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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把握政治传播

时间:2023-03-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哲学上讲,“同一”不是“统一”。由此可见,施拉姆当年在解释传播的“社会”功能时所设想的场景被命名为“政治传播”并不是偶然的。至此,“政治即传播”与“传播即政治”,要求我们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建构政治传播框架、规制政治传播研究。所以,对于政治传播的这种“媒介化”的狭窄理解,并不能覆盖现实中的全部政治传播活动。
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把握政治传播_中国政治传播策论

从哲学上讲,“同一”不是“统一”。“统一”意味着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既有各自规定性又有不可分割关系的状态,而“同一”则意味着两种事物因具有相同的结构功能、属性特征而合二为一,这个“一”意味着一种新的事物。这个哲学道理非常适用于解释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

现在,对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理解,人们多从“政治”与“传播”两大核心要素的平行关系入手。这种理解预设了充足自治的“政治”与“传播”两种事物,因此,无论怎么构架与规制,政治传播的框架似乎总是一种机械的“合成物”,其中始终横亘着“政治”与“传播”两个轴心。但实际上,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与传播“同一”的事物。由此所形成的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学科,也不是政治学与传播学简单机械的“交叉”。

何谓政治?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将其界定为“城邦”——相对于私人家庭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梭将其设想为“公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其表达为“绝对命令”,之后,黑格尔将其改造为“伦理理念的现实”[1];最后,到马克思这里,政治重新被定义为经由国家而又消灭国家的“没有国家”的“新社会”。当然,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马克思是在现实性与理想性双重意义上理解和界定政治的。在他看来,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是包括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统帅和灵魂”。因此,在政治的现实性上,他着意于源生自经济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而不是此前各种抽象意义上的政治。但是,在马克思的灵魂深处,这种现实的政治却只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这种政治理想,就是马克思终生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没有政治的“新社会”。没有政治是指旧的国家政治形式的消失,而不是人类政治本身的消亡。马克思的“新社会”的生成过程也是他的没有国家形式的“新政治”的诞生过程——政治只是在更高的境界中回归于“社会”,重新以社会的形式存在。

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和把握的思想演变过程,反映的是现实政治的蜕变和升华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散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的铺展蜕变的生成过程。这种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政治通过“传播化”而生成的过程,可谓“政治即传播”。

何谓传播?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把传播理解为信息流动的过程,传播学据此对这种流动的过程构建了庞杂的学科体系。但是,传播的本质却不在于这种“流动的过程”,而在于施拉姆所说的“传播生成社会”。

“传播生成社会”是施拉姆对社会学家查尔斯“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思想的继承和提升。[2]纵观传播研究的思想史,从“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经达尔文、弗洛伊德、芝加哥学派、李普曼等,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欧洲批判学派、英国文化学派、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等,这条清晰的发展轨迹的思想渊源和理论轴心,正是“传播生成社会”。

“传播生成社会”的关键,在于理解传播的“信息”的社会性本质。“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事物都叫作信息”,信息的流动是社会成员“从不确定性中不断形成确定性的过程”。[3]当我们理解了传播通过信息流动而生成人类社会的时候,传播的政治化本质便凸显出来:由于社会与政治的生成过程的同一性,传播亦成为一种政治化过程。由此可见,施拉姆当年在解释传播的“社会”功能时所设想的场景被命名为“政治传播”并不是偶然的。[4]

传播的政治化过程不只是一种理论的逻辑推理,传播的历史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对传播史的研究,展示了传播何以是社会的、政治的。[5]美国学者弗雷德·雷格斯蒂直接把传播解释为政治社会化,把政治社会化解释为政治传播,并用拉斯韦尔的传播“5W”模式解释政治社会化过程。

至此,“政治即传播”与“传播即政治”,要求我们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建构政治传播框架、规制政治传播研究。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更多地从传播学视野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依赖媒介的专业化政治操作”。一些西方学者强烈呼吁“政治传播的范畴必须被缩小”,应“集中关注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它们的新闻内容进行的符号与讯息的交换”。[6]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传播已经成为完全为竞选性政治服务的工具。难怪麦克奈尔借力李普曼有感而发:“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7]

但是,人类的政治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种竞选性政治,至今也不都是竞选性政治。所以,对于政治传播的这种“媒介化”的狭窄理解,并不能覆盖现实中的全部政治传播活动。比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有着区别于西方竞选性政治的特殊性,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基于政治竞选和媒介中心的政治传播理论,很难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更难以解释和引导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境界来研究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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