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背影

第十一章　不辞冰雪为卿热：十二月党人的背影

首先，革命是个技术密集的活儿。

从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先贤哲人的总结来看，“革命”涉及除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诸多学科体系，比方说哲学，比方说军事，比方说天文地理。当然，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道路上碰到个水利、桥梁、道路工程，乃至于农业科学问题什么的，都不足为奇。所以，革命，难度太大。

其次，革命是个玩命的活儿。

我国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曾经在革命早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是暴动，就免不了流血牺牲。所以，革命，是需要把脑袋先拴到裤腰带上的。

既然这个革命如此难办，而且失败的案例以绝对优势领先于成功案例，为什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地去革命呢？ 综合所有革命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答案只有一个：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俄罗斯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革命国度。同历史上的大多数革命一样，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革命，缘起就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太低了。

俄国的农奴——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俄国，人民群众那个时候不叫人民，他们有一个听起来很悲催的称呼，叫做“农奴”，这个词简单点解释就是既得玩命干活儿还没人权的阶层。这种制度最早产生于欧洲。

农奴制，又称封建领主制，指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的制度。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

典型的农奴制产生于中世纪欧洲。史学界认为，古罗马帝制初期的隶农制和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前的温和的奴隶制被看做是中世纪西欧农奴制的渊源。日耳曼人在迁徙后灭掉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封建国家，诸多战乱的摧残、沉重的税收与兵役负担、贵族的土地兼并使大量的日耳曼自由农民破产，纷纷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民——农奴。另外，国王通过土地的层层分封，构建了一个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各级世俗和僧侣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封建的领主权，包括司法权、行政权及各类经济隶农权。他们将农奴限制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奴役。大约在10世纪，西欧农奴制基本形成。

在俄罗斯，这种制度持续了四百多年。

早在基辅罗斯时期，俄罗斯就开始有了封建关系的雏形。这个时候，农奴负责种地，罗斯大公、王公、贵族负责收租子，村社农民尚未农奴化，有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权。总之，大家分工还算和谐。

到了公国时期，生产力发展了，封建主的眼界也开阔了，征收贡物已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地位、精神和文化需求，于是他们开始侵占农民的土地；村社自由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富人不乐意了，我们村儿里的地，不能都让上边占了去，他们也开始大量掠夺土地；既然如此，教会、修道院则借助大公、王公的支持，也屁颠屁颠地跑来分一杯羹……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依附于封建主，开始成了封建主的私有财产。但是，这时的依附农民，也还算不上真正的农奴，他们还是享有一定的人身权力的，封建主还没有对农民进行人身奴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大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演绎出来的：他们通常属于一个世袭的大封建主家庭，公主和王子生活在城堡中，城堡是世袭领地的行政中心，统治着很多庄园，庄园里有庭院、主人住宅、管理居室、仆役用房、谷囤、仓库等——所以说，浪漫的故事通常是建立在普通劳动人民的血泪基础上的。

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处于蒙古人所建的金帐汗国的控制下，王公、大贵族继续扩充他们的领地；教会、修道院通过典押、购买、接受捐献等途径占有大量土地；各公国的大公、王公把一部分土地连同农民作为食邑分封给宫廷臣仆和军事服役人员，限期收回。也就是说，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而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严密的层级管理梯队，封地贵族和服役贵族为了在服役期内从封地上榨取最大收入，竭力加强劳役制，并强制依附农民固着在封地上，这样，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农奴。

15世纪以前，依附农民在清偿债务和履行其他义务后，仍然可以向别处迁移，另投领主。有的依附农民不堪沉重的剥削，往往逃亡。15世纪中叶起，有些公国开始颁布法令，限制农民转投别的封建主。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法典规定只有在晚秋的“尤里耶夫节”（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农民才可以离开主人。农奴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到了帝国时期，俄罗斯的农奴制发展到顶峰。16世纪后，为了适应欧洲市场需要，增加谷物产量，封建主普遍采用劳役制，加强对农奴的剥削。1550年，沙皇又颁布法令，规定农奴每年只准在“尤里耶夫节”离开主人。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颁布《法典》，规定农民不论逃亡多久，只要被找到，就必须连同其家属和全部财产都归还原主。《法典》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的农奴制度，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形成。到了18世纪，买卖农奴非常普遍，农奴的负担更为沉重，劳役租通常每周三天，但往往增加到四五天甚至六七天——约等于做白工。

最遥远的距离——制度，制度，还是制度

从伊凡三世开始，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一直在向西欧国家学习，他们的目标是，“冲出欧洲，走向世界”。

就在沙皇指挥着他的军队昂首阔步进入欧洲时，一股反抗专制统治的暗流已经在俄国萌芽生根，暗潮汹涌。我们学过物理，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种反作用力的产生源于俄国本国的历史背景。

经过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两位开明君主“走出去”、“引进来”的改革，俄国逐渐走上了富足的道路，但“俄罗斯人尽了最大的努力，拼命想建立一个类似西欧的社会，按照西欧的模式发展，但结果是无论如何都不像西欧”。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他们在俄罗斯广泛推行欧洲文化的时候，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俄罗斯人的精神和文化的基本神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俄罗斯，是这样一个地方。

精神面貌：“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百般奉承，自叹不如，把每一差异当做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

性格特征：“从某些方面讲，俄罗斯人与鞑靼人有更多的相像和共同之处，而不像西方邻居波兰人或芬兰人，尽管后者都属于斯拉夫人。”——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瓦良斯基和卡廖日内《论俄罗斯人的智慧》。

时代背景：当普通法国人可以公开对复辟的波旁王朝贵族高喊平等、自由口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农奴却在贵族地主的皮靴下瑟瑟发抖；当英国工业革命的炉火已经燃烧了30年时，俄罗斯的近代化工厂还寥寥无几，仍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产值远远落在英国的后面；当欧洲各国普遍认可议会制度时，美国已经在大洋彼岸建立了共和国，而俄罗斯依然是君主独裁。

健康状况：俄罗斯在一个世纪的改革中，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关系产生了错位，也就是国家强大了，人民瘦弱了——国家的强大没有稳固的基石，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泥足巨人。

此时，俄罗斯的一些贵族在欧洲亲见了各国革命的成果，他们开始深思一个问题：在强大的俄罗斯军队背后，大量瘦弱的农民连活着都成为问题，独裁的君主和封建主还在不断地压榨，这种建立在残酷压榨上的表象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

一个名叫彼斯特尔的贵族青年军官曾这样写道：“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有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有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像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到处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

人心思革命，革谁的命？沙皇、大公、封建主，无疑是革命的直接对象，但，俄国的崛起，不是换一个沙皇、换一种制度的事。今儿这个沙皇比较能干，脑筋清楚、学识渊博、性格沉稳，那这几年大家日子就好过点；明儿上来一个怎么都变不成凤凰的家雀儿，头脑发热思维混乱，外加间歇性抽风，倒霉的就是一国之民众。

所以，将一国之成败系于一人之身，用一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去束缚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是俄国一直难以被西欧接纳的根本原因。

所以，俄国需要的革命，是一种深层次的彻底革新。俄国的崛起，需要新的道路。

1825年12月，三千余名近卫军开进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要求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这次事件，历史上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

他们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要引领俄罗斯走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他们为俄罗斯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

如同历史上大多探索性实践一样，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5位领袖被绞死，121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士兵中的很多积极分子被乱棒打死。

这，是一场流血的现代化努力，贵族革命家抛弃了财产、地位、家庭，背叛了他们的阶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融入国家、民族的未来，血染的风采不仅让他们得到了整个俄罗斯的敬重，而且让沙皇在愤怒之余，也为他们的勇气而叹服。

100年后，他们曾经起义的那个地方，被更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直到今天。

对于十二月党人来说，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对于俄罗斯来说，十二月党人的历史意义才刚刚出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这是列宁说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

革命尚未成功，俄国仍须努力。

在此后的100年间，俄罗斯走上了一条“落后—改革—再落后—再改革”的循环往复之路。这是一个痛苦的轮回过程，因为每轮回一次，就代表着俄罗斯又吃了一次败仗。之所以不断轮回，是因为改革永远不涉及体制本身，在配备给高铁运行的快速轨道上，奔跑着的，永远是绿皮车，轨道在磨损，现代化在进行着资源的重复浪费。

自上至下的改革行不通，自下至上的变革屡遭镇压。工业革命中，俄国的农奴制彻底败北于资本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有那么一瞬间，被他们超越了的英法国家把自己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欧洲大陆，它刚刚融入这个社会，就被又一次无情地扫地出门。俄国失去了霸权，这是自彼得大帝开始，俄国扩张史上最丢人的事情。

无数历史事实教育我们，丢人这种事情，没有最丢人，只有更丢人。果然，更丢人的事儿就这样找上门来了。

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10月，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惨败画上句号。1856年3月，俄法签订《巴黎和约》，黑海中立化，俄国失去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力，俄国对向黑海扩张的长期努力前功尽弃——各位看官注意了，这是我们在本书最开始提到的俄罗斯最初强大的那一湾碧水。

既然说到克里米亚战争，就需要说几句题外话。

一是这场战争失败了，恼羞成怒的俄国加紧了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说，俄国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要向英法复仇。当英法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俄国趁火打劫，从中国割占了大片领土，攫取了很多特权。比俄国更加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了替罪羔羊。

二是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中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铁甲船和现代的爆炸性的炮弹第一次被使用，英军还使用了线膛枪和蒸汽船。它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壕沟战和静止战，电报首次在战争中被使用，火车首次被用来运送补给和增援。

三是野战医院重要性大大提升。在过去的战争中，大多数士兵不是死于战场交锋中，而是因饥饿、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和野战医院的条件差而死于负伤之后。人们熟悉的一名著名的女护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改善了野战医院的卫生条件，仅此一项改革就大大提高了受伤战士的存活率。战后，南丁格尔在伦敦创办了第一所护士学校。

好了，言归正传。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了，而且是惨败，从来没有过的惨败，丢人都丢到姥姥的姥姥家了，对此俄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直到1861年，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名言有了深刻的领悟，终于痛定思痛，颁布法令，废除了农奴制。被解放了的农奴为工厂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巨额赎金为工业增添了资本来源，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但这终究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一面在大刀阔斧废除农奴制，一面低声下气地向失去利益的贵族、封建主保证说，对于农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棒子，总该给颗甜枣了吧，放心，我一定会尽量保障你们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亚历山大二世的近臣乌鲁耶夫就曾这样表示：“现在我们的原则和思想一如既往：我们立足于维护政权。”到20世纪初，俄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工业总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41%，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依靠出口谷物换取国外工业品的农业国。

就这样，扛着资本主义大旗却依旧服务于专制帝制的改革就像负重行军的伤兵，在接踵而来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重压下步履蹒跚，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这个过程，虽然很感人，虽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缩短了与前面短跑健将美英国家的差距，但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这个伤兵的喘息，为新生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为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彻底的、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准备的空间。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俄罗斯大地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