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生新闻网站的研究意义

一、已有的学术积淀

本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为高品质新闻报道和网生新闻网站。学界有关新闻品质的早期研究分别聚焦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的客观性等问题的探讨，而针对新闻品质的具体研究还不多见，例如，美国学者比尔·科瓦奇（Bill Kouach）在其著作《新闻的基本原则》中提出了新闻报道需要恪守的规范和责任，盖伊·塔齐曼运用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新闻报道中的多元挑战；国内学者蔡雯对信息时代“公民新闻”的出现和实践进行了分析，陆晔、潘忠党等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西方的普及和影响以及该理念影响下的新闻实践活动进行了反思。进入21世纪后，对新闻品质的实证性测量和分析逐渐丰富，学者皮特·安德森（Peter J.Anderson）、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等合著的《高品质新闻报道的未来》（The Future of Quality News Journalism）收录了世界各地学者评估新闻品质的各种尝试。（具体分析详见本书第三章）

近年来，在关于在线新闻报道（online journalism）的研究中，网生新闻网站的相关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范畴中的全新课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生新闻网站的实证分析及商业模式探析上。然而，由于网生新闻网站概念本身的创新性、动态性及其内涵的丰富性，研究伊始，学界对此类网站的定义、概念、内涵及外延等始终存在争议，甚至至今尚无准确、完善且统一的英文表述，与其对应的中文表述亦为空白。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目前有关网生新闻网站的学术文献主要以欧洲新闻传播学界的贡献为主。例如，法国学者奥雷利安·贝尔热罗（Aurélien Bergerot）在对所选取的两家法国知名的网生新闻网站—“89街”及“共享媒介”进行观察和访谈后，对此类网站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学理分析。（Bergerot，2009-2010）

又如，法国学者阿提桑·哈姆拉桑（Athissingh Ramrajsingh）运用穆贺曼（G.Mulhmann）的新闻理想的解读框架、福柯（M.Foucault）的“生命权利”概念（Biopouvoir）以及迪瓦尔（J.Duval）的信息处理中的经济角色的概念，对网生新闻网站进行了三重路径式分析。（Ramrajsingh，2012）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最早的关于新闻的学理性研究可追溯到德国人拜厄斯·波伊瑟（Tobias Peucer）1690年完成的拉丁文博士论文《关于新闻报道》（Progenitor da Teoria do Jornalismo）。（徐耀奎，1998：129　—　130）报纸于19世纪中叶转变为大众化传播媒介以后，新闻学分别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人才培养。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起点则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4]

中国对“新闻”的定义及实践的讨论已有丰富成果，也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但有关在线新闻报道的研究有限，特别是网生新闻网站研究领域还未有人涉猎。因此，本研究基于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以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的网生新闻网站为分析案例，通过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而系统地分析欧洲专业记者追求高品质新闻报道的实践活动。高品质新闻报道是在线新闻报道研究的一个方面，它包含对新闻报道要素的评估及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下的新闻实践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对专业记者实践的分析和归纳、对网生新闻网站经验的梳理，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性提供新的契合点。

在中国新闻改革30多年的进程中，新闻学研究历经多次思想变革，其中对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的再讨论促进了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理解。其次，关于新闻真实性和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等议题的探讨，为新闻走向市场的思考奠定了基础。再如，聚焦公共利益的、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争论使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一命题得到新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业界的新闻从业者与学界的研究者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持不同看法，他们之间的分歧聚焦于西方新闻实践精神在本土是否适用的问题上。

首先，上述对新闻实践的研究和探索对本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秉承先前学者的探索精神，本研究试图对在线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进行前沿性论证。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首先对高品质新闻报道的标准及其界定进行梳理，为新闻学研究中的客观性等讨论提供新的依据。作为关于新闻另类发布途径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了新闻业务研究的新视角和案例，对高品质新闻报道概念的回溯也有利于梳理新闻实践与媒体在时空关系中交汇与融合的经验。目前国外对于新媒体、另类媒体、新闻危机等相关议题的研究甚为丰富，分析角度与案例选择也更为多样。相比之下，我国新闻实践和研究具有自身特点。在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中西方关注的研究重点和分析所采用的维度在交汇中保有其独立特征。

其次，本研究对新媒体形势下的高品质新闻报道的深层考察为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有关“什么是新闻”“何为高品质新闻报道”的反思持续已久，基于学者的不同解读，本研究采用全新视角，以专业记者为分析主体，深入分析其与公民、专家共同参与的新闻实践活动。其中，研究对职业记者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达的调查，对不同的关于高品质报道的观点进行的分析，对其发布渠道的系统调研，都为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等研究提供了价值丰富的实践经验样本。

最后，本研究对新兴媒体与高品质新闻报道的发展史的梳理从纵向的维度解释了媒介与新闻实践的交互作用及记者实践的演变过程。新闻实践的开始是以媒介的发展为技术依托的，新兴媒体为新闻提供了主流媒体以外的信息发布平台。同时，新兴媒体也为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角色转换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专业记者本身的角色发生转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回答“什么是高品质新闻报道”及“什么是网生新闻网站”等问题，通过辨析“网生新闻网站”“另类媒体”“混杂式媒体”等相似概念的异同，明晰概念范畴。而对欧洲新闻品质现状的探究，有利于我国汲取发达国家新闻实践与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经验。

三、研究的现实意义

人们对信息多元化的需求迫使记者们在专业媒体以外寻求新闻报道的替代途径。可替代途径最初便是由专业记者提出的、借助多种媒体形式进行的高品质新闻报道实践活动，这类实践活动试图让公民参与其中。这是公民积极主动参与构建公民社会的行为，也是专业记者的一次有效尝试，因此对其信息的调研和把握、对相关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探究对于国家媒介政策的制定、新闻媒体的运作、从业人员的自我定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网生新闻网站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互动性是公民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重要途径：作为报道信息的专业记者，他们是现实社会与政府理想社会之间的沟通中介和信息交换使者；同时，他们作为公民，又是国家的主人和民主社会的参与者。关注他们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助于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协调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鼓励公民和政府间的对话。

高品质新闻报道的可替代发布是专业记者拓展表达权利的积极实践，也是公民构建公民社会的主动尝试和重要的参与手段。在新媒体不断更新的当下，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新技术使得短小、便于复制的消息以裂变的速度传播。但是，感官化的图片及耸动的标题易获得更多的点击和转载，深层报道和新闻调查在信息时代的式微和主流媒体规避或忽略新闻报道的同质化都反映了新兴媒体报道发展的负面趋势。因此，系统地探寻网生新闻网站的新闻实践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网生新闻网站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对其发展经验进行系统分析，所得结果可以对新闻的实践主体，即专业记者在数字化时代的新闻发布起指导作用。研究对曾工作于传统媒体，现运用互联网获得多元话语权的记者进行自我认知的调查分析，可以探究其进行实践的动机和目的，理解其进行采、编、播等新闻活动的原因及诉求，这对传统媒体及其他媒体记者实务技能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中欧媒介规制政策有较大区别，但两者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其新闻实践的技术性因素具有潜在的内在联系。因此我国可以参考欧洲对新闻发布的干预手段，结合中国现状制定指导专业记者实践的相关政策。

本研究可以为媒体组织特别是传统媒体提供借鉴。专业记者寻求另类报道途径的重要原因是传统媒体受自身价值观的限制和机构局限，在某些议题上报道缺位，并缺乏独立、深刻的高品质新闻报道。因此对记者追求高品质新闻实践的系统性分析有助于传统媒体反观自身的不足，回顾议题之间的相互构建，探究不同运作模式给专业记者及受众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法国、比利时及西班牙的案例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把握网生新闻网站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发展趋势，同时为中国媒体提供参考依据。

四、研究的创新意义

目前我国关于新闻及其实践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但对高品质新闻报道和新闻报道的另类尝试，尤其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还缺乏前沿性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利用对新生新闻实践平台的分析和探究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以期在未来的研究中形成系统性成果。

本研究主要以欧洲媒介及其所处社会环境为背景，以法国、比利时及西班牙的3个网生新闻网站为例，对专业记者寻求高品质新闻报道的实践进行剖析，因此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前沿探索性。另外，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如下创新意义：

首先，本研究对高品质新闻报道标准及其界定的分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客观性等讨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对于新闻的另类发布途径的研究为新闻业务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本研究对新闻网站组织结构的分析从不同维度阐释了媒介技术发展与新闻实践的交互作用，以及专业记者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中的实践过程。同时，以法国、比利时及西班牙网生新闻网站为例，总结、借鉴了欧洲新闻发布样态的实践经验。

最后，通过对高品质新闻报道及网生新闻网站的多方面调查，提出了高品质新闻报道的构成要素和网生新闻网站的实践意义，这也是方法、视角及案例方面的多重创新。

【注释】

[1]《报刊的四种理论》原著题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共同完成。在引入我国时，早期将英文单词Press译为“报刊”，即《报刊的四种理论》。本书作者对此种译法存疑，同时，本书作者认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戴鑫译，展江校对的《传媒的四种理论》将“Press”译为“传媒”更为准确。

[2]刘海龙在其著作《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将集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概念译为威权主义。

[3]英文“grassroot”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政府和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二是与主流、经营阶层相对的弱势阶层。本书作者认为，在新闻学研究中，“grassroot”更多地是指代平民概念，而不应是中国内地传媒及社会语汇中的“社会底层”的概念。

[4]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会长蔡元培，研究会导师由徐宝璜、邵飘萍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