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出版”的困境—以未名社为例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8月，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也是北京新文学出版的重要机构。由鲁迅发起，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6人。1931年5月停止活动。在6年多的时间里，未名社出版有《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24期、《未名丛刊》《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以及不列入丛书的鲁迅的《坟》，台静农编著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等，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未名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是因为它出版了大量新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因为有鲁迅参与其间，使得未名社甫一成立就颇为引人注目。但它的存续时间毕竟过于短暂，在对其出版成就表示赞叹的同时，它昙花一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自然引起人们的思考。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认识，或许对我们当前的出版经营有所借鉴。

一、同人结社性质的出版组织形式，容易导致合则成，分则败

未名社的出版经费是集资性质。开办之初，鲁迅出资200元，其他5位青年各出资50元，后鲁迅陆续出资共计466元。他们集作者、译者、编者于一身，从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到发行，事无巨细，全靠自己。鲁迅是未名社的发起人，也是领导者。为了支持未名社的发展，帮助未名社摆脱经济困境，鲁迅在未名社出版6种书，从未提取稿费。

关于未名社的创办情况，曹靖华曾说“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1]

同人们共同的思想观点、审美趣味及文学爱好和理想追求，使未名社成员聚在了一起。在对待文学出版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在年龄结构上，除鲁迅外，其他5人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在地域上，除鲁迅、李霁野外，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4人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小学同班同学。在行动上，他们都是扎扎实实认真做事的人。鲁迅说：“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2]由于鲁迅的威望和文学趣味的影响，未名社渐渐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从“未名”走向了“有名”。

然而，单靠共同兴趣爱好、文学追求和文化理想维系的同人结社性质的出版组织，一旦同人的思想产生分歧，就容易产生内讧；同人的排外性，缺少新鲜血液输入，故的离去，新的不来，就会造成人员短缺。如，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对未名社投入心血最多的韦素园自1926年就因肺病渐渐淡出；曹靖华1927年到1933年秋一直在苏俄任教。台静农在未名社只是参与创作，不过问社务。李霁野一人主持日常事务，后又和韦丛芜产生矛盾。李霁野在《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回忆道：“其实，韦丛芜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不满，他的经济上的需要，未名社无力充分满足，因此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3]内部的不团结，人员的缺少，严重制约了未名社的发展，也是导致未名社最终停业的重要原因。

二、出版选题的小众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既有的出版理想，却无法摆脱经营困境

未名社同人为推动自身文化理想的实现，可谓兢兢业业。未名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以苏、俄居多，兼及北欧、英国文学。从图书出版的文化意义上看，他们的选择无疑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一段时期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实绩。鲁迅曾经说过：“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E.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Van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第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4]

但是，同人出版，出自己想出的书，不为政治利益、商业利益所左右，看似自由、惬意，但在当时也充满了风险。如1928年4月7日未名社因印发俄国托洛茨基的文艺论著《革命与文学》被北洋军阀查封，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被捕。除了要承担政治风险以外，在经营上，由于缺乏现代出版的理念，缺少包容的胸襟，不能容纳各种观点、思想，致使未名社的大门始终不能向一般作者敞开，出版的书完全是自己内部成员的翻译和创作，除了鲁迅，其他成员都没有什么名气，在市场上没有号召力，难以满足大众阅读的多元化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未名社的发展落后于同时代上海的一些民营出版机构，也就不足为怪了。

《莽原》半月刊情形也是一样。未名社主张办《莽原》是有深意的，正如鲁迅所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5]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莽原》的目的：“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6]因此，《莽原》创刊宣言就直称：“想什么就说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作者主力军是未名社成员及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其作品也多是翻译之作。由于作者面过于狭窄，产生稿荒，刊物难以为继。鲁迅在1926年10月29《致李霁野》书信中，谈及《莽原》时说：“稿子既然这样少，长虹又在捣乱（见上海出版的《狂飙》），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刊，未名社就专印书籍。”^[7]分析《莽原》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根本原因，正如沈从文所说：“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迨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一例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尽而已。”^[8]之后，与《莽原》编辑宗旨一脉相承的《未名》半月刊也于1930年4月30日出至第2卷第9至第12期合刊号后停刊。

三、过分讲究装帧艺术，图书制作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入不敷出

未名社特别注重图书装帧设计的别出心裁，对封面、纸张的要求都非常高，多用重磅道林纸，毛边精装。未名社的图书装帧设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很好地体现了鲁迅对图书装帧艺术的追求。鲁迅的装帧设计思想受日本及欧美的影响较大。如欧美的一些书前后都有空白页，且每页的天头、地脚留得很宽，相较于当时国内出版的图书，使人读起来赏心悦目，但无形中也增加了制作成本。鲁迅还主张请名家设计封面。他十分欣赏陶元庆的绘画艺术，认为陶元庆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9]。未名社出版的书，有很多是陶元庆设计的，如鲁迅的著译《出了象牙之塔》《坟》《朝花夕拾》，李霁野的译著《往星中》，韦丛芜的著作《冰块》等。名家设计自然费用较高，而封面印刷精益求精，更是不计成本。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说：“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话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1925年11月8日）一次为遗漏了做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10]

鲁迅为了给《朝花夕拾》配恰当的插图，便到处搜集素材，搜集不到就亲笔绘了“活无常”的插图。再如，《坟》封面是陶元庆所作，但作者名、书名、年月日期是他自己设计的，后感到意犹未尽，他又在扉页上亲自作画。《朝花夕拾》后记中有《曹娥》一图，鲁迅认为描得不好，特地要求如原底子尚在，就将这一图改用铜版。

鲁迅喜欢毛边，自称“毛边党”。所谓毛边书就是不经裁剪的书。毛边书始于欧洲，盛行后，传入日本。在日本时，鲁迅、周作人就喜爱毛边书，他们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印行时，就制作成毛边书，这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毛边书。后由于他们的积极实践，毛边书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流行起来。周氏兄弟被誉为中国“毛边党”的鼻祖。毛边书朴素自然，有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阅读时边裁边看，别具一种文人的雅趣。受鲁迅的影响，未名社出的书大都是毛边书。过分追求毛边，可以满足文人的雅趣，但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讲，却是影响阅读的。未名社不仅出的书大都是毛边书，甚至连杂志《莽原》都采用毛边的装订形式。毛边书阅读不便，未名社当时也已感到。所以“出版部有三间房屋做售书处，为给读者阅读方便，售书处放置了桌椅；那时候有些书是不切边的，阅读很不方便，售书处把书页一一裁开”^[11]，这样既费时又费力不说，经营成本自然也增大了。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未名社成员平时没有工资，收入全靠自己出书的版税支撑，这就导致了书如卖不好，或书店欠款，他们的生活就会面临困境。为了生存，他们就向社里借钱，或外出兼职。当时未名社的书、刊委托各地书店代销，能收回来的书款越来越少。个人借款过多，大量透支社里的款项，自然影响正常经营。后期的未名社基本上一直处于人手短缺、经营亏损的状态，长此以往，未名社也只好关门大吉了。

1931年春，未名社因经济困难和思想分歧，有结束之议，鲁迅遂声明退出。1933年春，该社在京、沪报纸刊登启事宣布“将未名社及未名社出版部名义取消”。至此，未名社结束了它的出版使命。未名社虽然已经解散，但它在新文学出版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推动功不可没。鲁迅曾高度评价未名社：“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2]未名社存在的几年中，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名著，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蠢货》等。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也不遗余力，如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在创作出版方面，出版了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影》等。我们在为未名社昙花一现感到惋惜的时候，因为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称得上名著名译的好作品，所以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注释】

[1]曹靖华：《哀目寒》，《人民日报》，1980年10月20日。

[2]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3]李霁野：《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李霁野文集》第2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4]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5]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6]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55页。

[7]鲁迅：《致李霁野》，《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页。

[8]沈从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青年作家》创刊号，1936年12月1日。

[9]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10]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李霁野文集》第1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1]李霁野：《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李霁野文集》第2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12]鲁迅：《致李霁野》，《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