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不得不说的往事

第二十章　冰火两重天：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不得不说的往事

我们现在很难夸大中苏冲突在历史上的影响，但它确实已经影响到了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更不用说对苏维埃集团本身的影响了。如果不考虑一度似乎是亲密盟友的两大国之间日益激烈争论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完整地分析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核扩散问题、印度民族主义的起源和走向问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等问题。就某些方面而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几个世纪以前基督教的分裂十分相似，也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实践显示了两者在以神学和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运动中，即使只是在手段上和权益性策略考虑上发生分歧，也有可能升级到基本的组织和教义方面的冲突，甚至引发民族冲突，以及从根本上破坏运动的统一。

——布热津斯基

这是两个大国的对手戏，它们分别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一大国和第三大国；它们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它们一个是东方文明的本源，一个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象征；它们之间有着七百年的斗争史，七百年间，战火频仍、贸易不断、往来不绝。

曾经，它们是共产国际中并肩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好兄弟；

曾经，它们是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好伙伴；

曾经，它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 ……

中国和苏联，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

之所以说它复杂，首先在定性上。

从关系层次上说，它包括国与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性质上说，同时包含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

从关系发展上说，一部中苏关系史，酸甜苦辣：从20世纪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中苏关系史纲》曾这样点评：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

中苏关系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它对两个国家整体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上。

想当年，中国人民对苏联老大哥的情义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话说钱学森回国后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指出当时正在作研究的同志操作有误，该同志底气十足地答曰——苏联专家教的，可见苏联专家在中国科研人员的心目中形象那是相当高大。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夺取政权、新中国的建立到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与苏联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中苏关系的走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联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样板，被中国人民尊称为“苏联老大哥”。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也在其国内事务、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战略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的复杂性还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上。

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苏联建国后，正值“一战”结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此时，培养一个大党、缔造一个大国，对苏联来说，是必要的；及至“二战”后，与苏联结盟的华约诸国，实力上都不足以与北约抗衡，而中国则具有足够的潜力，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有其私心在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多年，外交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处理双边、多边国际关系。这既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历史的承继性使然。

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唇齿相依，兄友弟恭的日子

20世纪初，中国在完成推翻封建帝国的历史革命后，内乱不断，战祸频仍，家里边极不安定，外边呢，西方列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内忧外患的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谁都不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咱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最早向苏联求助的，是孙中山。

在非和平年代，最亲密的兄弟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打滚的。中国和苏联也是这样。

孙中山先生曾明确说过，要“以俄为师”，我们前面也摘录过，列宁逝世时，先生在广州追思所写下的悲从中来的挽词。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把国民革命从南到北推进到了中国大多数省份；并且在苏俄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蒋介石继承下来的国民党虽然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国民革命曾经受到苏联鼎力相助，并承继俄式革命的激进思想，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是苏联给中国早期的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支援。这些援助包括军事物资、军事顾问和大量志愿人员，他们直接参与许多重大战役，如台儿庄战役、长沙战役、武汉战役、宜昌战役等的组织和指挥中。

“二战”之后，朝鲜战争是国际关系演变的一条重要分水岭。在此期间，中苏同盟显示出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乃至各个方面的功能。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所面临的军事环境、技术条件的险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仅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例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而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武器装备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万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万人左右。苏联空军总共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中苏联盟在朝鲜战场上所取得的这次胜利，对朝鲜是一次强有力的帮持；对于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对当时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则是一次成功的守门。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了双方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各方面的合作。

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共和中共，在地缘和情缘的双重作用力下，结成了同盟。

由列宁创立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成立不久，中国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他们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在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等进行了几次交谈，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共产国际主张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支持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最终支持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受到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等因素的制约，共产国际在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复兴的同时，其“左”倾理论又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特别是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出现许多重大失误。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1949年12月16日，在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的时候，毛泽东访苏，出席了斯大林的寿宴、晋谒了列宁墓，并于1950年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与斯大林共同出席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约仪式，这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了两国的“蜜月期”。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来华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大力援助中国，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根据当时估计，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强，到1959年中国的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将可能相当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水平。这些援建项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倚重沿海的状态，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的基础。

中苏交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政见不同、看法不同是常有的事，但不会做出今天打了嘴仗明天就绝交这样幼稚的事情来，“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两国两党之间的矛盾，其实由来已久。

第一期（1917—1949）：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解密的档案材料，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精神非常可嘉，我们肯定也很感谢。苏共也因此认为自己是中共的恩人，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在后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其对中共的各项决策干涉颇多，但毕竟由于文化、地缘方面的差异，不论是苏共还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民情了解都是间接的，也是有限的，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其指导往往脱离中国国情，甚至出现很大的偏差。比方说斯大林在1949年提出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在此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中共高层独立自主，果断决策，而不是一味按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也与苏共结下了一些梁子。

苏联专家撤走后的中国工厂一片萧条景象

第二期（1950—1958）：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关系很和谐，晴间多云。其中也有几个不和谐的苗头。一是中共党内关于“一边倒”的争论，尤其是与苏联结盟到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致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二是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和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看法产生分歧，简而言之，就是允不允许偶像破灭的问题。三是边界纠纷。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就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周恩来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后来觉得这块肥肉吃了一半实在不舍得吐出去，就变卦了。还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了出去，还支持新疆闹独立，还要求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第三期（1959—1964）：这是中苏矛盾的明朗期。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在1959年的西藏叛乱中，苏联虽依旧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开始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在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 1960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论战；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专家在中国得不到信任、中方不尊重苏联专家，并使其卷入中苏两党分歧的讨论为借口，单方面从中国召回在华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1390名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带来严重困难，造成巨大损失；1960年中苏边界发生冲突，1962年在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为“社会帝国主义”。

第四期（1965—1988）：1965年，中苏关系正式进入冰冻期。3月23日，苏共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

有关原因、真相和责任

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可谓罕见。所以，有关中苏关系冷热变化、阴晴变幻的过程，自打20世纪60年代起，就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何以短命？中苏分裂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怎样影响各自的对外政策的？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无数个问号一直问了半个世纪。

1991年，苏联解体后，相关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随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也大量解密和开放，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给了我们窥豹的那个管。

观点一：表象——谁是嫡长子？

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主要是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

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关系，双方不仅要在对外战略、国内政策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保持一致。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不符合客观规律，注定是要破裂的。

中苏论战是围绕双方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对方内政的直接干涉。当时苏联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领袖。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是在共产国际中的政治地位和命运的问题。

观点二：本质——兄弟还是父子？

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平等”是第一位的。在中共党内，对于中苏关系症结的解析也主要是围绕这个方面。

1964年11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 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十六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时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时谈道：“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不仅要占领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铁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毛泽东同志曾说：“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观点三：领袖PK领袖

在1997年12月“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上，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中，有一部分人谈到了领袖之间的个人作用对中苏关系破裂产生的影响。这些老同志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

参加“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两国两党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搞得那么紧张，倒不是必然的，而且看来是有可能避免的。中苏关系的破裂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主要原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

一是前面提到的父子党和兄弟党的问题上，毛泽东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革命时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干预中共党内事务；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仍怀疑毛泽东是“铁托”。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曾受到斯大林的冷遇和不平等对待。但是，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把这些委屈和恩恩怨怨都忍下了。但，泥菩萨还有三分香火气呢，何况一国之领袖？

二是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双方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对方的第一把手，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最后导致两国关系进入死胡同。1960年华沙条约首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公然辱骂毛泽东是“老套鞋，应该扔掉”。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国防部长竟对中国代表团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要把毛搞掉。”所有这些都使中苏关系难以挽回。

在《中苏关系史纲》作者沈志华看来，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因为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

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从而导致在各以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对抗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苏联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的威胁，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