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大建设，大清洗

第十五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大生产，大建设，大清洗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创立者，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作为苏联的创立者，作为共产国际的创立者，列宁的英年早逝，对苏联共产党、整个苏联，乃至整个共产国际，都是一场大地震。震源在于列宁的遗嘱。

列宁留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对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核心人物都做了评价，很中肯，很实际，也很详尽，除了党内事务，还有个人文章，形式多样，语言丰富，堪称佳作。

但要命的在于，他没有明确地指定接班人，把几个苏共高层领导，有可能接班的候选人的优缺点都说了一遍，但他认为谁是最合适的接班人呢？——没有说！

虽说不是封建时代了，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共同选举产生，或者用一个更为民主的说法，叫做苏联的未来应由苏联人民决定。但他至少要有一个倾向性啊，因为毕竟列宁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全党公认的。1927年，进行列宁大脑研究的福格特提交了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列宁的大脑结构与常人不同，锥体细胞非常发达，细胞之间的连接纤维十分有力，细胞内核也极为坚实和清晰，对比其他天才的大脑，列宁的大脑质地更高，其前额部位的沟回比卢那察尔斯基、米丘林、马雅可夫斯基的沟回都要多。所以，抛开党内影响的问题，就单说聪明程度，列宁也是颇具权威性的，大家对于天才总是佩服的。

况且，这个接班人不能用“是骡子是马”的理由随便拉出来，真拉出来遛风险太大，哪怕是几十年后的俄罗斯联邦，普京的接任是叶利钦推荐的，梅德韦杰夫的接班是普京推荐的。共事多年，手下几个人的斤两领导同志是最清楚的，所以，最高领导的评价很重要不是？

可惜，列宁同志为了避嫌，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这样，被评论的各位就有了尚方宝剑，窝里斗是必然的了。

后列宁时代

主题词：斗争

格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派系：

▲左派

代表人物：列夫·托洛茨基

列宁遗嘱考评：可能是中央委员中个人能力最强的人。

核心观点：必须通过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迅速改变国内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现状。

具体方案：一方面通过高税率和高工业品价格来压缩农业和私营部门；另一方面控制工资、抑制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规划，并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领导这场工业化的共产党“先锋队”必须通过与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作风”作斗争来提高自己。

矛头：斯大林（反对由上级任命他当书记）

支持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右派

代表人物：尼古拉·布哈林

列宁遗嘱考评：受到全党爱戴的同志。

核心观点：国家落后的现实是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

具体方案：要以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消费型模式”来实现工业化。主张引导和教育农民热爱社会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和平的、不流血的，不能动不动就“当当地敲响金属武器”。

矛头：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高压统治

支持者：党内大部

▲反左反右派

代表人物：约瑟夫·斯大林

党内职务：总书记

列宁遗嘱考评：已经成为党的总书记，手中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一直谨慎地使用这些权力。

制衡是领导的艺术，这个艺术不因为是领导一个皮包公司还是领导一个国家而有所不同，就像我们在职场上所遇到的不需要多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乾隆必须一手抓和珅，一手抓纪晓岚；就像康熙早期放任索额图和明珠党争等，是一样一样的。

此时的斯大林，拥有控制党务的权力优势，那么，最高境界的权力斗争艺术——制衡开场了。

制衡第一步：组建一支强大的亲信队伍（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没有亲信，还干个什么啊）。

制衡第二步：联合左派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抗左派领袖（就是挑动窝里斗，这个招数我们曾经比较熟悉）。

制衡第三步：联合右派打压左派（拉一个打一个通常是我们所熟悉的没什么水平的部门经理常干的活儿）。

制衡第四步：自身实力充分壮大后，把右派领导人一棍子打死，罪名是宗派主义，违反党的既定政策在内部搞分裂（怎么看怎么像在说他自己）。

然后，历史就到了1927年12月27日，这一天，苏联召开了第十五届全苏共产党代表大会，斯大林获得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当然，这个过程，也被视为强权政治形成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激情燃烧的岁月

貌似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个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歌里有这么一句：“要生存，先把泪擦干，走过去，前面是个天！”斯大林同志经过智勇大冲关的层层考验，终于走上了苏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岗位。虽说他从列宁在世时就已经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了，但对他的接班毕竟还是存在一定疑义的，因为列宁遗嘱虽没指定接班人，但却很明确地说了斯大林不合适，要在党内得到更高的支持率，在人民心中树立自身的威望，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斯大林同志的三步走战略是这样的。

第一步：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党内，从私人角度，他注意满足党员的名利欲望。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利益和功名是很容易把大家绑到一条贼船上的。

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抓住了广大共产党员希望走一条更加理想化发展道路的心理，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简单化，甚至神圣化的处理，把列宁的著作奉为信条，把任何与列宁主义相抵触的言论都视为离经叛道。

斯大林不厌其烦地强调乐观、希望、信心的作用，经常也是非常善于给大家画大饼、炊饼，乃至馅饼——当然，在西方，这个也可以是比萨。比如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认为苏联不需要靠其他任何国家就可以实现其崇高的社会理想，这种英雄主义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为他吸引了众多粉丝。

第二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公平地说，斯大林接手时的苏联，境况并不容乐观，几乎处于内忧外患、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状态。

首先，西方各国自“一战”的阴影中走出，工业生产总值甚至达到战前的150%，声称已进入“永久繁荣”阶段，这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

其次，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先后与苏联断绝关系，并时刻撸胳膊挽袖子叫嚣着有种咱们比画比画。而在苏联本土，虽然经过新经济政策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人力完成。显然不具备跟这些列强比画一下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是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另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困顿、举步维艰。面对这种状态，斯大林决定高速实现苏联的工业化，以防像当时没有重工业、没有军事工业的中国一样任人蹂躏。且不说他找我们做这个参照物是不是影响咱自己的民族感情，但他必须面对的是，从哪里来解决自己发展的资本问题，斯大林选择的路线是一种集约型、计划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名词——计划经济。

第三步：十年磨一剑。

1929年5月，最高苏维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的苏联地图上闪烁着一千多盏五颜六色的小灯，这代表着一千多项建设工程，也是苏联的一千多个希望，其内容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金融、合作社、文教卫生，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汇集了苏联最出色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智慧，计划四易其稿，三大卷，一千六百多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而细致地规划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生活。斯大林这样描述：“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个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

正如多伦蒂所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绝非仅仅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个体主义向机械化集体主义，从一个需要补贴保护的脆弱工业向最大限度的、最现代化的自给自足的工业，从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封建主义心态向远远超过它的社会主义心态的全面转变。”

我们不用去过多地解释什么是计划经济，因为我们也曾长年生活在其中，大到飞机大炮，小到米面粮油，乃至肥皂内衣，都要经过中央的调控。

大干快干，热火朝天；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十年间，苏联建起了六千多个大企业，建起了飞机，汽车，化学，重型、轻型机械制造部门。

十年间，苏联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计划”和“市场”都是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手段，在当时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大背景下，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独创的“计划”经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于是，西方各国都来取经了。比利时、挪威、英国、德国、美国纷纷采用国家干预的方式，向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伸出了政府宏观调控之手。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都需要不同程度地使用计划手段。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何况一个国家领袖？

所谓大清洗，其实就是一个清除异己、巩固政权、树立绝对权威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比较血腥，杰出代表人物当属当年我国的农民革命家朱元璋同志，他就曾经展开过针对胡惟庸的类似“大清洗”运动。话说朱元璋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都多，除了在他前面倒下的一个个盖世枭雄外，仅胡惟庸一案，前后被牵连诛杀的就达三万多人。这个过程，有时候也会比较艺术，领军人物首推我国的赵匡胤同志，领导艺术那绝对是当仁不让，吃吃饭，喝喝酒，谈谈心，聊聊天，正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毕竟都是一起打过仗、喝过酒、泡过妞的弟兄，彼此留点情面大家脸上都好看。

在斯大林这里，解决这个强权问题，自然是不需要艺术的，因为列宁曾经说过：“斯大林同志是一个粗鲁的人。”

粗鲁的人做事有粗鲁的行事准则，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34年12月1日下午，莫斯科斯莫尔尼宫的走廊就像平常一样，一头连着甲会议室，一头连着乙办公室，但不一样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在这里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成员尼古拉耶夫狭路相逢，勇者是后者，基洛夫被开枪打死。此事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和大处决的运动。

斯大林对此案高度重视，他亲自前往列宁格勒参与调查和审讯，并且宣称此次暗杀是由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所策划，开始了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

1935年2月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格里科·雅戈达被尼古拉·叶若夫接替，同时安德烈·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检察长。斯大林以取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逼供手段迫使他们认罪，最后于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将他们处死。不久后，又以“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指控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将领。

1938年3月，针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斯大林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了布哈林等人。1938年4月，内务部的叶若夫被拉夫连季·贝利亚接替，失势的雅戈达、叶若夫均遭到清洗。1940年，身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苏联特务暗杀。

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三人，苏联元帅中的五人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人。

大清洗活动也涉及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那些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干部，那些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党员也都遭了殃。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里，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

大清洗最终变成了对党、政、军要，对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据一篇比较符合实际的报道称：“苏联除5个元帅中的2名，15个集团军司令中的2名，58个军长中的28名，195个师长中的85名，406个团长中的195名未被逮捕之外，其余人等无一幸免。”被枪决或折磨死的人数在几十万到数百万之间。而别有用心的人诽谤、有野心的人挟私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欺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蒙受不白之冤的大约有1500万人，颇有“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

苏联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党内党外人人自危，直到1940年4月这场运动结束。

“大清洗”后果有三。

其一，精英被摧残，人心压抑。各个领域的精英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

其二，社会主义与专制独裁画了等号。这场运动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对自己的权力可能构成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

其三，祸及军队，国防失守。由于军队内的大批军官、指战员在这次大清洗中被处决，少数幸存者也人人自危，因此作战能力大幅下降，这也是造成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指挥混乱、前线节节败退、大量国土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