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的印记

第十八章　居安思危：苏共二十大的印记

实质上，只要我们还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错误，那么我们就仍然没有摆脱“个人崇拜”。起初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他这位超人和他独有的优秀品质，而现在又把一切罪恶归罪于他那同样超乎寻常，甚至惊人的缺点。不管这样还是那样的评价，我们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真正的问题被回避了，那就是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形成而且确实形成了与民主相背离、与合法性相背离的形态，为什么会与它自己制定的法律相背离，甚至任其发展到蜕化的程度。

——陶里亚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关他的争议，颠覆性地震动了苏联共产党体系，而这场地震所产生的能量以及余震，直接导致了三十多年后，苏联，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分崩离析。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

从国家整体发展来看，这不失为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乃至俄罗斯民族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增加了0.71倍，法国增加了0.54倍。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苏联的欣欣向荣渐渐开始发酵、变质，直至1956年2月14日，偶像坍塌了，梦想破灭了，很多原来无上光荣的东西都被摧毁了。

这一天，是苏共二十大闭幕的日子。

深夜，结束了会议的代表们正准备第二天离开莫斯科，像往常一样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没料想，却被从被窝里叫起来去克里姆林宫，在这里听时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题目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这位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猛烈地抨击了他的前任斯大林，把他说成是残酷的、丧失理性的、嗜杀成性的专制暴君，并指出在30年代党内与军内的肃反运动中和其他时期里，斯大林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犯下了滔天罪行，而且把“二战”初期苏联军事上的毫无准备和溃败都归罪于斯大林和他所鼓励的“个人崇拜”。

讲话共持续了四个小时，在座的都震惊了，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偶像顷刻间幻灭。究其根源，是过去30年间所有人共同做了一个美梦还是噩梦？抑或是此时苏共高层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已经激烈到必须把一个故去之人拉出来作为标的？代表们想不通。

当然，赫鲁晓夫也没容他们细想，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最主要的行动是将党内的“斯大林分子”清除出主席团，把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安插进这一重要机构，就连“二战”时期的元帅朱可夫也失宠了，在1958年3月以退休的形式离开了中央决策机构。赫鲁晓夫最终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这个农民出身、受过有限教育而又白手起家的第一书记，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在政府的其他各个领域中，已经都不再有任何对手了。

这时，已经是1961年。

10月下旬，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召开，此次会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迅速通过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二十年规划。

之后，就是老生常谈了，赫鲁晓夫再次详尽并引经据典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残暴行为，并作出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随后，全苏各地跟着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塑像。

春风得意马蹄疾，通过非斯大林化运动走向巅峰的赫鲁晓夫正快马加鞭向着共产主义作最后的冲刺，但很快，他就马失前蹄了。

第一，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赫鲁晓夫的主张，政府和党组织的改组，以及为弥补特殊的缺陷而发动的闹哄哄的运动，所有这些在解决危机方面都显得越来越无效。他眼睁睁地看着工业增长率急剧下降，不得不从加拿大采购小麦来防止国内饥荒。

第二，在社会管理上，非斯大林化或者更广泛的“自由化”所产生的问题似乎跟它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变得不稳定。

第三，在国际关系上，中苏冲突开始公开化，到1963年，这两个曾经像亲兄弟一样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难以修复的程度；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与美国的生死对决遭到彻底失败。

第四，在党内，新的分裂和问题也开始出现，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极权、专制、独裁，自己却向着新的专制和独裁的道路奋勇前进。

终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的快马跑到了悬崖边，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领导岗位上的10年，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通过批判斯大林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气氛，也就是停止了政治惩罚和专制独裁，苏联开始有可能并且终于走上一条民主的道路。

但，这个代价是惨痛的，这条道路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3月，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下发给各级党团组织，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共产主义集团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了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在苏联国内，秘密报告强化了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增强了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并被反对苏联的西方宣传机构大加利用，从而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估量的伤害。

前途未知的探索——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改革

“二战”时，苏联在与德国法西斯的对决中，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是惨痛的，这种损失，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任何国家都没有遭受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十年的恢复重建，国家的经济力、工业实力和军事威慑力得到了全面恢复甚至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正如我们在第十七章中提到的，重工轻农、重“重”轻“轻”的发展思路给苏联社会埋下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依然是尖锐和迫切的。苏联人民以自我牺牲精神争取到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但他们不能永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现实，要改变这种现实，就必须革新。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不例外。

我们先来看看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

民以食为天，所以首先说说农业方面，从1954年到1958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

解决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就得关心荷包问题了。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改为农产品采购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通过改革，1952年到1964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从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8年2月，党中央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为机器修配站。

在关系到国家发展命脉的工业领域，赫鲁晓夫把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1951－1965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到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长到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长到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长到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 ，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1951—1965年工业产值对比图

在政治生活领域，国家安全机关成员的审判特权被废除，对政治犯的起诉要通过地方党委。这一做法明显的收效在于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且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1958年，赫鲁晓夫将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人数扩大到数百位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将省的党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的机构，它们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

对内，赫鲁晓夫号召解放思想，宣扬文艺自由化。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他本人则致力于平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扩大了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程度。这一切改善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意识的发展。

对外，赫鲁晓夫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他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但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1956年11月18日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赫鲁晓夫事后对此作出解释：“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美，成为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国家元首。

在这些表面的繁荣背后，苏联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垦荒政策带来了生态上的灾难，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这种影响持续到今天。

农业改革造成了大量生产工具的浪费，并打乱了农村的常态生产模式。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了农业机械。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结果使农庄购买了大批机械，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工业改革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

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则最终成为倾覆苏联政权的核弹——当然，这是后话了。表现在当时，这种变革不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而且由于“解冻”的思想解放是不彻底的，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体制并没有得到改变，而其带来的有限改革触动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规划与科学的实验，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

持续膨胀，持续发酵——一切都已经无法掩盖

1964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成员密谋推翻了赫鲁晓夫。它标志着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完结和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开始。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苏共调整了某些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一些草率的改革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正确的改革举措，使苏联在世界上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

但是，这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因袭着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原则错误，并因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而自满自大起来。他们对内维持现状，对外扩张争霸。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也使得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陷于僵化和停滞。

清算与被清算，拍马与被拍马。赫鲁晓夫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斯大林时代，力争抹去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中的痕迹。他虽然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十分欣赏甚至鼓励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在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赫鲁晓夫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鲁莽决策，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其所做的第一件事，则是清算赫鲁晓夫，恢复了斯大林的很多政策和思想，党内的同志们昨天还在猛批斯大林，今天就得拥护斯大林，上次会议还在拍着手对赫鲁晓夫唱赞歌，这次会议就得声讨他的罪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状况下，苏共的党风问题更加严重，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相当一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安于现状、不愿改革、不思进取。在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内私下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也正是这种思想，使苏共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害死人。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内，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后来在回忆中，对苏共日益败坏的党风痛心疾首。他举例说，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不切实际的风气，导致了在苏共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中，对大量反映现实问题的群众来信，几乎都不闻不问，束之高阁。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大力纠正和改变苏共的党风状况，而且还使苏共的党风建设日益遭到破坏。勃列日涅夫本人就非常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的阿谀奉承。在他执政期间，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章的奇特癖好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总共获得包括列宁勋章、苏联英雄勋章等在内的各类勋章达二百多枚。很多勋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死后的送葬队伍中，为他捧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军官竟达44人之多。

特权阶层的共产主义。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位记者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处。

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恶果。苏共内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章第25条进行了修改。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而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1978年到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在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名被更换。到1978年春，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终身任职的老化的领导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既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

腐败，一发而不可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为特权阶层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即可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以下这个名单只是当时震撼全国的几个案件中的几个蛀虫，而他们，也只是整个苏联后期党政腐败的冰山一角：

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

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

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案发后转任粮食食品部副部长的麦杜诺夫；

……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源自官职。一些人认为官职越高，特权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质疑——苏共究竟代表谁？腐败，一直烂下去的腐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的所谓“改革”，成为特权阶层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混乱的改革为特权阶层谋取更多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特权阶层已经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传给后代。此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牟取个人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己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牟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苏共在垮台前不久，曾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

而苏共的高层，皆秉持“要想混得好，紧跟大领导，要想落清闲，有事不上前”的混世最高原则，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党的肌体上迅速蔓延。当苏共由于自身的毒瘤而腐化变质的时候，它自己被人民所唾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苏共党内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盛行。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从而导致了党风状况日益恶化。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时期，苏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而这18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终于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