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权力运作机制分析

一、乡村精英权力运作中的民间逻辑

乡村精英执行上级任务是根本，寻找恰当的方法获得乡村民众的支持是手段，从而达到正式公职权力与民间权威的有机结合。

在前述不同时期重要事件中，乡村精英的权力运作都是以上级政策导向为主旨的，在具体运作时，在乡村固有的被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习俗框架内运作，否则，缺乏权威基础。在每一种事件中，由于面临的情境和任务不同，因此，运作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在集体化生活中，政治觉悟、积极表现和与上级保持一致更重要；而在处理矛盾、协调关系中，沟通更重要；在棘手问题上，请上级帮助和参与是常用的选择。下面为被访者在个人笔记中讲到的一例：

我村四组就是我所在的村民组，每次开会都不平静，都争论不休。本月1号晚上，有关两大任务，一定要召开户长会。第一件是关于在土地整理之后，没有填平的鱼荡（鱼塘）仍可养鱼，要进行投标承包到户，已经荒废一年的鱼荡，有人自作主张进行个人养鱼，无形中将集体的东西占为己有。组集体发包给个人，可回收一定的集体资金，做一些福利事业，像这次组里发放开会误工费，每次开会发5元，参加合作医疗者每人补5元等。

第二件事是关于公路南面的两大块桑地要重新分配，到10号为止，把原有的桑园，全部进行统一分配到户，分好土地之后各自重新再栽桑苗，桑地翻新，桑园更新。不久将长成两片新的桑园。

两件事可以说均是好事，但有某些具体问题引起了争论，且争论不休。直到深夜1点多钟，总算把鱼塘承包好，塘南桑地分配程序、次序都定好，等10号砍光老桑之后，桑地再分配到户。

现在每逢开会，只有组长唱独角戏，没有过去的“三长四员”的所谓“队委会”一班人，无人分析、解说和支持，所以全年很少开会，凡开会都要求村干部到场，以防不测。^[7]

上例中，承包鱼塘和桑地分配都是涉及集体利益分配的问题，村民对于如何分、分给谁、分多少非常敏感，谁都想有一份，谁又都不想吃亏，所以，争论总是难免的，这时候作为村干部，两件事必须做：一是确定承包、分配办法和实施程序；二是要协调各方达成一致。被访者HYX说：“当村干部其实很难，容易得罪人，还不好干，协调要跑来跑去说好话，到头来说不定还要得罪哪一方。但是，事情来了，还就得去做。有时候，为了协调，还累出病来。”

在乡村干部中，有些为人好的干部，总是能被记起，其口碑好的原因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得到群众好评。下为被访者讲到的一位好干部。

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应该是踏实工作、联系群众，善于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这样工作就有进展，就有起色。群众就会拥护，事业就会兴旺。

ZXJ同志是本镇人，几年前在我镇里工作，任副镇长，又是我村的联村干部，在此期间，她经常来我村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她很主动，村里存在什么问题，她了如指掌，有些问题村干部还想拖着，但在她的带动下都逐个解决了。各个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她也十分清楚，经常帮助同志解决实际问题。镇党委和镇政府布置的任务和下达的指标，她总是负责向下传达，以率先搞好村子为己任，和村干部一道把工作搞好。

她在镇里负责文教、妇女、卫生等，工作很忙，但在百忙中过几天一定要来看一看，了解了解。若市里开会日子多了，就会打个电话问一问，一直关注着我村的工作，这就像联村干部的样子。^[8]

在被访的乡村精英中，除了参与村民之间的调解，为村民提供帮助和参加村庄公共事务获得威望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集体化时期的突出表现为他们在村庄中获得威信和认可奠定了基础。下面是一位被访者的个人笔记，能够说明他们的威望来自于年轻力壮时的不懈努力和优秀表现。

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担任大队干部的同时，始终担任着生产队里的干部，始终带头在生产第一线，在那个年代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开早工、做夜工、开通宵，顶烈日、冒严寒。不但带头克服种种困难，而且还要善做社员群众的思想工作。比如，做计时工，出勤不出力，也叫磨洋工，又如做计件工不注意质量。在评工记分的会上还有大吵大闹，在农产品分配上也有时意见纷纷。也有少数人要占小便宜，有时弄得骑虎难下，特别是粮食分配，直接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吃饭问题时，往往矛盾百出，生产队干部直接深入群众之中，不但要大公无私，还要以身作则，让社员群众满意。先考虑自己，有时是难于收场的。我认为，当生产队的干部，真正是为人民服务，整个过程，生产队干部不能多拿报酬，和社员一起，社员拿多少干部也拿多少，并没有另加报酬。为社员群众出谋划策，领导群众艰苦奋斗，当然要花一定的心血，多花脑力劳动，但这方面是没有报酬的，同样的出勤和劳动，如果工分高出社员，他们就会有意见，即使你做出了很大计划，费了很大精力，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见得到的体力劳动，你如果比人家多做了，当然是可以拿的。如果你出谋划策，随时随地在考虑和思索，是看不到的劳动，当然不能凭空记工。

年轻有为的时候，可以说大半辈子为集体生产考虑，为集体奔波，可以说把青春献给了集体，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集体。当然也为个人考虑，也为一个家考虑。和社员同等的条件下，也同样为自己家庭着想，当然还比社员群众多一份为集体的思想。这不仅是一个党员同志如此，广大的生产队干部都是如此。^[9]

在被访的乡村精英里，有多位讲述了自己在集体化时期的故事，除了讲那时候的集体劳动挣工分等生活片段外，更多的是集体化时期他们的职务和工作。在他们的记忆里，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时光，在他们看来，集体化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那样一个个人完全融入集体的时代，自己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使命感——为集体奉献一切！”一位当时高中毕业回村务农后来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的ZPY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如此评价。

二、个体差异与情境共性分析

所谓“个体差异与情境共性”指的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精英个人人生境遇与人生选择的差异性及其这一时期共性变化分析。

对于不同代的乡村精英来说，在面对同一特定历史事件或处于同一社会情境下，每一代精英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采取的行为方式也会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沉淀而成的社会认知和经验判断，也有可能来自嵌于每一代乡村精英成长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观的变迁。前者为个体层面的，后者为社会整体层面的。那么，这种不同代的差异性在每一个社会背景或所有的历史事件下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大致来说，差异性在集体化及以前相对较小，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差异性逐渐拉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以前的统一性压制了差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人的个性化和价值观多元化日趋加剧所致。

每一代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会使得相差较大的两代或几代精英在面对同一社会情境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处理问题方式。例如，在1980年代中前期，当乡村实行经营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乡村较好发展机遇时，不同年龄段的乡村精英和不同职业的乡村精英会有不同的选择：同是那个时候任村干部、教师、技术员和曾经下放的知青面对这样一种机遇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后来不同的职业选择。他们中有一些在那个时候抓住机遇开始创业、经商的人，后来都成了地方民营企业家，有的在海宁、杭州、嘉兴、义乌或其他地方做生意，也有的后来由于表现优秀，加上有人推荐，到了乡镇政府任职，还有的在那时候抓住了读书、参军的机会，选择了读大学、中专、职校、技校或入伍等人生经历，这些人后来留在外地就职的比较多，他们在外地也都有任公职或经商的经历等。当我们追问“为什么当初自己会和别人有不同的选择”时，他们都认为，一是因为政治环境允许，二是在于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面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流动的加快，不同的乡村精英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有的人选择了去乡镇企业，有的人选择了留在村里继续当干部，有的选择了做生意，还有的选择了去外地创业或经商。由于这个时候比过去更宽松，乡村精英中的很多人去了企业或经商，即使是当村干部的，也大都有在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任职的经历。这一点和皖北完全不同，皖北乡村精英很少涉足企业或商业，这可能与区域传统有关，毕竟海宁在历史上是个商业贸易发达的地方，而皖北的研究点则是个传统农业村落。

【注释】

[1]摘自HSX的个人笔记，2000年6月22日。

[2]摘自HSX的个人笔记，2000年6月23日。

[3]摘自HSX的个人笔记，1999年4月28日。

[4]摘自HSX的个人笔记，1999年4月28日。

[5]摘自HSX的个人笔记，1999年4月28日。

[6]摘自HSX的个人笔记，1998年5月7日。

[7]摘自HSX的个人笔记，2004年2月2日。

[8]摘自HSX的个人笔记，1999年4月7日。

[9]摘自HSX的个人笔记，200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