语气连贯流畅，使文章清晰完整，同时，句子的疏密处理、声音的高低变化也形成了她自己的播音节奏。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不仅是“文革”时期播音的佳作，也是整个播音史上通讯播音创作的经典之作，这两篇通讯和“文革”爆发前夕播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起，堪称中国播音创作史上通讯播音的三大高峰。

就共性方面来说，三篇通讯之所以能感天动地，首先是建立在文章所叙述的人物身上，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本身就打动人心，焕发着凝聚人心的力量和民族的时代精神。此外，三篇通讯的文字创作都非常精彩感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多地涉及阶级斗争的因素，而是采用各种创作手法如倒叙、插叙等来描写英雄人物感人的事迹，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播音创作的成功与文章本身的精彩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好的作品加上好的播音创作自然相得益彰，成就经典。从播音创作上讲，我们可以看到在混乱困惑的年代，播音员们依然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追求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他们从对时代的真实的内心经历出发，弘扬赞颂社会主流，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用真挚的情感打动听众。英雄先进人物身上凝聚的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人格风范，激发着播音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唤醒了创作者心中讲述他们、歌颂他们的创作欲望。对人物语言的准确把握和处理是这三篇通讯创作都非常成功的地方，焦裕禄的关切、王进喜的奋斗、李月华的无私都通过质朴的语言流露出来，人物形象真实丰满。

就个性方面来说，三篇通讯所叙述的人物代表着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的三类人，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觉悟了的产业工人，奋战在建设一线的王进喜，普普通通却一心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人民医生”李月华，他们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却都同样在动荡年代尽职尽责地建设祖国。可以说，三篇通讯是播音创作者和文中人物共同经历的历史，是创作者带着自己的生存困惑和意识去关注历史、关注生活、关注人物的杰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创作者体现出了积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齐越、铁城、徐曼既抓住了他们身上的感人事迹的共同点，情真意切、情声和谐，又突出了每个人物的不同。焦裕禄的深情关爱、王进喜的激情豪迈、李月华的温情细腻，齐越、铁城、徐曼用声音塑造了鲜明又独立的不同人物形象。在播音创作实践中，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是具体的、生动的，而这种具体和生动通过人物形象的确立体现出来，他们把作品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开掘直接投向人物塑造，并不断展现出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同时，在创作方式上三人的风格又各不相同，齐越展现出“错彩镂金”的成熟风范，铁城展现出“雄浑刚健”的磅礴气势，而徐曼则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出水芙蓉”般的人文关怀。

三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一篇是在“文革”爆发前夕播出，其余的是在“文革”期间播出，必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时代的痕迹，尤其是评论语言多多少少充满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气息，播音中“高、硬、亮、冲”的“文革”特点也不可避免，但这些都不影响它们成为经典作品。播音创作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成功地实现了语言传播满足受众需求与实施舆论引导的完美结合。三篇通讯不仅仅是经典的通讯播音作品，更是20世纪60年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积聚，是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而播音创作的价值也融入时代精神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中。三篇通讯中涉及的每个先进人物都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动、让人钦佩，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值得发扬，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跨时代的、超越国界的，直到今天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这成为播音作品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根本原因。在创作上，三篇通讯奠定了人物通讯播音的基础，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的处理也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实例和宝贵的专业典范，同时在新闻性节目通讯区别于文学节目的播音创作上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播音创作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