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版的三个重要性，自出版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自出版诞生之日起，理论界对自出版的争论和研究就一直未曾停歇，自出版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出版行业。自出版可以实现作者即时表达和即时传播，这种特点为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网络平台中的自出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元出版”^[1]。这为研究网络中的出版自由，创造了巨大的讨论空间。而且在自出版的传播与控制之间，同样存在前沿理论待研究的空白点。

由于欧美国家和我国自出版发展模式不同，对出版主题审核、法定出版机构介入、书号审批等管理方式都需要理论支撑。自出版的出发点就是要超越出版机构的藩篱，这个关键点在学界和业界也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在中国，现阶段借助网络和出版的力量，让代表先进文化的正能量作品传播开来，让更多有正能量的创作队伍进一步参与到自出版的平台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本书将深入探讨以上论题，从规范数字出版健康发展和协调出版活动各方利益的角度，找寻数字出版引领优秀内容传播的新路径，分析整个自出版流程，在理论层面尝试将西方自出版和我国国情有机结合，这将为我国数字出版研究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布局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实践意义

在中国数字出版的探索之路上，自出版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目前应对这种新的出版模式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缺状态。欧美国家自出版的管理体制、管理主体、管理办法都与国内有很大不同。从生产本质上看，自出版活动是一种内容产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表现为作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有了变化，这种分工与生产力相连，具有生产力属性，这种分工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前提，工具越发展，分工就越细，劳动者专业化水平就越高。这种分工与生产关系相连，具有生产关系属性，在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整个自出版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是作者，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就是分工，而自出版的分工变化，主要体现在作者角色变化，作者渗透甚至主导自出版全过程这一主要变化，将对自出版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从生产到消费这每个环节看，自出版每个环节都有实践创新之处，研究这些特点，对国内自出版发展借鉴欧美国家管理经验、升级国内数字出版技术和创新平台，将极具实践指导意义。

三、战略意义

当前，由于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是众声喧哗的国内舆论格局，都需要对舆论传播的载体做出研究和判断，从舆论形成、传播、反馈的过程看，出版产品可以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产业安全，自出版吸引了更多的民间写手和专业作家，相对传统出版而言，更多的内容和更广的渠道，会在网络空间中迅速形成舆论、改写舆论、扩散舆论，这就要求出版管理机构认识到出版和舆论安全的密切联系。自出版具有天生的互联网基因，这种基因与互联网产业连接就会延伸产业链条，与舆论生态链相连接会形成新的舆论力量。自出版的产品形式是图书，具有完整系统和严密逻辑的图书是传播理性声音的有效载体。换言之，自出版管理若能从内容传播的角度发挥其舆论能量，那么，自出版将重构网络舆论格局，让大众作品、专业论著、学术著作的传播影响力在网络中重新凝聚，这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