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观点与亚洲辩白

亚洲虽然是世界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以亚洲为主体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并没有很长的历史。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几乎都是从西方的观点所进行的负面批判。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中国晚清史为样本的长期研究，就以“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模式作为总结，认为中国缺乏内在的自省能力，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无法凭借内在动力推动社会进步；只有接受外部刺激后，才能完成各种社会变迁的推动（叶哲铭，2005）^[1]。这种缺乏亚洲自身观点的研究取向，似乎很难逃避“主观价值判断”的批评，因为观察的结论几乎都是从“西方人的眼睛”中产生的。再者，这些著作也大多是以西方文字撰写并以西方社会为主要传播范围的，对于被观察的亚洲来说，不但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也丧失了辩白的权利。

直到20世纪70年代，保罗·A.柯文（Paul A.Cohen）发表的枟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枠^[2]出版后，这种偏颇的观察视角才稍有改变。柯文强调的是从亚洲观点来研究亚洲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例，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且认为这种研究应该以多学科性的协作方式进行才更为恰当（张芳霖，2002）^[3]。不论柯文研究结论为何，他的研究主张至少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呈现了更具全面性的视野。

当柯文在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学者的身份进行反思时，亚洲本身也对长期以来的西方观点垄断进行了一些微弱的反击。除了少数学者的努力之外，港星李小龙（Bruce Lee）^[4]的电影在当时可谓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反击行动。李小龙这个出生于旧金山，成长于香港，后又返美学习东方哲学的年轻人，并没有在西方式的成长环境中被同化。相反，他对中国——这个饱受磨难的母亲，所遭受到的种种磨难感到忿忿不平，于是他勤习武艺，希望借由发扬中国武术来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不是那么积弱不振、陈腐不堪的劣等民族。

对李小龙而言，最为可恨的是同属黄色人种的日本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率先推动全盘西化（westernization）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日本率先脱离殖民帝国主义的桎梏。但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立即加入殖民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新生殖民国家”（阎沁恒，2006）^[5]，与西方列强一起对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大肆掠夺。李小龙在他的作品枟精武门枠中，特别以陈真^[6]所采取的暴力抵抗行动来宣泄他对中国长期以来被列强特别是日本欺凌的怨气。电影中，陈真踢碎了挂在公园门口的“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并逼迫日本武馆的武师将写有“东亚病夫”的纸质横幅撕碎后吃下肚子。这个镜头让全球无数华人热泪盈眶、大声叫好。

其后，李小龙在电影枟猛龙过江枠中更将挑战的场景拉到了罗马，直接对西方长久以来的优越感进行挑战。李小龙的电影不但深深感动了华人，也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华人风”。霎时间，穿唐装、耍双截棍、学中国功夫成为时尚，甚至连英文字典中都增加了“Kung Fu”（功夫）这个新的词语。可惜好景不长，这股“李小龙旋风”只维持了短短两年，随着1973年李小龙猝逝而后续无力、迅速沉寂了。

李小龙从事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电影艺术，但是他表达的却是长期受压抑的“中国情感”。这是他能够带领香港电影冲出藩篱，迅速打进国际市场，创造高额票房的原因。这种对中国情感的压抑当然不只是在电影这个层面，而是充斥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艺术等各个领域。只不过在这些层面，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具体有力的行动来有效地反映与抵抗这种压抑而已。此外，李小龙的电影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除外）被压抑的民族情感是没有彰显的。真实的情况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后，亚洲大部分的国家，从19世纪开始就逐步地为西方列强所瓜分与统治。所以，西方殖民国家对亚洲国家的压制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值得提出的是，李小龙的意识形态反扑基本上是从“以暴制暴”的思维出发的。虽然他在战胜敌人（西方人与日本人）之后，总是以较为彰显中国“恕道”的手法来处理剧情，但是这并不能抹灭他是通过“以力抗力”的竞争方式，借由粉碎西方霸权来建立中国强者地位的思维。这种替换式的思维能否真正体现亚洲价值观？如果是，那么这种“以力服人”的逻辑，又与西方霸权的建立基础有何不同？是不是当亚洲成为中心之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与国家就会像过去的亚洲和非洲一样，沦为附庸地位？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争夺显然不是“亚洲中心论”应该诉求的。那么“亚洲中心论”的真正意涵应该为何？关于这些议题的思考，从“欧洲中心论”的发展过程与“非洲中心论”的反击过程中应该可以找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